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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爱德基金会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都在围绕“社区”开展工作。爱德基金会为何对“社区”如此重视？
丘仲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了社区治理，方能实现上述目标。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大量急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在社区。以前讲“管理”，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紧张的关系。现在讲“治理”，强调的是人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治理”围绕着人展开，人与人形成社区。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帮扶，是补上社会建设‘短板’的重要举措”。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建设的“短板”，具体指的是什么？
丘仲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相较而言，社会建设是滞后的，因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要补上这一块“短板”，首先要想清楚社会建设的目标、手段和机制，目标是和谐社会，手段是社会治理，机制是社区参与。在一个社区中，存在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个部门，社会部门是短板，而社会主张是短板之短板。我们要补社会建设的“短板”，原因在于我们一直不注重“社会”的作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套完整的社区治理体系有哪些要素构成？
丘仲辉：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全面、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都要考虑进去。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一切将无从谈起。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有赖于社工、社区志愿者、社会领袖等要素的出现和发展。只有社会组织增多了，社会建设的主体才能增加，整个“社会”才能发展起来。各种社会组织好比是大自然中的水、光、土壤、空气等要素，这些要素齐备充分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春天”自然会到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爱德基金会的社区建设有哪些特点？
丘仲辉：我们特别强调参与式建设。爱德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做了大量的参与式培训。我们在山西、宁夏、甘肃、贵州的县一级党委进行社区参与式培训。我们觉得“参与”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这样才能保证社区实现真正的治理。我们在解决一个地区的问题，在推动社区发展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采取多元化的策略，这些都有赖于社区参与的实现。在实际工作中，爱德基金会的社区建设一直强调“三个参与”，即群众参与是基础，地方政府和专家协同参与。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据我们了解，爱德基金会之前的社区建设重点主要放在农村，当时具体是怎样做的？
丘仲辉：我们上世纪90年代主要做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围绕社区做综合治理和发展，通过恢复自然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农村社区建设工作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展开的，即解决温饱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保护环境。这两点不能相互排斥，而是要协同发展。比如我们当时在云南沧源做小额贷款项目，就是把它放在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中的，没有把它当列出来，小额贷款是围绕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社区农民的参与，不仅是一般性投入劳动，更重要的是参与到具体项目的决策当中，这样他们才会形成对社区项目的责任感，慢慢地，社区精神就形成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知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爱德基金会一直倡导“环境保护社区机制”。它具体是一套怎样的体系？
丘仲辉：它有政府治理、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三者协同而成，政府通过税收和外部补偿的方式来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市场通过资源私有化等机制完成资源配置;社区作为农村环境保护的组织形式，通过发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作为基础实现三方参与。这里的“参与”具体指的是：通过社区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好的环境保护效益。社区机制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通过社区居民的及时参与，能保证农村环境监督的实效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爱德基金会将社区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城市社区，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爱德基金会是如何做城市社区建设的？
丘仲辉：大约从2000 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关注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建设还在继续，但是囿于海外资源、资金的缩减，规模有所减小。随着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铺开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给城市社区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多矛盾、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将社区建设的重点从农村社区转移到城市社区。
同样是社区建设，我们在农村的项目叫“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在城市我们称之为“社区综合服务项目”。在城市，我们更多地强调服务。爱德基金会现在的城市社区建设以养老服务作为切入点，同时抓好社会组织的培育。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也深入到社区层面。当下，政府最欢迎的是服务型的社会组织，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培育能够服务社区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组织中的社区领袖。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爱德基金会一直是一名“低调的先行者”，前几年，你们就在开始试水“社区基金”，这项工作目前进展如何？
丘仲辉：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在我看来，社区基金就是用取之于一个社区的钱，建立一个基金，然后用之于这个社区。建立一支社区基金，指定项目或不指定项目皆可，但要围绕着提供本社区的服务进行，只要大家愿意捐钱，就可以形成一支常备的基金。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组织、发展和管理，这样才能做到透明度高、参与性强、公信力足。这个过程中，社区居民会被调动起来，在参与中提升做事能力和决策能力。同时，社区志愿者、社区社工、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也会推动各方力量的捐赠，形成合力，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慈善当代发展进程中，社区基金的价值在哪里？
丘仲辉：社区服务的提供和社区的发展，最好的状况就是有一笔钱在社区里，外来的资金也可以进去，但要让本社区的居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策，这就是一个自组织的关系。社区基金是社区的一项基础性配套，它是社区项目的资金供给方。通过社区基金，可以带动一些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服务的提供，打通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合作，从而实现社区综合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爱德基金会来说，围绕社区来做事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试水社区基金是题中之意。现在，社会中的大量问题都沉淀在社区里，这是社区基金发展的一个契机。随着社会的发育，社区基金和社区基金会逐渐在中国呈燎原之势，爱德基金会愿意推动这股潮流的发展。
丘仲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了社区治理，方能实现上述目标。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大量急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在社区。以前讲“管理”，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紧张的关系。现在讲“治理”，强调的是人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治理”围绕着人展开，人与人形成社区。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帮扶，是补上社会建设‘短板’的重要举措”。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建设的“短板”，具体指的是什么？
丘仲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相较而言，社会建设是滞后的，因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要补上这一块“短板”，首先要想清楚社会建设的目标、手段和机制，目标是和谐社会，手段是社会治理，机制是社区参与。在一个社区中，存在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个部门，社会部门是短板，而社会主张是短板之短板。我们要补社会建设的“短板”，原因在于我们一直不注重“社会”的作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套完整的社区治理体系有哪些要素构成？
丘仲辉：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全面、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都要考虑进去。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一切将无从谈起。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有赖于社工、社区志愿者、社会领袖等要素的出现和发展。只有社会组织增多了，社会建设的主体才能增加，整个“社会”才能发展起来。各种社会组织好比是大自然中的水、光、土壤、空气等要素，这些要素齐备充分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春天”自然会到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爱德基金会的社区建设有哪些特点？
丘仲辉：我们特别强调参与式建设。爱德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做了大量的参与式培训。我们在山西、宁夏、甘肃、贵州的县一级党委进行社区参与式培训。我们觉得“参与”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这样才能保证社区实现真正的治理。我们在解决一个地区的问题，在推动社区发展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采取多元化的策略，这些都有赖于社区参与的实现。在实际工作中，爱德基金会的社区建设一直强调“三个参与”，即群众参与是基础，地方政府和专家协同参与。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据我们了解，爱德基金会之前的社区建设重点主要放在农村，当时具体是怎样做的？
丘仲辉：我们上世纪90年代主要做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围绕社区做综合治理和发展，通过恢复自然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农村社区建设工作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展开的，即解决温饱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保护环境。这两点不能相互排斥，而是要协同发展。比如我们当时在云南沧源做小额贷款项目，就是把它放在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中的，没有把它当列出来，小额贷款是围绕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社区农民的参与，不仅是一般性投入劳动，更重要的是参与到具体项目的决策当中，这样他们才会形成对社区项目的责任感，慢慢地，社区精神就形成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知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爱德基金会一直倡导“环境保护社区机制”。它具体是一套怎样的体系？
丘仲辉：它有政府治理、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三者协同而成，政府通过税收和外部补偿的方式来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市场通过资源私有化等机制完成资源配置;社区作为农村环境保护的组织形式，通过发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作为基础实现三方参与。这里的“参与”具体指的是：通过社区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好的环境保护效益。社区机制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通过社区居民的及时参与，能保证农村环境监督的实效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爱德基金会将社区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城市社区，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爱德基金会是如何做城市社区建设的？
丘仲辉：大约从2000 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关注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建设还在继续，但是囿于海外资源、资金的缩减，规模有所减小。随着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铺开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给城市社区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多矛盾、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将社区建设的重点从农村社区转移到城市社区。
同样是社区建设，我们在农村的项目叫“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在城市我们称之为“社区综合服务项目”。在城市，我们更多地强调服务。爱德基金会现在的城市社区建设以养老服务作为切入点，同时抓好社会组织的培育。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也深入到社区层面。当下，政府最欢迎的是服务型的社会组织，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培育能够服务社区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组织中的社区领袖。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爱德基金会一直是一名“低调的先行者”，前几年，你们就在开始试水“社区基金”，这项工作目前进展如何？
丘仲辉：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在我看来，社区基金就是用取之于一个社区的钱，建立一个基金，然后用之于这个社区。建立一支社区基金，指定项目或不指定项目皆可，但要围绕着提供本社区的服务进行，只要大家愿意捐钱，就可以形成一支常备的基金。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组织、发展和管理，这样才能做到透明度高、参与性强、公信力足。这个过程中，社区居民会被调动起来，在参与中提升做事能力和决策能力。同时，社区志愿者、社区社工、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也会推动各方力量的捐赠，形成合力，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慈善当代发展进程中，社区基金的价值在哪里？
丘仲辉：社区服务的提供和社区的发展，最好的状况就是有一笔钱在社区里，外来的资金也可以进去，但要让本社区的居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策，这就是一个自组织的关系。社区基金是社区的一项基础性配套，它是社区项目的资金供给方。通过社区基金，可以带动一些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服务的提供，打通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合作，从而实现社区综合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爱德基金会来说，围绕社区来做事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试水社区基金是题中之意。现在，社会中的大量问题都沉淀在社区里，这是社区基金发展的一个契机。随着社会的发育，社区基金和社区基金会逐渐在中国呈燎原之势，爱德基金会愿意推动这股潮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