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枯柳树下，围了许多人，我好奇地走过去，啊！是她——枯柳。她双眼紧闭，靠在树干上，像睡熟一样，一绺花白的头发垂在微笑的唇边，面容是那样地安祥，似在静侯着亲人。夕阳西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李常友跑来，拨开人群，把她揽在怀中，掰开了她紧握的手，发现一张发黄且烧掉一半的照片。李常友双唇颤动，眼含泪花对大家说：“她不叫枯柳，她叫王翠花，比我小一岁，今年八十一岁。”老人低声诉说着王翠花的经历。
　　那是一九五一年前后，那年她十七岁，与邻村的杨有志相爱。每天晚上，他们都在这棵柳树下约会，有时到天亮才各自回家。这年朝鲜战争爆发，他们二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有志还是决定报名。报名那天，李常友也在其中。翠花见此，高兴地叫道：“常友哥，你也来报名了？”
　　“不行吗？”“太好了！太好了！”翠花两只大眼睛看看常友，又看看有志，红红的脸蛋像绽开的鲜花。翠花跟常友说：“常友哥，到那里你俩千万別分开，有事相互有个照应。”
　　分别的那天晚上，二人又相约在柳树下，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快。月亮挂在西边，谁都无语。有志去抓翠花的手，她像触电似的抽了回去。有志不知是委曲，还是不舍，两行热泪流了下来。“没出息，哭啥？”说着，翠花拭去了有志的眼泪。有志把她拉到了怀里。
　　天亮了，远处传来了锣鼓声。翠花推开了有志，将一张照片送到有志手里说：“俺——俺跟着您！”转身朝远处跑去，隐约听到她的哭声。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朝鲜的战火逐渐退去，一批又一批的援朝战士凯旋归来。这几日，一向开朗活泼的翠花，脸上布满了焦急和不安。白天，除下地干活外，一有空闲，总跑到乡里的迎接站去问：“同志，下批有叫杨有志的吗？”接待站的同志看她着急的样子，便说：“可能有吧！”每次她都带着希望和憧憬回家，忐忑不安地绣着那对鸳鸯枕头，针常常把手刺出血来。
　　一天两天，几个月过去了。翠花的希望渐渐破灭了。她再也坚持不住病倒了。一天，娘跑回家告诉翠花：“常友回来了。”翠花喜出望外，不顾虚弱的身躯，一口气跑到常友家，她呆站在常友的门前，看着常友满脸含笑对大伙讲着英勇杀敌的经过，神情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这时，不知谁喊了声：“翠花！进来。”李常友听到喊翠花，神情凝重起来，他拨开人群向翠花走过去。“翠花，你——”常友声音有些颤抖。“常友哥，他——”
　　常友转过身去，双手捂住了脸。翠花全明白了，身子一软，坐到了地上。常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被战火烧去半边的照片，送到翠花手里说：“这是有志牺牲前让我捎给你的。”常友断断续续地讲着有志牺牲的经过。终于，常友无法再讲下去，他抹了一把泪水说：“他是英雄！”
　　此后，翠花大病一场。病好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是远近有名的拥军模范。她漂亮的脸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十里八村的青年盯着，但她从未正眼看过他们，都被拒之门外。父母为她发愁，要为她找婆家，她跟父母闹翻了脸。岁月蹉跎，父母相继去世，她只得从家中搬出来，一个人住着，以那棵老柳树为伴。
　　后来，李常友看她一个人过得孤苦，常跑过去跟她说说话，有时劝她找个人家，谁知一向友好的她翻了脸。岁月流失，王翠花的名子渐渐被人淡忘。因她住在那棵枯柳树下，人们都叫她枯柳，对于她的历史也很少有人知道。
　　天黑了，王翠花的遗体被安放在古柳树旁的那间茅草屋里，昏暗的灯光模糊了她那慈祥的面容。我思绪万千，不知是崇敬，还是悲哀，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退出屋外，朝黑夜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