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有钱人吗?
　　
　　记者现察：最近有报道称。美国总统选举中，律师是捐款最多的行业。中国律师有钱吗?
　　王工：我还没见过中国的律师上过富豪榜。我就是个穷律师。不会赚钱。我打官司，提前也不会跟人家说多少律师费，他们给我多少就是多少吧。据我所知，中国大概有近12万律师，北京有1万多，不过大部分都比较穷，一年的收入在几万元左右。
　　王才亮：北京律师的平均年收入大概是50万左右。我的收入是超过了的。但据我所知，某些律师的隐形支出是很大的，但是这部分支出并没有被扣除。司法部门老是希望提高GDP中的律师份额。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律师不是支柱产业，只占第三产业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有12万律师，律师的人数也就是总人数的万分之一不到，你的GDP占万分之一也就够了。
　　记者现察：中国律师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为什么还会出现律师到处找案源的状况?
　　王工：案件的数量除了和绝对人口有关，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我国经济不发达，法治水平还需提高，案源自然就少。另外一个原因是律师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现在，中国还有200多个县没有一个律师，北京却有1万多名律师。
　　王才亮：主要是我们国家律师业务的垄断权没有实现。律师没有稳定的业务来源。我们的《律师法》是这样规定的——律师可以承办下列非务。日本的规定则是——下列业务由律师承办。所以就有很多机构抢律师的业务，而在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律师业务的垄断权是通行的做法。
　　记者现察：二位认为什么样的律师是好律师?
　　王工：律师无统一定义，各个国家自有说法。中国律师应该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第一要务。我过去提出过“六唯”，即唯法、唯贤、反唯权力；唯人、唯义、反唯钱。这是我对律师比较基本的要求吧。
　　王才亮：好律师起码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做好事，其次要具备专业知识，第三要有敬业精神。我以前提出过律师“三立”，第一成家立业，律师的生存肯定是第一位的；第二勘拳立言，无疑负有推进社会健康发展之责任；第三行善立德，这是好律师的最高境界。
　　现在很多律师成了非诉讼律师，帮公司做项目，做按揭。我觉得律师应该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平等地位。
　　
　　律师的价值和信仰
　　
　　记者观察：律师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法律公正还是胜诉?
　　王工：当然是追求公正、正义，不宜仅以胜负去判定律师的价值。是否是好律师，在于社会评价、当事人公论，不能以官司输赢为评判标准。张思之从来没胜诉过，却是业界公认的好律师。
　　王才亮：终极价值应该是社会矛盾的解决吧。如果矛盾解决了。能不去法院的就不去，否则会给当事人增加成本。不论败诉胜诉。最重要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法庭上的败诉也不一定是历史上的败诉。
　　记者观察：两位律师败诉过吗?
　　王工：败诉过，不过我接案件的时候。如果一看败诉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会直接告诉当事人最好不要打官司，不浪费当事人的金钱、精力。
　　王才亮：目前我有一半的案子都是败诉的。因为我现在主要搞拆迁案件，很多都涉及到政府行为，就是“民告官”。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这个拆迁案件没有少数地方官员的利益介入，我一般都会赢。后来我到中国律师协会一问其他律师，发现我的胜诉率是最高的，行政案件的胜诉率在我国基本上也就10％左右吧。
　　记者观察：两位律师都比较理想主义?
　　王工：真正热爱法律的人可能都比较理想主义，我也赞成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作为律师，现实中，我要为当事人辩护，就会严抠法律法规条文，维护国家的法制。为了我的法律理想。我会对现在法制建设中的不完善地方提出修改和完善的意见。要立足现实，也要执著于理想。
　　王才亮：我的理想主义是在学法律之前就有的。我们小时候接受的都是学雷锋，一放学就帮农民干活。做一个人不能有奶就是娘吧，那和行尸走肉没区别。现在律师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理想和信仰。这是很可怕的。当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要和现实结合的。
　　记者观察：但是王才亮律师老是做“民告官”的律师，表面上看似乎老和政府作对?
　　王才亮：其实我不是和政府作对，是和少数贪官污吏作对。比如拆迁这个事，一些腐败官员才是与党和政府在作对。
　　
　　律师参政
　　
　　记者观察：在美国律师参政很普遍，而中国的律师在参政的广度和深度上似乎都差得远。律师参政本身应该是具有个人优势的吧?
　　王工：美国实行法治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二者无论从性质还是发展历程上看都不具有可比性。我认为律师应该参政。我把律师划分为两个境界。律师首先应该是法学家，更高一个层次，应该是政治家。
　　王才亮：我觉得律师参政其实是有三个层次的。第一，就是直接参政，包括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前我在江西老家时，当地领导说你去法院当领导吧。我不愿意去，因为我觉得中国有那么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律师去提供帮助。第二，著书立说，从理论上影响政策，影响立法。我现在写了20本书，为的就是这个。第三，就是比较间接的，通过具体案例去影响社会的法制进程，因为律师是最能接触社会矛盾的人，从这个层面来说，所有律师都参政了。
　　记者观察：在我国，律师有法官经历者不少，先当律师后当法官者好像不常见。
　　王工：我国凡法官、检察官或律师，都需要经过统一的司法考试。比起以前已是很大的进步了。中国的法官常见改行当律师，应该取决于个人兴趣吧。
　　记者观察：二位觉得我们国家律师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高不高?对社会的关注其实是体现了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王工：照我的观点，律师应该是公务员特别是法官、检察官的主要来源，在我国，很多法官、检察官通过理论考试就走马上任，不少都缺乏实践经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8位律师。全国政协十届委员中有5位律师，还远远不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应该有律师界别。
　　王才亮：现在有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律师其实是忙于赚钱的律师，而且大部分律师其实是不处于主导地位上。我一直强调律师应该关注社会，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比如我写书，我觉得办好一个案子只能救助一个当事人，但是你要把书出版了你就能帮助很多人，他们看了书，就明白该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了。
　　记者观察：今年两会。政协委员舒安娜提议应该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增加律师界别，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提案?
　　王工：律师是最直接接触社会矛盾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是社会的把脉者之一，如果他们参与进来，可能会谈很多实际问题。
　　王才亮：这个老早就提了。我们一直提倡建设法治国家，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司法人员都不懂法，这个就非常可怕了。你没有法律思维，那你处理事件时怎么依法。我经常给基层负责拆迁的官员讲课。我希望他们都要懂法。如果将来多数人都懂法了，再弄个律师界别就多余了。
　　
　　律师公关
　　
　　记者观察：我看到有个说法：在欧美。律师要认识法律；在中国。律师要认识法官。律师热衷于政府、法官“公关”不太正常吧?
　　王工：不是“不太正常”，是太不正常。公关有贬义、中性和褒义。如果是贬义。当然不可取。当然这和中国律师和法官的地位不平等有一些关系。法官和律师应该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中国现在平等不了。但逐渐平等是个趋势，只有平等了，才能真正有辩护权的实现。
　　王才亮：这个现象其实比较严重了，很多律师乐于当“皮条客”，当(行贿受贿的)中介人。律师和法官拉关系，主要是为了胜诉，这主要是用当事人的钱。还有一些律师用自己的钱和法官拉关系，因为一般法官给当事人介绍的律师，当事人都会接受的。有些年轻律师，他们刚进这个圈子。没名气，只好找法官，然后给法官提成。他们有一个半公开的价码，基层法院法官送多少。中级的送多少。
　　记者观察：王才亮律师现在还是执业律师，谈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
　　王才亮：我想从立法层面谈谈这个问题。主要是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国是条文法，法律规定中，定性的多，定量的少，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法官在法律判决范围内有很大的余地，而且很难抠出毛病，他判哪方胜诉、赔多少钱、关几年，都是合法的。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严密，以致法官的个人权力过大，这就有了权钱交易的机会。
　　记者观察：请你们谈谈媒体和法制建设的关系吧。
　　王工：我现在写了很多文章，我都会找媒体发表，因为对社会的看法只有通过媒体才能得到好的传播。
　　王才亮：我觉得司法腐败中，舆论监督的缺失是很大的因素。如果能够实现司法领域内的舆论监督，那腐败就会少很多。我们国家其实应该真正实施这样的程序，就是案件公开审判是原则，不公开审判是例外，现实中，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