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能够活着回来……”
　　2012年7月6日，即使是在中国民航局举行的表彰大会上作代表发言，24岁的转业军人杜岳峰也显得“心有余悸”。
　　
　　生死16分钟
　　6月29日上午，和往常一样，天津航空GS7554航班机组进行好了航前准备。
　　这是一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ERJ-190客机。机上共有91名乘客，其中少数民族乘客27人，汉族64人。
　　头等舱设有6个座位，坐椅以1 2方式排列，满座；经济舱座位有92个，坐椅以2 2方式排列，共计23排。
　　为这趟航班服务的机组人员共9人，分别为机长邹劲松，副驾驶陈开元、杨海涛，乘务长郭佳，乘务员吕慧、王婉钰、宋佳，安全员杜岳峰、徐洋，其中乘务长和乘务员4人均为女性。
　　12时25分，飞机从和田机场准时起飞，原定于13时55分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劫机了！”起飞仅6分钟，头等舱乘客、新疆粮食局副局长刘会军的这声高喊，打破了机上的平静。不久之前，坐在经济舱第6排至第8排的3名乘客突然站起来，一拄拐青年将金属组合拐杖拧成几截，丢给他的同伙。他们用维语高声呼喊着，直冲驾驶舱门。
　　恰在新疆调研的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胡忠及其夫人等一行7人坐在头等舱和经济舱前几排，第一时间内，他们成为了反暴力劫机的主力。
　　在制止劫机者过程中，胡忠被袭击而受伤。此外，中国法学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增勇和胡忠秘书白涛坐在经济舱第2排，王增勇按住一名劫机者头部，和其他旅客一起将之制服。白涛则从一名劫机者手中成功夺得金属管并反击，由此受轻伤，后来右手前臂被缝5针。劫机者试图抢夺乘警警械刀具时，坐在经济舱第3排的南开大学教师赵甘冲到头等舱，奋力反击，令其抢夺未遂。
　　此时，飞机正在5700米高空，即将进入平飞阶段。机长邹劲松听到客舱里传来尖叫声和嘈杂的打斗声，同时驾驶舱警报信号灯闪亮，警报铃急促响起，显示屏上的红色警报信息显示前客舱门已打开，随后又消失。
　　闪耀着的客舱呼救呼号按钮——按照航前协定的反劫机预案暗号，让邹劲松判断“有人劫机”。他立即启动紧急预案，作出返航决策。
　　副驾驶杨海涛负责通信沟通，他立即向乌鲁木齐机场和和田机场通讯塔台报告，申请紧急返航，并要求机场做好反劫机预案的准备工作。陈开元还监控着客舱情况，随时保卫驾驶舱安全。
　　与此同时，乘务长郭佳则按照机长的反劫机指令，推出餐车，防止劫机者再次攻击驾驶舱门。自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航班，驾驶舱均采取从内锁闭，从外无法打开的设置。
　　撬不开驾驶舱门的劫机者，一边挥舞金属棒对着乘客和设备乱砸，一边摸出“遥控器”式的东西，要求机舱中部的同伙丢火柴和打火机过来。
　　“其间歹徒两次试图点燃疑似爆炸物，我和另外一名乘客迅速扑向劫机者，将火打灭。”郭佳说。
　　郭佳回忆，当时乘务员几乎用哭喊的声音通过广播乞求旅客协助。机舱里，有乘客一句“是男人吗？都上吧”的吼声，唤醒了一些还在犹豫的旅客。
　　墨玉县人民医院医生迪里夏提·艾山从23排C座赶到飞机前舱，在这段不到20米长的通道里，他和其他乘客一起制服了两名劫机者，并把机舱中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转移到了靠后相对安全的地方。
　　事后被录为空警的安全员杜岳峰、徐洋，参与与歹徒的殊死搏斗，杜岳峰被劫机者手中的金属棒重击头部，短暂失去意识，徐洋则和其他共23名乘客搏斗到最后。
　　幸运的是，在这23名乘客中，包括了5名着便装出差的警察：和田地区公安局民警陆茂鹏、图尔洪·如则尼亚孜、买买提艾力·达吾提，和田地区洛浦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艾则孜·麦图荪、洛浦县公安局纳素瓦乡派出所所长穆合塔尔·克热木。
　　“从宣布劫机到返航着陆的过程中，我作为机长，短短的十几分钟，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煎熬。”邹劲松说。
　　12时40分，乘务长报告，6名劫机分子已被制服，并询问何时落地。机组回答：马上落地。12时43分，GS7554航班飞抵机场上空，决定紧急着陆。
　　12时46分，飞机安全着地。荷枪实弹的地面特警亦已在此等候。
　　劫机动机与安防
　　6月29日当晚，新疆警方在初步审查后，对外公布了6名劫机者的身份：木沙·玉素甫、阿巴拜柯热·伊比拉伊木、艾热西地卡力·依明、买买提艾力·玉素甫、亚森·麦麦提、吾麦尔·依明，均为男性，分别来自喀什地区的巴楚、莎车和叶城。
　　7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将上述事件定性为“一起以劫持飞机为手段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称“应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7月4日，嫌疑人木沙·玉素甫用维吾尔语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采访，称行动计划是把飞机劫持到境外参加“伊吉拉特”圣战。
　　所谓“伊吉拉特”，又称“迁徙圣战组织”。该组织成员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处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近年来，新疆对此多次严厉打击，但仍禁而未绝。
　　等待这些劫机嫌犯的将是重刑。根据《刑法》第121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
　　事件本身亦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劫机者所持凶器由拐杖变身而来。警方从和田机场调取的监控录像显示：6月29日11时许，犯罪嫌疑人假装残疾人拄拐杖通过了安检，并将拐杖带上飞机。
　　而许多亲历者回忆中的“疑似爆炸物”和点火装置何来呢？
　　7月6日，民航局公安局局长宋胜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派出联合调查组，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场集团所属和田机场的安全工作做了全面检查，包括在第一时间封查安检站口的所有资料，逐一检查安检流程，没有发现有爆炸物被漏检带上飞机。这是可以肯定的。”
　　宋胜利的这一表态，与数位机组人员及乘客的说法，包括之前的媒体报道有较大出入，但官方未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目前没有发现安检人员存在失职行为。”宋胜利告诉记者。
　　在民航安检的现实情况中，漏洞似乎不可避免地存在。比如一些恐怖势力了解民航的特殊程序并设法突破安全系统，他们在登机之前曾仔细观察过扫描系统，甚至亲身体验过机场的安检。
　　宋胜利介绍，“6·29”事件发生当天，民航局提升了全系统的风险评估等级，包括在空中加派空警和安全员，与机场公安明暗结合以加强巡逻执勤力度。
　　新疆一马当先，辖区各机场全面提升安检级别，旅客除要接受二次安检和脱鞋、解腰带外，还被要求进行一些更为细致的检查内容。
　　中国民用机场空防安全预警响应等级，共为四级，从下往上，依次为：四级(绿色)、三级(黄色)、二级(橙色)、一级（红色）。在新疆之外，全国各地机场也提升了安检级别，甚至有机场还设置了飞往新疆航班的特别安检通道。
　　在机场之外，地处南疆的和田地区一直是恐怖袭击多发地。此次劫机案之后，和田在城乡各地亦加强了昼夜巡逻工作。
　　安检新挑战
　　除了此次“6·29”劫机案，近年来在新疆，民航班机已成为恐怖分子预谋袭击的重点目标。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近几年来，新疆各地机场在安检中，发现了多起违规藏匿或夹带危险物品的案例。
　　最典型的是2011年8月7日，3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扮成拄着拐杖的伤病乘客，试图洗劫当晚23时35分由乌鲁木齐飞往库尔勒的南航CZ6671航班。幸运的是，机场安检人员在他们腿上的石膏中发现了藏匿的砍刀。
　　在随身携带的拐杖中藏匿刀具，乃至在饮水杯里藏匿匕首等行为，这几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各地机场屡有发现；同时还发现有纳米陶瓷刀等新材料制成的危险刀具。
　　此次劫机事件，暴力分子又一次借助了拐杖。对此，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表示，民航部门正准备进行专题研究，对于确有需要的人士的拐杖问题，既要做到方便旅客乘机，又要确保空中安全。
　　此外，各式各样的打火机或引火装置，如皮带扣式、汽车钥匙式、口红式、手机式、奥运火炬式、钢笔式、打火机与刀具一体式，在安检时也被多次查出，还有其他危险品如电击器、防狼喷雾剂、硫磺粉等易燃物。
　　女性利用自身特殊生理条件，夹带危险物品的案例，也不鲜见。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安检人员在喀什机场、和田机场等处，就发现了数起少数民族女性在自己的胸部藏匿刀具、打火机等行为。在“6·29”之后，新疆伊宁等处机场，就有女性安保人员对部分女性乘客胸部采取“手检”等措施。
　　在国际上，自 “9·11”事件之后，各国大大加强了航班的安检措施，在传统的金属探测门基础上，加装被称为“裸体安检仪”的人体扫描仪，以便检测乘客是否在衣服内藏炸弹、刀具、枪支或毒品。
　　另一方面，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势力，也纷纷“研发”出各类新型爆炸物，其中威胁最大的是“人体内置炸弹”——即通过“隆胸”“提臀”等外科手术，在人体植入PENT（季戊四醇四硝酸酯）等高效炸弹。
　　这种犯罪方法，即使是“裸体安检仪”，也难以发现，更多依赖事先的情报线索。关于这种情形，宋胜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他们一直在关注国际上出现的新型作案工具或手段信息。基于安全考虑因素，安保的相关具体细节不能透露。
　　民航局局长李家祥介绍，民航公安局是民航系统里对下发送、传递情报信息最多的一个部门。他亦称，反劫机斗争是全世界均面临的长期任务，一旦有新情况出现，就要着力加强决策的动态变化，要超前防御、超前制订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