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瓷的生产，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但一直到近代诞生“釉下五彩瓷”，成为清廷用瓷之后，才声名鹊起。新中国成立后，醴陵成了“红官窑”，曾专门生产“毛瓷”和“文革瓷”，还远销海外。但进入新世纪后，醴陵瓷受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冲击，其传人相继辞世，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人怕苦不学，正面临人才缺失的威胁……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是罗霄山下一个靠河的小城，湘江支流渌水在这里蜿蜒流过，滋润着这座小城，也为小城沉淀了丰富的瓷土、陶土、耐火泥，使它成为一个生产陶瓷用品的天然场所。
　　小城醴陵的陶瓷生产，始于东汉时期，辖下的新阳乡有着东汉古陶窑群遗址，而宋、元、明时期的古窑遗址更是遍布各地。清末民初，在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努力下，醴陵诞生了“釉下五彩瓷”，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世界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瓷被选为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瓷，俗称“红官窑”。
　　实业救国
　　造就“釉下五彩瓷”

　　说到醴陵瓷，鲜有人能比谢燮瑜更精通，他是醴陵市收藏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对醴陵瓷的收藏和研究年深日久，他还和朋友张皓翔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富钰文化”的釉下五彩瓷厂，以产养藏。
　　和谢燮瑜见面，是在一家名为“陆如轩”的茶馆。茶馆的女主人胡水桃，是谢燮瑜的妻子。夫妻二人，一个爱瓷一个喜茶，于是就开了这家以醴陵瓷为主题的茶馆。在茶馆里，胡水桃演示了她的功夫茶技艺，当澄清的茶汤在细腻晶莹的茶碗内冒出香气，我们的话题也围绕着这些瓷器展开。
　　醴陵瓷历史悠久，东汉时就已经有人在醴陵用土烧制陶器，此后一直到清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醴陵已经是瓷窑遍地。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清朝雍正年间，醴陵生产的瓷器虽然类型丰富，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但大多都是粗瓷，工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高，因此醴陵的名气，很难和景德镇、德化、龙泉这样既具有悠久历史，又出过精美瓷器的名窑相媲美。
　　但事情总有转机。清末民初，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中。出生于湖南凤凰的进士熊希龄，在忧思中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想法。1904年，熊希龄到日本考察，在这个曾经和中国一样饱受帝国主义欺辱的国家，熊希龄看到了实业带来的巨大发展，令他深受震动。回国后，熊希龄又到湖南进行考察，写成《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呈书给湖广总督端方，请求发展醴陵乃至湖南的制瓷工业。端方将这篇文章上呈
　　给了北京，不久，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
　　当时，醴陵瓷由于生产技艺落后，在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又设立“湖南瓷业制造公司”，亲自任公司总经理，对醴陵瓷进行改革和创新。为了提高醴陵瓷的工艺水平，熊希龄大量聘请文化、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优秀技师作为教师，教授制瓷技艺;还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从粗瓷生产到细瓷生产的转型。
　　1906年，瓷业学堂的首批学生毕业，立即投入到瓷厂的生产，学员吴寿祺、傅道会、游先理等人，在书画名师张晓耕、彭筱琴的指导下，创制出5种高火性釉下颜料——草青、海碧、艳墨、赭色和玛瑙红，次年又在传统釉下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出“釉下五彩瓷”。釉下五彩瓷器进贡给慈禧太后，立即以清新雅丽、五彩缤纷的特色获得青睐，慈禧还特赐金牌，让户部每年拨库银一万两给湖南瓷业公司用于生产。从此，醴陵瓷名扬天下。
　　火中取土
　　高温绘就的缤纷色彩
　　
　　
　　醴陵“釉下五彩瓷”创造出来后，凭借优美的外形和优良的品质，迅速成为清政府的官用瓷。民国建立后，熊希龄出任民国总理，醴陵瓷也走出国门，在意大利都朗世博会、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获得多项大奖。
　　醴陵瓷之所以能在国内外都受到追捧，与其严格的生产工序息息相关。据谢燮瑜介绍，醴陵瓷有几十道生产工序，每一道都要严格把关。首先，原料的选取上特别严格，必须用上等的瓷泥做胚，成型前要对瓷泥进行沉淀、滤渣、吸铁等工序，以保证瓷泥不掺杂质。而真正成型，则需要艺人将瓷体打磨得十分轻薄与平滑，其工序全凭艺人们的手感操作，没有十多年制作经验根本不能胜任。
　　从炼泥到拉胚，再到烧制，这些过程，醴陵瓷和其他瓷器大同小异，唯独彩绘这道工序
　　极其特别，装饰工艺和表现手法是其他瓷器所没有的，这也正是“釉下五彩瓷”的独特所在。釉下五彩瓷属于瓷器中的彩瓷绘，是在瓷胎表面加以彩绘的瓷器，主要有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三大类，而釉下五彩瓷正是其中烧制难度最高的釉下彩，采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瓷器，表面光亮、柔和、平滑，显得晶莹透亮、清新素雅，色彩经久不退，更为特别的是，它在绘制颜料上面加釉，从而隔绝了毒性元素。 　　在谢燮瑜的彩瓷厂生产车间，我目睹了醴陵瓷的生产过程：在彩绘车间十来平方米的空间内，正中央是占地巨大的工作台，几个彩绘师或站、或躬、或坐，每人抱着一件瓷器，拿着细笔在白色的瓷胎上勾勒，旁边还有人在已经勾勒好图案的瓷器表面上填颜料。
　　彩绘的过程，分为构图、勾线、汾水、喷釉、烧成5个步骤，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勾线和汾水两个步骤。由于勾线是直接在瓷胎上作画，要求彩绘师具有较高的美术素养，还要根据装饰需要，对线条进行选择或搭配。汾水则是根据需要，在勾好的轮廓线内填上包含水分的彩色颜料，有“平混”、“接色”、“深浅”、“罩色”等多种汾水技法，需要按照瓷器想要达到的效果分别使用。
　　绘制完毕后的瓷件，要在高温下烧制，通常温度要达到1380℃左右才够，而且需要一次烧成，技术上很难把握，成品率不到70%。而一旦烧制成功，出窑的瓷器就会达到“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境界。由于釉下五彩的颜料包含水分，其中一些颜料中还含有黄金等贵重金属，所以瓷器烧制好后看起来色彩润泽，表现出灵动、鲜活、真实的质感。

　　失落的“红官窑”
　　传人离世，无奈的人才断层
　　自从生产出“釉下五彩瓷”，醴陵瓷就带上了浓浓的官方气息，清朝时它因为慈禧的看重和喜爱成为“官瓷”，民国时期，生产出来的瓷器供达官贵人使用，只是后来因连年战争，醴陵瓷受到冲击，到新中国建立时，醴陵瓷几乎消亡。
　　1954年，为了恢复中断快20年的醴陵瓷生产，有关部门经过多次寻访，找到了醴陵瓷硕果仅存的元老——湖南瓷业学堂首届毕业生吴寿祺。吴寿祺此时已年逾古稀，听说是国家的要求后，毅然出山，一边培养五彩瓷的制作人员，一边改进传统工艺，将醴陵瓷的“三烧制”改为“两烧制”，加快了生产流程。同时，湖南陶瓷研究所、醴陵艺术瓷厂先后成立，醴陵瓷的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
　　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醴陵瓷业总公司，醴陵瓷的生产得到扩大，承担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机关烧制瓷器的任务。“文革”时期，醴陵瓷生产出具有“文革”风格的瓷器，内容包括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形成了具有独特时代气息的“文革瓷”，当同时期的其他民间手艺都面临冲击，醴陵瓷却成为了国 内外市场的畅销产品。后来，醴陵承接了为毛泽东秘密设计制作专用瓷的任务，汇集了全国的知名艺术家，生产出了“毛瓷”，成为当时的“红官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醴陵瓷受到巨大冲击，醴陵的几家国有瓷厂相继停产。谢燮瑜回忆说，当时八大国有瓷厂，有的变成了私有然后没落，有的则改变了经营方向，甚至连湖南陶瓷研究所这样的醴陵瓷研究中心，也被一分为三：一份花纸厂，一份私人瓷，还留一份苟延残喘。昔日辉煌无比的“红官窑”，转为民营小作坊，在不甘中泯然，以至于1993年，当邓文科和陈扬龙这样的釉下彩老艺人带着醴陵瓷到日本展览时，日本人爱不释手，却问“醴陵在江西什么地方，离景德镇远不远”等问题，令人哭笑不得。
　　除了逐渐没落的名声，更可怕的是醴陵瓷的人才开始出现断层：老一辈艺人年事已高，已经再也画不动了;年轻一代又害怕贻误前程，更忍受不了清贫，都纷纷改了行。醴陵瓷大师邓文科的亲生儿子邓思纯曾向国家文化部申报，获批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瓷的继承人，但邓思纯却不幸病故;而另一位大师陈扬龙，也在2013 年离世，醴陵瓷再次痛失传人。
　　培养一个合格的彩绘师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还需要其具有很高的美术素养，但没有几个人能忍受得住坐多年的冷板凳。谢燮瑜说：“这几年，醴陵市也做了大量工作，推广、宣传醴陵瓷，比如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红官窑》，举办‘中国美术馆釉下五彩大型展览’，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也开办了陶瓷工艺美术专业大专班和陶瓷工程专业大专班，希望能为醴陵瓷培养出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