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经济变革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转型有力地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嬗变，二者相伴相生，相互建构、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转型为青年价值观嬗变提供了现实基础，促使青年价值观迅速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对社会转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对其进行科学引导和规范，便可以激发价值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力，推动社会转型。
　　青年价值观变迁轨迹“四部曲”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阵痛后的反思与主体的觉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思想的禁锢被打开，一场精神领域内的变革拉开序幕。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一代青年，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
　　1980年5月，一封以“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用沉重、激愤的笔触表达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彷徨，由此《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先后开展了对“潘晓来信”引起的全国范围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唤醒了青年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与此同时，80年代新一辈青年还表露出一种在精神废墟中以更高的姿态站起来的决心。他们急切地希望“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掀起了“读书热”“学习热”“科学热”“成才热”。
　　批判与呼唤是这一代青年核心的精神特征。青年知识分子将自己置于时代立言者的地位，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开始要求人格的平等与尊严，鼓吹人性解放和人的价值。至此，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青年价值取向呈现出二元特征：一方面，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呈现出空前的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一些人在人生方向的把握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思想彷徨。
　　这个时期，“下海”“赚钱”“当老板”“做生意”成为很多人选择的一种主导趋向，“读书热”退去。与此同时，“浮躁病”在一些青年身上开始泛滥，他们忙于追浪，急于求成，注重物质需要，崇尚轻松、潇洒的人生哲学。
　　时代的剧烈变动，多元的离心结构，使得一些人拒绝像父辈一样思考“大而公”的问题。适逢此时，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心理上出现一些躁动。
　　（三）20世纪90年代：理性务实与功利主义并存
　　1991年，上海《青年报》一篇“梅晓”来信引起了一场同80年代初“潘晓”讨论相似而又不同的讨论。他们不再像“潘晓”一样非要给自己寻找精神上的理想性归宿，开始从技术层面为自己寻找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位置。
　　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怀旧”和“归根”倾向值得关注，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被青年所重新认识和确立。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观”“义利观”“信义观”等价值准则被青年所重新肯定、接受；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也重新被青年所确认，“毛泽东热”在青年中悄然升温。
　　20世纪90年代中期，青年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进一步扩大。与80年代中后期对物质、金钱的单一追求相比，这一阶段的青年更趋理性，将精力更多地花在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获得稳定的工作岗位、建立和谐的幸福家庭上。青年主流价值观世俗化、功利化倾向抬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普遍增强。
　　（四）21世纪以来：在冲突、分化中逐步走向整合
　　新世纪，全球化浪潮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文化结构。多元价值观完善了青年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强化了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但也出现了个人主义思潮泛起、物欲膨胀等问题。
　　互联网时代，网络占据青年的主要生存空间。通过网络，他们占有了大量的信息资源，拓展了自我发展的空间，网络文化逐步成为影响当代青年的主流文化。这凸显出广大青年对自由的向往，極大地满足了他们渴望独立、追求个性的迫切需要。
　　21世纪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良好的发展态势，青年对国家的未来和民族复兴充满了信心，一方面他们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吸取参与社会改革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他们更趋于选择自我实现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开始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立中建构适应社会发展和促进自身发展的现代价值观。
　　同谐共振：青年价值观的变迁特征
　　青年价值观的演变与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共振，每一次转变都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
　　首先，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逐步适应性。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青年主动调整思想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青年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得到明显增强，然而，伴随“公司热”“经商热”的兴起，“浮躁病”也在一些青年身上开始泛滥。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青年的价值观由原来激情式的参与转为务实性的参与，由原来一味的反叛对立转为宽容与协调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适应竞争社会，成为青年极为关注的问题。
　　其次，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同步性。改革开放以来，认识改革、参与改革、献身改革是青年中最有认同感、最有凝聚力的口号。广大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捍卫真理与法制”“向新世纪迈进，在实践中成才”“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都是青年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生动写照。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和国家发展新面貌的呈现给青年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注入了充分的养料，他们热爱祖国，关心政治，在行为选择上也从过去的高谈阔论、感性冲动式的忧国忧民转为理性思考、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第三，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同性。“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大讨论开启了青年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的价值批判和反思之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牛仔裤、摇滚乐、痞子文学等时尚文化逐步为青年所认可，受社会分配不公等现象以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一些青年的价值观开始疏离主流文化，呈现世俗化倾向。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音乐、服装、饮食、艺术等文化领域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面对这一文化背景，一些青年更注重对金钱和个人利益的追求。 21世纪，网络新媒体成为青年的宠儿，在对青年思维能力的培养、交往范围的拓展和知识信息资源的获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为青年多元、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分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环境。
　　“波动现象”：青年价值观变迁的规律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青年价值取向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波动周期”。在每一个“波动周期”中，当时青年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演变轨迹都经历了一个“升波”和一个“降波”时段：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7～1983年；第二个“波动周期”是1984～1991年；第三个“波动周期”是1992年至今。
　　自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青年价值取向进入了第三个“波动周期”的升波时段。在经历前两次大的“波动”后，当代青年思想和价值取向在“升波”后日趋平缓。随着改革的平稳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趋于协调增长，避免了上世纪80年代大起大落的态势，这将使第三次“波動周期”的“升波”阶段延续得越来越长，期待最终走出“波动周期”。
　　若对“波动”现象作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青年价值观嬗变的“波动”呈现出如下特点：
　　★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必须联系宏观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从社会存在出发，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分析其变化轨迹。
　　★青年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无外乎两种结果，一种是飞跃和升华，实现青年自身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契合，表现为“波动周期”的“升波”，完成社会主导价值对青年思想、行为的吸纳和塑造；另一种是沉寂和转向，成为下一批青年人生社会思考的素材或产生更大的困惑与偏离，表现为“波动周期”的“降波”，从而有可能使青年价值取向脱离社会主导价值。
　　★无论青年价值取向与社会主导价值观是契合还是疏离，都是伴随社会转型和变革出现的必然结果，都是青年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青年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对于疏离，我们要理智判断，认真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在日益开放的时代，青年价值观发展呈现出极强的异质性，无论是在客观事实上还是主观意愿上，都有一种与主导价值观相分离的趋向和倾向，和过去力争与主导意识形态高度整合的状况已大为不同。
　　★随着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越来越突出，青年所主张和奉行的价值观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青年及其价值观越来越具有中心的地位。因此，对青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