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对于哲学的定义历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哲学作为一门认知科学似乎早已成了共识，那么如果说哲学和政治结合，我们显然可以认为是哲学被应用于政治。而艺术是一般被定义为对人类一切美的思考和创作，这样一来，乍看上去，似乎艺术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这当然也不对，“善辩”是一门语言艺术，如果被应用到政治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中国先秦时期语言辞令的艺术性就往往很大地影响着外交斡旋、谈判的成功率。然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文学家、美术家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的学者的思维和想象空间是很狭隘的。他们的哲学、艺术研究创作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与政治扯上关系。他们孜孜不倦地努力去寻求哲学、艺术与政治的融合和统一的种种可能。这样做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长期下来，中国的哲学和艺术的局限性就成顽疾，难以在脱离政治的情况下生存发展，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翻开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大凡中国的哲学家几乎也都是政治家。孔子是，墨子是，孟子、荀子也不例外，他们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但都同时是当时有影响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命运也许不太理想，但他们都有在政治上一展鸿图的抱负。他们的哲学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无外乎都是些治国方法、出世、修身、养性之类的，而且道德讨论居多。再往后，有汉朝的贾谊，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清末的王国维，都兼具哲学家与政治家的身份。然而，与政治联姻并非是中国古代哲学、哲学家的专利，文学艺术家也不能“自洁”。由楚辞而汉赋而唐诗而宋词而明清小说，无不深深烙上政治的印记，与政治无法分离。
　　楚辞的代表，屈原的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离骚》就是在其仕途不得意的情况下，忧怨而作的。《离骚》通篇借物咏志，反复陈述他的政治信念，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排斥贤能的种种罪行，表现了他对楚国国事的深切忧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汉赋是汉代最流行的一种文体,它几乎垄断了两汉四百年的文坛，然而多是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的三大瑰宝，但是最出名的诗人往往也都是些政治上失意之人，如李白、杜甫、辛弃疾、柳永、苏轼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律。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首诗就表达了一代“诗圣”杜甫远大的政治抱负。明清小说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中国批判文学的高峰，尤以《红楼梦》最受推崇，这本代表中国小说最高峰的作品就讽刺和揭露了封建社会贵族腐朽糜烂生活，反映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操。而“以诗言志”（这里的“志”往往指对仕途的追求），“诗外尚有事在”的文学评判的所谓正统观点一直禁锢着人们的审美标准。自古以来能在诗文歌赋中抒发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文学家，往往比较容易得到世人的肯定和传颂，当然也更容易留名青史。而那些喜欢远离政治或者没有政治抱负的诗人、戏曲家、小说家、书画家、音乐舞蹈家，搞纯粹艺术的学者常常遭受打击，往往被认为是侏儒倡优。例如有才华绝代如柳永者，因无心政治游戏，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很不公道，往往以一句“为人放荡不羁，留连秦楼楚馆”蔑之。而屈原、陆游等却从另一种与政治关连的文学审美标准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
　　笔者这里并不是想对哲学、艺术应用于政治说三道四，而是想要指出中国古代哲学、艺术研究创作的政治局限性，导致哲学、艺术成了政治的工具和附属品。我国古代哲学、艺术难于被突破性地应用于其他领域，因此就显得很单一，很不完整。
　　中国古代，要想发财就要力图捞取一官半职，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机会发财的，商人历来是中国古代政府打压的对象，因此仕途的死亡，意味着成为无产者。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又何谈哲学、艺术的研究创作，为学术而学术呢？所以说，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艺术家往往天生就是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