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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夏老的交往
写下这个题目时，自己觉得有点“僭妄”，有点惶恐：夏衍老先生一生交往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写回忆他的文章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而自己和夏老又没有什么深的交情，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个题目呢？那是因为我最近看书写东西，正好多次涉及夏老，一查，今年10月30日还是夏老的一百一十周年生日呢，屈指算一下，夏老离开我们也已经十五年了，我不免浮想起了他晚年的音容身姿……
有的人，一生中即使只碰见一两次，也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夏老对于我就是这样。本来，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时，是有一次机会上夏老家的。那时是为了筹备在香港的书展，出版社派郝铭鉴兄与我携书赴京，请一些老作家签名（即搞“签名珍藏本”），记得当时我们去了叶圣陶、冰心、朱光潜等老人的府上，但去夏老家那天，好像他不在吧，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没进门见面。此外，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时还远远看到过他，但那不算，我“近距离”接触夏老，也就一共两次（另还通过一回信）。
第一次是1985年11月，郑振铎夫人高君箴老太太逝世，在八宝山殡仪馆一个不大的厅里举行的遗体告别会上。记得那天夏老是所有吊客中年龄最老的老人。只见他非常瘦，似乎弱不禁风，脸色因悲哀而更显苍白，走路颤颤巍巍，边上有人扶着，记得他好像还撑着双杖。此前，我曾听说过夏老在“文革”中惨遭折磨的事，但看到他的腿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夏老年事这样高（比高老太太还大一岁），行动这样艰难，还亲自赶来参加老友夫人的告别仪式，足见夏老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那天，我还看到周扬先生的夫人，她在签名簿上用毛笔先写上“周扬”，然后才写自己的名字“苏灵扬”。那时，周扬已经躺在医院里不能动了，只能由夫人代表他来向老友的夫人告别。我还看到跟在夏老后面的唐弢先生，相比之下他是满脸发红（我想这是因为血压高的病容），也是十分悲戚的样子。茅盾儿子韦韬夫妇也来了，我回去时打地铁的车票也是韦韬先生为我买的。
再次见到夏老，则是三年后的1988年12月19日，那一天是郑振铎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那天我主动当会议工作人员，在会场贵宾入口处做接待。夏老的车来得较迟，所以他好像心里有点急，行走较快。仍是有人在旁搀扶，但我记得他没有用双拐。虽然人还是很瘦，但脸色好看多了，精神抖擞。我上前叫了一声“夏老好”，并报了自己的名字。（我是想报个名字，以后好再去拜访他。）夏老边走边回头，大声地对我说：“噢，我知道你，看过你的文章！”便急匆匆走进了会场。当时我十分感动，有点类似“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拙文，到现在我也仍然不知道。（是我写的《〈懒寻旧梦录〉献疑一则》？还是有关郑振铎的文章？）只感到夏老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如果那天他来得早一点，我是可以与他多谈谈的。
那天开会，来了不少老前辈，如黄镇、周谷城、雷洁琼、赵朴初等，夏老则是第一个讲话。他没有稿子，一上来就大声地说：“这个会，我认为早就应该开了！郑先生为国牺牲，已经三十年了！”整个会场都肃然感受到了夏老的激情。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夏老说到他不止一次地听周恩来同志对他谈起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郑振铎、胡愈之等人写的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信，周恩来认为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可惜夏老的这篇讲话后来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更遗憾的是，大会考虑不周，据说居然没有安排录音。）几个月后，我给夏老写信，希望夏老把会上讲的写成文章，好像还说了希望能把该文借为预定很快出版的拙著《郑振铎论》的代序。夏老亲笔给我回了信，说他现在实在没有时间，已经答应要写的文章就有不少（他还举了例子），所以不好再答应了。夏老虽然没有写这篇文章（他早在郑先生逝世时就写过《痛悼西谛》等两篇文章），但他后来在纪念胡愈之、章锡琛的文章中，都写到了他听周恩来同志多次说过的那句话。
夏老与郑振铎的深厚革命友情
这就是我仅有的与夏老的交往。
夏老与郑振铎的革命友情是非常深厚的。
夏老比郑先生小两岁。据我研究，他们早在1920年代就认识了。1928年，就一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同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夏老很早就是“职业革命家”，郑先生则一直暗中给以帮助。例如，1930年夏老翻译了苏联高尔基的戏剧集，即由郑先生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排校将竣，“一·二八”战事爆发，书稿被毁。）夏老后来在《左联成立前后》中说：“过去我们（按，指左联）作家的作品只能在自己办的或与左翼有关的书商办的杂志上发表……到了‘一·二八’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通过郑振铎同志，连商务印书馆也肯出版左联作家的作品了。”其实，在“一·二八”以前，郑先生就开始帮助左联作家在商务出书了。1935年10月，夏衍与周扬、钱亦石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并与正在长征中的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主动地重建了新的“文委”，重新积极地开展了在上海文艺界的工作。而夏老这时与郑先生建立密切联系，就正是新的“文委”的重要工作之一。
而“夏衍”这个名字，还是那以后在郑先生主编的《文学》月刊上诞生的呢。
夏老虽然早就参加革命文艺工作，但那以前除了发表一些杂文和报告外，还不曾发表过正式的文学创作。1934年秋，上海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军警破坏后，作为“文委”成员的夏老被迫躲藏在一位朋友家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泡》，一直犹豫着没投稿。他想，如果把稿子交给左联的刊物或认识的朋友编的刊物，那肯定会发表的，即使不合格也会照顾“面子”，但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他特地请人重抄了一遍（为了不让自己的笔迹给郑先生及傅东华先生认出来），新署了一个笔名“夏衍”，又特地请人带到杭州后再寄到郑、傅主编的《文学》。结果，《泡》在1936年2月1日的《文学》上发表了。接着，他又将自己创作的剧本《赛金花》也请别人代抄，又署“夏衍”笔名，托人从北平寄到《文学》，又在4月1日出版的该刊上发表了。这样两次一来，夏老就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完全有了信心，而“夏衍”也就在文坛上成名了。夏老后来把这“内幕”向郑先生挑明了，两人曾放怀大笑。
在解散“左联”和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这样的大事上，夏老也是主要与郑先生商量的。当时，夏衍、茅盾、郑振铎三人是最常碰头讨论的。1936年10月2日，鲁迅与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是鲁迅一生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该宣言的发表，是文学界真正团结起来的标志。据夏衍回忆，这个宣言是茅盾和郑振铎起草，冯雪峰定稿的。夏衍在几十年后回顾说：“像我们这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们看来，组织发表这样一个宣言很不容易。……这个宣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艺界第一个大联合、大团结的文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夏衍高度赞扬了郑振铎在促成发表这个宣言中的功劳，认为“在坚持联合、反对分裂这个问题上，他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抗战爆发后，夏衍在上海负责《救亡日报》的工作，郑振铎也是编委。后来，党组织安排夏衍撤到内地，郑振铎则一直坚守在上海。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9月夏衍回到上海，立即会见了郑振铎。夏衍从重庆出发前，领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带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郑振铎等人的《慰问上海文艺界书》，慰问书高度赞扬“八年以来，诸位先生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继而在敌人的直接的屠杀威胁之下不屈不移，备尝辛苦，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崇高的气节，中国人民以诸位为光荣，中国文艺界以诸位为骄傲”。夏衍还带来了“文协”关于《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等文件，该决议委托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三人在上海负责领导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从此他俩又并肩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俩都是全国文联和作协的领导人。1954年，他俩同时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夏老与郑公的友情，就是这样在长期的革命事业中形成的啊！因此，当1958年夏老得知郑先生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突然牺牲时，是异常悲痛的。吴晗就描写过夏老当时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的样子。牺牲同志的骨灰运回北京时，郑先生的骨灰盒是由夏老手捧的；后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时，郑先生的骨灰盒仍由夏老手捧。
谨以此文纪念夏老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并缅怀夏老与郑公的深厚革命友情。
（注：本文写于2010年12月，恰逢夏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肖阿伍
写下这个题目时，自己觉得有点“僭妄”，有点惶恐：夏衍老先生一生交往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写回忆他的文章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而自己和夏老又没有什么深的交情，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个题目呢？那是因为我最近看书写东西，正好多次涉及夏老，一查，今年10月30日还是夏老的一百一十周年生日呢，屈指算一下，夏老离开我们也已经十五年了，我不免浮想起了他晚年的音容身姿……
有的人，一生中即使只碰见一两次，也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夏老对于我就是这样。本来，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时，是有一次机会上夏老家的。那时是为了筹备在香港的书展，出版社派郝铭鉴兄与我携书赴京，请一些老作家签名（即搞“签名珍藏本”），记得当时我们去了叶圣陶、冰心、朱光潜等老人的府上，但去夏老家那天，好像他不在吧，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没进门见面。此外，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时还远远看到过他，但那不算，我“近距离”接触夏老，也就一共两次（另还通过一回信）。
第一次是1985年11月，郑振铎夫人高君箴老太太逝世，在八宝山殡仪馆一个不大的厅里举行的遗体告别会上。记得那天夏老是所有吊客中年龄最老的老人。只见他非常瘦，似乎弱不禁风，脸色因悲哀而更显苍白，走路颤颤巍巍，边上有人扶着，记得他好像还撑着双杖。此前，我曾听说过夏老在“文革”中惨遭折磨的事，但看到他的腿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夏老年事这样高（比高老太太还大一岁），行动这样艰难，还亲自赶来参加老友夫人的告别仪式，足见夏老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那天，我还看到周扬先生的夫人，她在签名簿上用毛笔先写上“周扬”，然后才写自己的名字“苏灵扬”。那时，周扬已经躺在医院里不能动了，只能由夫人代表他来向老友的夫人告别。我还看到跟在夏老后面的唐弢先生，相比之下他是满脸发红（我想这是因为血压高的病容），也是十分悲戚的样子。茅盾儿子韦韬夫妇也来了，我回去时打地铁的车票也是韦韬先生为我买的。
再次见到夏老，则是三年后的1988年12月19日，那一天是郑振铎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那天我主动当会议工作人员，在会场贵宾入口处做接待。夏老的车来得较迟，所以他好像心里有点急，行走较快。仍是有人在旁搀扶，但我记得他没有用双拐。虽然人还是很瘦，但脸色好看多了，精神抖擞。我上前叫了一声“夏老好”，并报了自己的名字。（我是想报个名字，以后好再去拜访他。）夏老边走边回头，大声地对我说：“噢，我知道你，看过你的文章！”便急匆匆走进了会场。当时我十分感动，有点类似“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拙文，到现在我也仍然不知道。（是我写的《〈懒寻旧梦录〉献疑一则》？还是有关郑振铎的文章？）只感到夏老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如果那天他来得早一点，我是可以与他多谈谈的。
那天开会，来了不少老前辈，如黄镇、周谷城、雷洁琼、赵朴初等，夏老则是第一个讲话。他没有稿子，一上来就大声地说：“这个会，我认为早就应该开了！郑先生为国牺牲，已经三十年了！”整个会场都肃然感受到了夏老的激情。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夏老说到他不止一次地听周恩来同志对他谈起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郑振铎、胡愈之等人写的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信，周恩来认为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可惜夏老的这篇讲话后来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更遗憾的是，大会考虑不周，据说居然没有安排录音。）几个月后，我给夏老写信，希望夏老把会上讲的写成文章，好像还说了希望能把该文借为预定很快出版的拙著《郑振铎论》的代序。夏老亲笔给我回了信，说他现在实在没有时间，已经答应要写的文章就有不少（他还举了例子），所以不好再答应了。夏老虽然没有写这篇文章（他早在郑先生逝世时就写过《痛悼西谛》等两篇文章），但他后来在纪念胡愈之、章锡琛的文章中，都写到了他听周恩来同志多次说过的那句话。
夏老与郑振铎的深厚革命友情
这就是我仅有的与夏老的交往。
夏老与郑振铎的革命友情是非常深厚的。
夏老比郑先生小两岁。据我研究，他们早在1920年代就认识了。1928年，就一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同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夏老很早就是“职业革命家”，郑先生则一直暗中给以帮助。例如，1930年夏老翻译了苏联高尔基的戏剧集，即由郑先生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排校将竣，“一·二八”战事爆发，书稿被毁。）夏老后来在《左联成立前后》中说：“过去我们（按，指左联）作家的作品只能在自己办的或与左翼有关的书商办的杂志上发表……到了‘一·二八’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通过郑振铎同志，连商务印书馆也肯出版左联作家的作品了。”其实，在“一·二八”以前，郑先生就开始帮助左联作家在商务出书了。1935年10月，夏衍与周扬、钱亦石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并与正在长征中的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主动地重建了新的“文委”，重新积极地开展了在上海文艺界的工作。而夏老这时与郑先生建立密切联系，就正是新的“文委”的重要工作之一。
而“夏衍”这个名字，还是那以后在郑先生主编的《文学》月刊上诞生的呢。
夏老虽然早就参加革命文艺工作，但那以前除了发表一些杂文和报告外，还不曾发表过正式的文学创作。1934年秋，上海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军警破坏后，作为“文委”成员的夏老被迫躲藏在一位朋友家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泡》，一直犹豫着没投稿。他想，如果把稿子交给左联的刊物或认识的朋友编的刊物，那肯定会发表的，即使不合格也会照顾“面子”，但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他特地请人重抄了一遍（为了不让自己的笔迹给郑先生及傅东华先生认出来），新署了一个笔名“夏衍”，又特地请人带到杭州后再寄到郑、傅主编的《文学》。结果，《泡》在1936年2月1日的《文学》上发表了。接着，他又将自己创作的剧本《赛金花》也请别人代抄，又署“夏衍”笔名，托人从北平寄到《文学》，又在4月1日出版的该刊上发表了。这样两次一来，夏老就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完全有了信心，而“夏衍”也就在文坛上成名了。夏老后来把这“内幕”向郑先生挑明了，两人曾放怀大笑。
在解散“左联”和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这样的大事上，夏老也是主要与郑先生商量的。当时，夏衍、茅盾、郑振铎三人是最常碰头讨论的。1936年10月2日，鲁迅与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是鲁迅一生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该宣言的发表，是文学界真正团结起来的标志。据夏衍回忆，这个宣言是茅盾和郑振铎起草，冯雪峰定稿的。夏衍在几十年后回顾说：“像我们这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们看来，组织发表这样一个宣言很不容易。……这个宣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艺界第一个大联合、大团结的文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夏衍高度赞扬了郑振铎在促成发表这个宣言中的功劳，认为“在坚持联合、反对分裂这个问题上，他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抗战爆发后，夏衍在上海负责《救亡日报》的工作，郑振铎也是编委。后来，党组织安排夏衍撤到内地，郑振铎则一直坚守在上海。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9月夏衍回到上海，立即会见了郑振铎。夏衍从重庆出发前，领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带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郑振铎等人的《慰问上海文艺界书》，慰问书高度赞扬“八年以来，诸位先生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继而在敌人的直接的屠杀威胁之下不屈不移，备尝辛苦，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崇高的气节，中国人民以诸位为光荣，中国文艺界以诸位为骄傲”。夏衍还带来了“文协”关于《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等文件，该决议委托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三人在上海负责领导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从此他俩又并肩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俩都是全国文联和作协的领导人。1954年，他俩同时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夏老与郑公的友情，就是这样在长期的革命事业中形成的啊！因此，当1958年夏老得知郑先生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突然牺牲时，是异常悲痛的。吴晗就描写过夏老当时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的样子。牺牲同志的骨灰运回北京时，郑先生的骨灰盒是由夏老手捧的；后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时，郑先生的骨灰盒仍由夏老手捧。
谨以此文纪念夏老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并缅怀夏老与郑公的深厚革命友情。
（注：本文写于2010年12月，恰逢夏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