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从马克思的人性观点出发，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白嘉轩处理“两件家丑”及对待两位失贞女性的态度与方式。白嘉轩的“丑”是儒家信仰与命运遭际的冲突，是儒家信条本身逻辑的自身悖论，是生存策略和规范恪守的权变，也反衬出作为道义的载体之肉身，在命运和时代的碾压下的那份高贵的沉重。
关键词：白嘉轩 家丑 儒家信仰 生存欲望 社会人
学界对《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研究颇多，不过，绝大多数是从其作为儒家君子的正面形象角度展开的，而对其负面性的探讨，不仅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其封建性糟粕方面。而本文将要深入讨论的，主要并非白嘉轩作为封建卫道士的糟粕，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私。
一.两种家丑，殊途同归中的悖论与权变
白嘉轩的一生跌宕起伏，饱经沧桑，早年娶妻六娶六亡，后来儿子堕落，女儿牺牲，历经匪患、战乱、大疫，也亲自处理过令自己颇为尴尬或痛苦的家丑。第一件家丑为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和黑娃的妻子田小娥通奸。第二件家丑为儿子借种生子。白嘉轩的三儿子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于是白嘉轩与其母白赵氏联手，支开白孝义，让天真活泼、老实巴交、未经男女之事的兔娃与三儿媳妇行男女之事，借兔娃的种怀孕生子。
在这两件家丑中，田小娥与白孝义的媳妇她们同是失贞的妻子，但白嘉轩对待她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白嘉轩对田小娥是恨之入骨，先是因小娥和黑娃不符宗族礼教成亲，后是因儿子白孝文与她苟合，使白家颜面尽失。因此，白嘉轩不让田小娥进祠堂，还曾狠狠毒打了一顿。但是对白孝义的妻子，白嘉轩不仅纵容其失贞，而且是作为第一帮手，亲自筹划，将兔娃骗上她的床。一方面是媳妇失节事大，同时儒家也注重程序正义，所谓的“取之有道”；另一方面百善孝为先，但儿子先天不足，无后不孝。当儒家贞洁观和孝亲观发生悖论时，在生存欲望和不幸命运的压迫下，白嘉轩只能暂时摈弃“取之有道”，用非常的手段以维护家族的繁衍。家丑虽然荒谬背理，不能谓外人所道，正如白嘉轩所说的：“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1]，故其行为，可视为是两害相权下的无奈抉择。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对待家丑，要尽量避免他人知道，以免丢了面子，落人话柄，被他人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那白嘉轩为什么不把事情压下来，而是选择公开在祠堂里惩罚白孝文，大义行刑，按族规抽打，家丑外扬，人尽皆知呢？
首先，白秉德死后，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管理族里事务，监督族人沿着伦理道德的框框生活，他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有形和无形的至高的权力。说其有形，是祠堂内他是众人拥戴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权威的监督者；说其无形，他能让族中乡民产生一种不怒而威的畏惧感，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与感召力。其次，鹿子霖设局让田小娥故意勾引白孝文，而白嘉轩又是在鹿子霖的暗示下目睹白孝文和田小娥的苟且之事。如果嘉轩此刻选择隐藏家丑，并稍加袒护的话，那么白家将面临长工媳妇失贞、儿子失德、家长失教的全面信任危机，白嘉轩作为族长的道德威严将轰然倒塌，彻底失去乡里教化的话语权。因此，对儿子施以酷刑，一则促其悬崖勒马，二则当众处罚，以儆效尤，以血淋淋的惨烈挽回儒家道义的些许威严，以尽量维持儒家的公序良俗。所以，此举是在白嘉轩深陷鹿子霖阴险困局中一种最佳选择。祠堂中立下的乡约，是他整顿村庄的依据，“宗族对族人的诫约，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国家、宗族、家庭、亲友的态度，职业、婚姻、信仰的选择社交和娱乐生活等”[1]，在祠堂行刑使惩戒成为一种仪式性行为，而赋予了更多修身、齐家、治村的纲纪伦常的社会意义。
从表象上看，白嘉轩对两件家丑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又是殊途同归：扬家丑是为维持儒家的公序良俗，隐家丑是为了维持儒家有后为大。两者都出于统一的伦理信仰，也是在悲苦命运和人性险恶重压下的生存权变与道义担当。
二.两种负面，自丑与他恶冲突中的高下分野
除了家丑，白嘉轩也有“己丑”。例如换地之事——白嘉轩无意中发现鹿子霖家的一块地出现了吉祥的白鹿，认为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自导自演了一场戏，还不惜用自己天字号水田地与鹿家的人字号地对换，把那块风水宝地化为己有，把他父亲坟迁到这块有神圣迹象的土地上，从此白家可以說是换了风水，开枝散叶，兴旺发达。讽刺的是，白嘉轩还觉得他的儿子能当上了县长是因为自己诓骗换来的那块风水宝地起了作用，殊不知其实是白孝文自己早已熟悉了官场的门门道道，自有一套做官的手腕。
有人认为这事体现了白嘉轩自私贪婪的“丑陋”一面。但笔者认为，白嘉轩采用自愿交易的方式换得了鹿家的宝地，这仅仅是一种注重保守“商业情报”的牟利行为，白也并没有义务告知对方自己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偶然发现。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生存竞争非常激烈，如果要求嘉轩必须告知对方某块田地的所有优点，然后才去与对方商洽交易时，那这样的白嘉轩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更遑论发家兴业、成为财丁兴旺的一方鼎盛大族。从马克思人性观的角度视之，人性是自我的，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的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选择利己还是利他是出于人自我的需要，是取决于人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和道德高下。白的这种所谓的巧取田地之“丑”，而并非强买强卖或乘人之危的豪夺，而是遵循社会准则前提下，精明的自利。他的算计，也不同于小说中黄老五舔碗的吝啬，他要的是富足和体面，而且要通过身体力行对他的儿子们进行教育：“要把日子过浑全，就要里外两面算账”。在对待家丑上也是，即便是把兔娃骗上自己儿媳的床上之后，白嘉轩在选择利己的同时，把损人可能程度降到最低或对被损的对象尽量补偿：他借机为兔娃寻得一房女人，并分给兔娃一块地，让他单立门户，不再在白家出入。这里有善后工作中利人也利己：避免兔娃继续和白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惹出事端。这里体现了儒家一以贯之的“恕道”，己欲达尔达人。在待人方面，白嘉轩对待家中的长工鹿三，俩人虽是主仆关系却亲如兄弟；在教育方面，白嘉轩他对自己的孩子们严于管教，也修建学堂，让原上的农家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白嘉轩利己的同时不忘利他，曾救济过鹿姓小伙、李家寡妇，与鹿子霖卑劣的纯粹利己主义立见高下。 鹿子霖作为白嘉轩的对手，与白嘉轩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鹿处处和白家明争暗斗，暗地里做了许多卑鄙龌龊的事。他视女人如泄欲的工具、人际斗争的工具，如一步步引诱田小娥与其私通，后又唆使田小娥勾引白孝文，又引导白嘉轩把白孝文和田小娥抓奸在床，在白嘉轩气晕时“恰巧”出现并送白嘉轩回家，一步步将这场足以践踏白嘉轩脸面的好戏上演；在白孝文困难之时假装好心收购了他的地产和房产，后兴师动众地雇人前去白家拆房，削白嘉轩的脸面。鹿子霖虽也受到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但其传统农民意识、市俗化、市井化气息更为浓重，他的贪婪、奸诈、势利使他的形象更具流氓色彩和卑琐意识。鹿子霖的丑恶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政治性的色彩，但归根结底是人性扭曲的产物，是美好人性的泯灭和丧失。鹿子霖同白嘉轩一般，一生都在追寻、奋斗，为了家族的壮大而努力；但鹿子霖的奋斗是建立在完全自己的贪欲之上，通过对他人进行剥削、打压甚至毁灭，以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鹿子霖这种追求方式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利于人类自由的实现，束缚了他人和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三.结语
白嘉轩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者，是宗法伦理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传统礼教扭曲的受害者，拥有着精华和糟粕的矛盾两面。除去白嘉轩的种种外衣，他先而为人，既然为人，必然有其需要，有其私欲，而其需要引发其本我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在关乎自己的利益面前，白嘉轩没有任何私念，那反而不像一个正常鲜活的人物，而像一个误入凡尘的圣人，又像一个涉世未深的稚童呆子，多多少少会使人物形象失真，所以陈忠实先生对白嘉轩的人物处理是十分得当的，他使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白嘉轩的“丑”是儒家信仰与命运遭际的冲突产物，也是儒家信条本身逻辑的自身悖论，是生存策略和规范恪守的权变。历经战乱、瘟疫、匪患、丧妻、丧女等等不幸，小说中白嘉轩直硬的腰杆依然挺立，但最后是在土匪的重击之下终于微驼佝偻，这也反衬出作为道义的载体之肉身，在命运和时代的碾压下的那份倔强坚持、无奈权变以及高贵的沉重。
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2]，如何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发扬人性善的光辉，自古以来没有定论，但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此番言语值得我们践行：“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3]。
参考文献
[1]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介绍：彭舒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汉语言文学（师范）学生）
关键词：白嘉轩 家丑 儒家信仰 生存欲望 社会人
学界对《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研究颇多，不过，绝大多数是从其作为儒家君子的正面形象角度展开的，而对其负面性的探讨，不仅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其封建性糟粕方面。而本文将要深入讨论的，主要并非白嘉轩作为封建卫道士的糟粕，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私。
一.两种家丑，殊途同归中的悖论与权变
白嘉轩的一生跌宕起伏，饱经沧桑，早年娶妻六娶六亡，后来儿子堕落，女儿牺牲，历经匪患、战乱、大疫，也亲自处理过令自己颇为尴尬或痛苦的家丑。第一件家丑为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和黑娃的妻子田小娥通奸。第二件家丑为儿子借种生子。白嘉轩的三儿子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于是白嘉轩与其母白赵氏联手，支开白孝义，让天真活泼、老实巴交、未经男女之事的兔娃与三儿媳妇行男女之事，借兔娃的种怀孕生子。
在这两件家丑中，田小娥与白孝义的媳妇她们同是失贞的妻子，但白嘉轩对待她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白嘉轩对田小娥是恨之入骨，先是因小娥和黑娃不符宗族礼教成亲，后是因儿子白孝文与她苟合，使白家颜面尽失。因此，白嘉轩不让田小娥进祠堂，还曾狠狠毒打了一顿。但是对白孝义的妻子，白嘉轩不仅纵容其失贞，而且是作为第一帮手，亲自筹划，将兔娃骗上她的床。一方面是媳妇失节事大，同时儒家也注重程序正义，所谓的“取之有道”；另一方面百善孝为先，但儿子先天不足，无后不孝。当儒家贞洁观和孝亲观发生悖论时，在生存欲望和不幸命运的压迫下，白嘉轩只能暂时摈弃“取之有道”，用非常的手段以维护家族的繁衍。家丑虽然荒谬背理，不能谓外人所道，正如白嘉轩所说的：“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1]，故其行为，可视为是两害相权下的无奈抉择。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对待家丑，要尽量避免他人知道，以免丢了面子，落人话柄，被他人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那白嘉轩为什么不把事情压下来，而是选择公开在祠堂里惩罚白孝文，大义行刑，按族规抽打，家丑外扬，人尽皆知呢？
首先，白秉德死后，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管理族里事务，监督族人沿着伦理道德的框框生活，他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有形和无形的至高的权力。说其有形，是祠堂内他是众人拥戴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权威的监督者；说其无形，他能让族中乡民产生一种不怒而威的畏惧感，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与感召力。其次，鹿子霖设局让田小娥故意勾引白孝文，而白嘉轩又是在鹿子霖的暗示下目睹白孝文和田小娥的苟且之事。如果嘉轩此刻选择隐藏家丑，并稍加袒护的话，那么白家将面临长工媳妇失贞、儿子失德、家长失教的全面信任危机，白嘉轩作为族长的道德威严将轰然倒塌，彻底失去乡里教化的话语权。因此，对儿子施以酷刑，一则促其悬崖勒马，二则当众处罚，以儆效尤，以血淋淋的惨烈挽回儒家道义的些许威严，以尽量维持儒家的公序良俗。所以，此举是在白嘉轩深陷鹿子霖阴险困局中一种最佳选择。祠堂中立下的乡约，是他整顿村庄的依据，“宗族对族人的诫约，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国家、宗族、家庭、亲友的态度，职业、婚姻、信仰的选择社交和娱乐生活等”[1]，在祠堂行刑使惩戒成为一种仪式性行为，而赋予了更多修身、齐家、治村的纲纪伦常的社会意义。
从表象上看，白嘉轩对两件家丑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又是殊途同归：扬家丑是为维持儒家的公序良俗，隐家丑是为了维持儒家有后为大。两者都出于统一的伦理信仰，也是在悲苦命运和人性险恶重压下的生存权变与道义担当。
二.两种负面，自丑与他恶冲突中的高下分野
除了家丑，白嘉轩也有“己丑”。例如换地之事——白嘉轩无意中发现鹿子霖家的一块地出现了吉祥的白鹿，认为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自导自演了一场戏，还不惜用自己天字号水田地与鹿家的人字号地对换，把那块风水宝地化为己有，把他父亲坟迁到这块有神圣迹象的土地上，从此白家可以說是换了风水，开枝散叶，兴旺发达。讽刺的是，白嘉轩还觉得他的儿子能当上了县长是因为自己诓骗换来的那块风水宝地起了作用，殊不知其实是白孝文自己早已熟悉了官场的门门道道，自有一套做官的手腕。
有人认为这事体现了白嘉轩自私贪婪的“丑陋”一面。但笔者认为，白嘉轩采用自愿交易的方式换得了鹿家的宝地，这仅仅是一种注重保守“商业情报”的牟利行为，白也并没有义务告知对方自己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偶然发现。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生存竞争非常激烈，如果要求嘉轩必须告知对方某块田地的所有优点，然后才去与对方商洽交易时，那这样的白嘉轩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更遑论发家兴业、成为财丁兴旺的一方鼎盛大族。从马克思人性观的角度视之，人性是自我的，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的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选择利己还是利他是出于人自我的需要，是取决于人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和道德高下。白的这种所谓的巧取田地之“丑”，而并非强买强卖或乘人之危的豪夺，而是遵循社会准则前提下，精明的自利。他的算计，也不同于小说中黄老五舔碗的吝啬，他要的是富足和体面，而且要通过身体力行对他的儿子们进行教育：“要把日子过浑全，就要里外两面算账”。在对待家丑上也是，即便是把兔娃骗上自己儿媳的床上之后，白嘉轩在选择利己的同时，把损人可能程度降到最低或对被损的对象尽量补偿：他借机为兔娃寻得一房女人，并分给兔娃一块地，让他单立门户，不再在白家出入。这里有善后工作中利人也利己：避免兔娃继续和白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惹出事端。这里体现了儒家一以贯之的“恕道”，己欲达尔达人。在待人方面，白嘉轩对待家中的长工鹿三，俩人虽是主仆关系却亲如兄弟；在教育方面，白嘉轩他对自己的孩子们严于管教，也修建学堂，让原上的农家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白嘉轩利己的同时不忘利他，曾救济过鹿姓小伙、李家寡妇，与鹿子霖卑劣的纯粹利己主义立见高下。 鹿子霖作为白嘉轩的对手，与白嘉轩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鹿处处和白家明争暗斗，暗地里做了许多卑鄙龌龊的事。他视女人如泄欲的工具、人际斗争的工具，如一步步引诱田小娥与其私通，后又唆使田小娥勾引白孝文，又引导白嘉轩把白孝文和田小娥抓奸在床，在白嘉轩气晕时“恰巧”出现并送白嘉轩回家，一步步将这场足以践踏白嘉轩脸面的好戏上演；在白孝文困难之时假装好心收购了他的地产和房产，后兴师动众地雇人前去白家拆房，削白嘉轩的脸面。鹿子霖虽也受到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但其传统农民意识、市俗化、市井化气息更为浓重，他的贪婪、奸诈、势利使他的形象更具流氓色彩和卑琐意识。鹿子霖的丑恶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政治性的色彩，但归根结底是人性扭曲的产物，是美好人性的泯灭和丧失。鹿子霖同白嘉轩一般，一生都在追寻、奋斗，为了家族的壮大而努力；但鹿子霖的奋斗是建立在完全自己的贪欲之上，通过对他人进行剥削、打压甚至毁灭，以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鹿子霖这种追求方式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利于人类自由的实现，束缚了他人和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三.结语
白嘉轩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者，是宗法伦理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传统礼教扭曲的受害者，拥有着精华和糟粕的矛盾两面。除去白嘉轩的种种外衣，他先而为人，既然为人，必然有其需要，有其私欲，而其需要引发其本我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在关乎自己的利益面前，白嘉轩没有任何私念，那反而不像一个正常鲜活的人物，而像一个误入凡尘的圣人，又像一个涉世未深的稚童呆子，多多少少会使人物形象失真，所以陈忠实先生对白嘉轩的人物处理是十分得当的，他使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白嘉轩的“丑”是儒家信仰与命运遭际的冲突产物，也是儒家信条本身逻辑的自身悖论，是生存策略和规范恪守的权变。历经战乱、瘟疫、匪患、丧妻、丧女等等不幸，小说中白嘉轩直硬的腰杆依然挺立，但最后是在土匪的重击之下终于微驼佝偻，这也反衬出作为道义的载体之肉身，在命运和时代的碾压下的那份倔强坚持、无奈权变以及高贵的沉重。
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2]，如何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发扬人性善的光辉，自古以来没有定论，但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此番言语值得我们践行：“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3]。
参考文献
[1]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介绍：彭舒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汉语言文学（师范）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