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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的技术赋权构建了个体讨论的公共领域，却也导致了公众舆论的频频“偏向”。舆论失焦已成后真相时代一大特征，引发的负面效应更不容忽视。以2020年12月被确诊新冠肺炎的成都女孩的相关舆论为分析对象，借助弱传播视角对此次网络舆论的失焦机制、由此衍生的网络暴力与用户隐私问题展开探讨，并结合该事件舆论的演变，提出了应对舆论失焦的三个方法论。
关键词 舆论失焦；弱传播；成都确诊女孩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3-0011-03
互联网的数字化记忆中，诸如“汤兰兰案”“江歌案”等舆论失焦现象由来已久。有研究者指出：“舆论失焦现象是指由于网络发展，公众知情权、话语权提升，事件中舆论难以被一方主导，使得舆情演变的主体脉络呈现多极化发展，以至逐渐偏离事件的中心议题。”[1]疫情防控常态下，舆论在成都20岁女孩确诊新冠肺炎后再度失焦，其有之前类似事件的普遍性，也呈现弱传播视角下的特殊性。“弱传播”是舆论研究的系统性公理，由邹振东教授在《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书中提出，其核心概念是舆论世界的“强肉弱食”法则，即现实中的强者恰恰是舆论中的弱者；基于此衍生出舆论的四大规律：舆论的弱定理、舆论的情感律、舆论的轻规则、舆论的次理律；此外还包括舆论的性别论及舆论的解释工具等论断与方法论[2]。
1.1 舆论次理论下的主次颠倒：次主流话题成焦点
12月8日，成都官方微博通报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对老年夫妇及其20岁的孙女赵某。随着各地新增病例零星涌现，公示感染者基本信息是为引导公众聚焦疫情防控，可事实上很快赵某的活动轨迹成公众热议，其私人电话、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也被扒出，网民的讨论焦点从起初就瞄准了赵某本身并逐渐演化为几乎让其“社会化死亡”的网络暴力，官方的主流舆论被次主流的舆论压倒。根据舆论生态理论，舆论客体经由舆论主体多种评价的交织而构建多种社会舆论共时性的格局[3]。这说明围绕客体形成的多个舆论存在力量强弱之别，即事件真正的关注点与衍生的边缘议题对“焦点”的争夺。邹振东教授认为舆论谱系中存在着主流舆论、次主流舆论、逆主流舆论等的交锋，次主流舆论最为活跃，而主流舆论（主旋律）最不容易传播[4]。主流舆论可理解为精英群体和权力组织认可并被大多数公众接受的舆论形态，往往表现为一种共识或常理。在人民日报的公示中，除去感染者信息，重点在于文末“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的主旋律宣传，虽然评论中有理智网友表示“零星病例不可怕，及时追踪接触者，个人需做好防控”，但类似此般与官方所期待的聚焦防疫本身的主流舆论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相反，围绕女孩“私生活”“社会责任”等衍生出的次主流舆论反占据压倒态势，使得舆论整体“偏航”。这也证实了主流舆论作为常理共识的不易传播性。官方的防疫宣传从疫情初始就一直持续，网民早已达成了基础性认同；同时主流媒体关于该主题新表达方式的缺位使得主流舆论陷入陈词滥调的窠臼，这共同造就了次主流舆论的崛起。群众自发挖掘事件中新的关注点，或是围绕女孩“在奶奶确诊后还转场酒吧”进行孝道拷问，或自行脑补其“一夜转5场”的混乱私生活，最后甚至走向网络暴力，这些非主流舆论极具戏剧性与新鲜性，从而占领了前期整个舆论生态。
1.2 舆论轻规则内的轻重倒置：个人隐私被围观
舆论世界似乎并不遵循现实世界的“重力逻辑”，现实中无足轻重之事在舆论场中却可能成为焦点。根据“弱传播”理论，舆论热点的“轻”表现在内容上可以是轻松甚至轻浮，娱乐化的信息便属于“轻的东西”，也最易成舆论焦点[4]。新媒体营造了共景化圍观的监狱，同时放大了公众的“窥私”心理。女孩的隐私信息被“人肉”，而有关女孩奶奶的信息却无人问津，这是因为女孩的行动轨迹信息如“嗨蓝调美甲店”“playhouse酒吧”等表征了舆论客体的娱乐化、狂欢化，而剩余确诊者的活动场所如“菜市场”则不具群氓狂欢的性质。基于对其私生活的“对焦”，网友的舆论热词如“转场皇后”“外围女”等极具嘲讽性。
此外，舆论的传播在形式上也依赖一系列“轻符号”：如恶搞图片、表情包等。该事的舆论场为微博，技术赋权的威力在此体现为网友在评论区通过表情包甚至GIF互动，情感符号的加持放大了传播效果；关于女孩隐私信息的图片甚至捏造的视频成传播载体，裂变式转发也轻而易举，这共同导致了女孩隐私信息被“全景化”围观。
舆论主体外，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节点上，算法作为“把关人”也似乎将娱乐化、商业化法则内嵌于代码编写中。有研究指出，微博热搜的把关主要依据四要素，其中时新性与流行性先于导向正确[5]，这体现为热搜排行榜中娱乐化新闻居多，因而成都女孩的隐私最初经一人曝光后就在短短24小时上了多次热搜，舆论进而失焦。
1.3 舆论情感律支配的网络暴力
邹振东教授指出舆论世界是情胜于理的传播世界，这和勒庞描述的乌合之众都揭示了群体感染对个体理智的吞噬：“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6]该事件中，舆论主体呈现两个显著心理特征。
第一，刻板印象造就了桎梏女性的污名化标签。李普曼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7]新媒体环境消解了虚拟与现实场景的边界，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在虚拟世界得到延续。成都女孩被网暴的舆论暴露了社会对于女性贞洁、生活安分等的刻板印象。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监测，8日围绕女孩本身的讨论中有近40%的负面敏感情绪[8]。真相到来前，网友的情绪被“酒吧”等固化的“不检点”符号放大，肆意揣测甚至捏造其“频繁出入娱乐场所”“生活自由挥霍”等淫妇人设，使女孩深陷“键盘侠”的围攻。 强者身份对舆论弱势的构建是女孩被网暴的又一动因。舆论的“弱定理”指出：现实中的强者恰是舆论中的弱者，而现实中的强者要在舆论中获得优势必须与弱者相连接。客观来看女孩作为被感染者在现实世界算不上强者，但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让网友无法深挖真相，仅聚焦表面上女孩“一夜转5场”的“白富美”生活，从而勾勒女孩在经济与阶层上的“强者”画像，出于“仇富”心态而对女孩辱骂、人肉。随着9号女孩通过今日头条账号澄清谣言，解释“转场”是面试工作所需并道歉后，女孩的强者标签瓦解，网友找到了同为“打工人”这一弱势群体共同的链接点，对于女孩的舆论发生了反转，舆论中声讨泄露隐私者及祝愿赵某早日康复的呼声愈发高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森对于舆论的形成提出了十阶段说，虽然一般情况下单个舆论形成并不完全具备这十要素，但比较关键的节点有责任主体的回应和权力部门的介入。舆情监测系统蚁坊软件数据显示，围绕该事件第一次舆论高峰的形成是在8日中午，表现为对女孩的网络暴力，随后在8日晚21点形成了舆论最高峰，此时舆论客体已发生转移，聚焦于对网络暴力的谴责及泄露隐私者的声讨，到最后9日8时左右形成舆论第三次峰值，以对女孩的鼓励及理性反思而消散[9]。整个舆论生命周期不过2天，更未经历后续的“长尾阶段”，这也说明舆论失焦是可控的。
8日上午关于赵某的谣言在微博引发热议，中午有主流媒体对“成都不排除封城”等信息避谣；随着公安部门对泄露隐私的王某进行调查，央视新闻等媒体迅速跟进，对泄露隐私行为展开批评报道，稀释了群众情绪感染的非理智成分，权力部门惩罚王某披露隐私则创造了新的舆论链接点，实现了舆论焦点的转移；责任主体女孩在9日公开道歉并澄清真相则切断了网络暴力舆论持续发酵的链接点，舆论中的相关诉求与认同都得到解决，围绕该议题的众声喧哗也迅速消散。但正确的注意力与理性姗姗来迟，隐私泄露与网络暴力的余波被数字化记忆永久贮存。技术赋权造就了新媒体环境下“记忆成为常态，遗忘成为例外”的困境，类似众多网暴事件，人类记忆可以选择遗忘，然而大数据让女孩的隐私信息被代码化为永恒，算法推荐也可能对网暴的记忆产生“启动效应”，舆论的偏航可以引导，但更重要的是前期的瞭望与预防。
3.1 借助舆论“轻杠杆”，创新主流舆论的格式化表达
成都女孩事件舆论的失焦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主流媒体在主流议题设置方面创新力的缺失，防疫宣传固化为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模板套话，这种程式化宣传在“注意力稀缺”的新媒体情境下难以实现“强效果”，甚至在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中被过滤，从而放大了非理性的公众注意力在重新猎取舆论客体中失焦的可能性。而舆论的“轻杠杆”指主流舆论表达形式的趣味性及表达载体的易传播性，或许主流媒体可以尝试融合动画、短视频、H5等表达符号增强信息发布等严肃议题的“轻快感”，重新赢得受众对中心议题的注意，这需要媒体前期对于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与短时的巧妙策划，甚至对团队综合素质设置了更高要求，但这种“轻杠杆”却能达到“举重若轻”的传播效果，降低舆论失焦的风险。
3.2 捕捉表层“微波浪”，做好潜舆论动向的瞭望
陈力丹教授指出，所谓潜舆论就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既有情绪和意见[10]。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构建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社会子系统内各种矛盾的叠加最终会通过显舆论爆发并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冲击，但这是可察觉和预防的。公众持久的情绪与意见所形成的潜舆论是对显舆论走向的暗示，这就需要舆情监测部门时刻把握舆情动向，借力舆情监测系统增强舆情预判与分析能力，在前期对舆情走势进行预估，同时对网络舆论的暴力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向政府和官方媒体通报信息并提供舆论引导对策。
3.3 巧用舆论“区隔律”，群像传播对隐私信息的模糊
反思政府在通报中对个人基本信息与行动轨迹的公示，客观来讲利于全民提高警惕，维护防疫工作。但近来类似于成都女孩的确诊患者频遭网暴的事件却值得政府探索如何在唱好全民防疫主旋律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这就需要群像传播的技巧。舆论的区隔律指出：一个事物要得到关注，就必须从庞大的不关注集合里溢出，如果不能游离出来，就会被不关注的“黑洞”吞噬。舆论关注的运动方向绝不是一个队伍，而是这个队伍“出列”的人[4]。此次通报的病例共3例，确诊者每人的详细信息及行踪都被单独列出，这种极具针对性的区分本身就容易使得患者成为众矢之的。或许对于多病例的通报，可以将所有确诊者的信息融为整体，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行踪、个人信息的条目整合感染者信息，仍能保留必要信息以便防疫，同时也将个体信息区分模糊化，这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网络暴力对于特定弱势个体展开群攻。
新媒体情境下，舆论失焦现象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除文章着重分析的用户本身媒介素养的缺失，还包括网民结构年轻化、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但类似于成都女孩被网暴的舆论失焦所衍生的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等问题也应被重视，这需要后续更多研究对舆论失焦现象进行新的解读，从多个角度不断探索出矫正路径，最大限度避免下一个“成都女孩”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严利华，陈捷琪.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失焦现象及其启示[J].决策与信息，2016（8）：130-137.
[2]董梦霞.弱传播视角下网络暴力的现实图景及治理路径[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2）：84-85.
[3]管秀雪，徐建军.网络空间舆论生态系统的发生三要素与逻辑生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6（2）：85-90.
[4]邹振东.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32，76，98.
[5]王茜.批判算法研究视角下微博“热搜”的把关标准考察[J].国际新闻界，2020（7）：26-48.
[6]古斯塔夫？勒庞，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汪露.新闻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10（3）：154-157.
[8]霍思铭.成都疫情的B面：“他者”视角下的次生舆情与风险[EB/OL].（2020-12-09）[2021-01-11].https：// mp.weixin.qq.com/s/F7bGEBFxrkMH_jDuYAIEiA.
[9]大花呀.成都20岁确诊女孩被网暴，网络暴力的形成机制与反网络暴力的舆论动员[EB/OL].（2020-12-14）[2021-01-11].https：//mp.weixin.qq.com/s/ GNILoPJYGI1xYvyxQ0VFww.
[10]彭广林.潜舆论？舆情主体？综合治理：网络舆情研究的情感社会学转向[J].湖南師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5）：142-149.
关键词 舆论失焦；弱传播；成都确诊女孩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3-0011-03
互联网的数字化记忆中，诸如“汤兰兰案”“江歌案”等舆论失焦现象由来已久。有研究者指出：“舆论失焦现象是指由于网络发展，公众知情权、话语权提升，事件中舆论难以被一方主导，使得舆情演变的主体脉络呈现多极化发展，以至逐渐偏离事件的中心议题。”[1]疫情防控常态下，舆论在成都20岁女孩确诊新冠肺炎后再度失焦，其有之前类似事件的普遍性，也呈现弱传播视角下的特殊性。“弱传播”是舆论研究的系统性公理，由邹振东教授在《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书中提出，其核心概念是舆论世界的“强肉弱食”法则，即现实中的强者恰恰是舆论中的弱者；基于此衍生出舆论的四大规律：舆论的弱定理、舆论的情感律、舆论的轻规则、舆论的次理律；此外还包括舆论的性别论及舆论的解释工具等论断与方法论[2]。
1 “成都确诊女孩事件”中舆论的失焦呈现
1.1 舆论次理论下的主次颠倒：次主流话题成焦点
12月8日，成都官方微博通报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对老年夫妇及其20岁的孙女赵某。随着各地新增病例零星涌现，公示感染者基本信息是为引导公众聚焦疫情防控，可事实上很快赵某的活动轨迹成公众热议，其私人电话、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也被扒出，网民的讨论焦点从起初就瞄准了赵某本身并逐渐演化为几乎让其“社会化死亡”的网络暴力，官方的主流舆论被次主流的舆论压倒。根据舆论生态理论，舆论客体经由舆论主体多种评价的交织而构建多种社会舆论共时性的格局[3]。这说明围绕客体形成的多个舆论存在力量强弱之别，即事件真正的关注点与衍生的边缘议题对“焦点”的争夺。邹振东教授认为舆论谱系中存在着主流舆论、次主流舆论、逆主流舆论等的交锋，次主流舆论最为活跃，而主流舆论（主旋律）最不容易传播[4]。主流舆论可理解为精英群体和权力组织认可并被大多数公众接受的舆论形态，往往表现为一种共识或常理。在人民日报的公示中，除去感染者信息，重点在于文末“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的主旋律宣传，虽然评论中有理智网友表示“零星病例不可怕，及时追踪接触者，个人需做好防控”，但类似此般与官方所期待的聚焦防疫本身的主流舆论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相反，围绕女孩“私生活”“社会责任”等衍生出的次主流舆论反占据压倒态势，使得舆论整体“偏航”。这也证实了主流舆论作为常理共识的不易传播性。官方的防疫宣传从疫情初始就一直持续，网民早已达成了基础性认同；同时主流媒体关于该主题新表达方式的缺位使得主流舆论陷入陈词滥调的窠臼，这共同造就了次主流舆论的崛起。群众自发挖掘事件中新的关注点，或是围绕女孩“在奶奶确诊后还转场酒吧”进行孝道拷问，或自行脑补其“一夜转5场”的混乱私生活，最后甚至走向网络暴力，这些非主流舆论极具戏剧性与新鲜性，从而占领了前期整个舆论生态。
1.2 舆论轻规则内的轻重倒置：个人隐私被围观
舆论世界似乎并不遵循现实世界的“重力逻辑”，现实中无足轻重之事在舆论场中却可能成为焦点。根据“弱传播”理论，舆论热点的“轻”表现在内容上可以是轻松甚至轻浮，娱乐化的信息便属于“轻的东西”，也最易成舆论焦点[4]。新媒体营造了共景化圍观的监狱，同时放大了公众的“窥私”心理。女孩的隐私信息被“人肉”，而有关女孩奶奶的信息却无人问津，这是因为女孩的行动轨迹信息如“嗨蓝调美甲店”“playhouse酒吧”等表征了舆论客体的娱乐化、狂欢化，而剩余确诊者的活动场所如“菜市场”则不具群氓狂欢的性质。基于对其私生活的“对焦”，网友的舆论热词如“转场皇后”“外围女”等极具嘲讽性。
此外，舆论的传播在形式上也依赖一系列“轻符号”：如恶搞图片、表情包等。该事的舆论场为微博，技术赋权的威力在此体现为网友在评论区通过表情包甚至GIF互动，情感符号的加持放大了传播效果；关于女孩隐私信息的图片甚至捏造的视频成传播载体，裂变式转发也轻而易举，这共同导致了女孩隐私信息被“全景化”围观。
舆论主体外，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节点上，算法作为“把关人”也似乎将娱乐化、商业化法则内嵌于代码编写中。有研究指出，微博热搜的把关主要依据四要素，其中时新性与流行性先于导向正确[5]，这体现为热搜排行榜中娱乐化新闻居多，因而成都女孩的隐私最初经一人曝光后就在短短24小时上了多次热搜，舆论进而失焦。
1.3 舆论情感律支配的网络暴力
邹振东教授指出舆论世界是情胜于理的传播世界，这和勒庞描述的乌合之众都揭示了群体感染对个体理智的吞噬：“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6]该事件中，舆论主体呈现两个显著心理特征。
第一，刻板印象造就了桎梏女性的污名化标签。李普曼所言的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7]新媒体环境消解了虚拟与现实场景的边界，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在虚拟世界得到延续。成都女孩被网暴的舆论暴露了社会对于女性贞洁、生活安分等的刻板印象。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监测，8日围绕女孩本身的讨论中有近40%的负面敏感情绪[8]。真相到来前，网友的情绪被“酒吧”等固化的“不检点”符号放大，肆意揣测甚至捏造其“频繁出入娱乐场所”“生活自由挥霍”等淫妇人设，使女孩深陷“键盘侠”的围攻。 强者身份对舆论弱势的构建是女孩被网暴的又一动因。舆论的“弱定理”指出：现实中的强者恰是舆论中的弱者，而现实中的强者要在舆论中获得优势必须与弱者相连接。客观来看女孩作为被感染者在现实世界算不上强者，但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让网友无法深挖真相，仅聚焦表面上女孩“一夜转5场”的“白富美”生活，从而勾勒女孩在经济与阶层上的“强者”画像，出于“仇富”心态而对女孩辱骂、人肉。随着9号女孩通过今日头条账号澄清谣言，解释“转场”是面试工作所需并道歉后，女孩的强者标签瓦解，网友找到了同为“打工人”这一弱势群体共同的链接点，对于女孩的舆论发生了反转，舆论中声讨泄露隐私者及祝愿赵某早日康复的呼声愈发高涨。
2 舆论的转移与理性的回归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森对于舆论的形成提出了十阶段说，虽然一般情况下单个舆论形成并不完全具备这十要素，但比较关键的节点有责任主体的回应和权力部门的介入。舆情监测系统蚁坊软件数据显示，围绕该事件第一次舆论高峰的形成是在8日中午，表现为对女孩的网络暴力，随后在8日晚21点形成了舆论最高峰，此时舆论客体已发生转移，聚焦于对网络暴力的谴责及泄露隐私者的声讨，到最后9日8时左右形成舆论第三次峰值，以对女孩的鼓励及理性反思而消散[9]。整个舆论生命周期不过2天，更未经历后续的“长尾阶段”，这也说明舆论失焦是可控的。
8日上午关于赵某的谣言在微博引发热议，中午有主流媒体对“成都不排除封城”等信息避谣；随着公安部门对泄露隐私的王某进行调查，央视新闻等媒体迅速跟进，对泄露隐私行为展开批评报道，稀释了群众情绪感染的非理智成分，权力部门惩罚王某披露隐私则创造了新的舆论链接点，实现了舆论焦点的转移；责任主体女孩在9日公开道歉并澄清真相则切断了网络暴力舆论持续发酵的链接点，舆论中的相关诉求与认同都得到解决，围绕该议题的众声喧哗也迅速消散。但正确的注意力与理性姗姗来迟，隐私泄露与网络暴力的余波被数字化记忆永久贮存。技术赋权造就了新媒体环境下“记忆成为常态，遗忘成为例外”的困境，类似众多网暴事件，人类记忆可以选择遗忘，然而大数据让女孩的隐私信息被代码化为永恒，算法推荐也可能对网暴的记忆产生“启动效应”，舆论的偏航可以引导，但更重要的是前期的瞭望与预防。
3 舆论失焦的矫正路径展望
3.1 借助舆论“轻杠杆”，创新主流舆论的格式化表达
成都女孩事件舆论的失焦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主流媒体在主流议题设置方面创新力的缺失，防疫宣传固化为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模板套话，这种程式化宣传在“注意力稀缺”的新媒体情境下难以实现“强效果”，甚至在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中被过滤，从而放大了非理性的公众注意力在重新猎取舆论客体中失焦的可能性。而舆论的“轻杠杆”指主流舆论表达形式的趣味性及表达载体的易传播性，或许主流媒体可以尝试融合动画、短视频、H5等表达符号增强信息发布等严肃议题的“轻快感”，重新赢得受众对中心议题的注意，这需要媒体前期对于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与短时的巧妙策划，甚至对团队综合素质设置了更高要求，但这种“轻杠杆”却能达到“举重若轻”的传播效果，降低舆论失焦的风险。
3.2 捕捉表层“微波浪”，做好潜舆论动向的瞭望
陈力丹教授指出，所谓潜舆论就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既有情绪和意见[10]。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构建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社会子系统内各种矛盾的叠加最终会通过显舆论爆发并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冲击，但这是可察觉和预防的。公众持久的情绪与意见所形成的潜舆论是对显舆论走向的暗示，这就需要舆情监测部门时刻把握舆情动向，借力舆情监测系统增强舆情预判与分析能力，在前期对舆情走势进行预估，同时对网络舆论的暴力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向政府和官方媒体通报信息并提供舆论引导对策。
3.3 巧用舆论“区隔律”，群像传播对隐私信息的模糊
反思政府在通报中对个人基本信息与行动轨迹的公示，客观来讲利于全民提高警惕，维护防疫工作。但近来类似于成都女孩的确诊患者频遭网暴的事件却值得政府探索如何在唱好全民防疫主旋律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这就需要群像传播的技巧。舆论的区隔律指出：一个事物要得到关注，就必须从庞大的不关注集合里溢出，如果不能游离出来，就会被不关注的“黑洞”吞噬。舆论关注的运动方向绝不是一个队伍，而是这个队伍“出列”的人[4]。此次通报的病例共3例，确诊者每人的详细信息及行踪都被单独列出，这种极具针对性的区分本身就容易使得患者成为众矢之的。或许对于多病例的通报，可以将所有确诊者的信息融为整体，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行踪、个人信息的条目整合感染者信息，仍能保留必要信息以便防疫，同时也将个体信息区分模糊化，这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网络暴力对于特定弱势个体展开群攻。
4 结语
新媒体情境下，舆论失焦现象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除文章着重分析的用户本身媒介素养的缺失，还包括网民结构年轻化、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但类似于成都女孩被网暴的舆论失焦所衍生的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等问题也应被重视，这需要后续更多研究对舆论失焦现象进行新的解读，从多个角度不断探索出矫正路径，最大限度避免下一个“成都女孩”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严利华，陈捷琪.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失焦现象及其启示[J].决策与信息，2016（8）：130-137.
[2]董梦霞.弱传播视角下网络暴力的现实图景及治理路径[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2）：84-85.
[3]管秀雪，徐建军.网络空间舆论生态系统的发生三要素与逻辑生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6（2）：85-90.
[4]邹振东.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32，76，98.
[5]王茜.批判算法研究视角下微博“热搜”的把关标准考察[J].国际新闻界，2020（7）：26-48.
[6]古斯塔夫？勒庞，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汪露.新闻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10（3）：154-157.
[8]霍思铭.成都疫情的B面：“他者”视角下的次生舆情与风险[EB/OL].（2020-12-09）[2021-01-11].https：// mp.weixin.qq.com/s/F7bGEBFxrkMH_jDuYAIEiA.
[9]大花呀.成都20岁确诊女孩被网暴，网络暴力的形成机制与反网络暴力的舆论动员[EB/OL].（2020-12-14）[2021-01-11].https：//mp.weixin.qq.com/s/ GNILoPJYGI1xYvyxQ0VFww.
[10]彭广林.潜舆论？舆情主体？综合治理：网络舆情研究的情感社会学转向[J].湖南師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5）：14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