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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得益于三大转变，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中国经济面临着第二次转型。在未来的5年、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需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五大失衡
一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2009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达到了极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为92.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4.8%。
二是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的失衡。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科院发布研究表明，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农民工，所以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实际只有1/3。
三是高价“城式化”（生活方式）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和無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称为“城式化”。 在两栖生存状态下，由于高额的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式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工业化表现为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价工业化。
四是高能耗和低减排的失衡。有研究表明，过去20年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
五是私人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短缺的失衡。相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
我国过去过多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资源配置失衡，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实现国富向民富国强的转变。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但是我们的政府财力早就超过日本，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从国富走向民富，这是下一个10年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在过去是私人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生活必需品需求，而当前，这一矛盾体现为公共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解决这一矛盾亟需政府转型，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二是从要素驱动的高增长大国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强国转变，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改变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使得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陷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未来中国要强化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竞争力。
三是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的转变。要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积极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转变。
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
中国经济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要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需要企业家阶层的强大，需要中产阶层的壮大，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顿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到中国来曾经讲到：“目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要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次转型
一要扩大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壮大中产阶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要通过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间、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畅通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措施，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公共投资。
二要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成为引爆我国巨大潜在内需的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三要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源。当前，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业，努力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有所突破。同时，要坚持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四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要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通过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特别是企业家阶层的创新创业精神。
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需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五大失衡
一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2009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达到了极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为92.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4.8%。
二是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的失衡。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科院发布研究表明，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农民工，所以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实际只有1/3。
三是高价“城式化”（生活方式）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和無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称为“城式化”。 在两栖生存状态下，由于高额的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式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工业化表现为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价工业化。
四是高能耗和低减排的失衡。有研究表明，过去20年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
五是私人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短缺的失衡。相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
我国过去过多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资源配置失衡，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实现国富向民富国强的转变。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但是我们的政府财力早就超过日本，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从国富走向民富，这是下一个10年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在过去是私人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生活必需品需求，而当前，这一矛盾体现为公共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解决这一矛盾亟需政府转型，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二是从要素驱动的高增长大国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强国转变，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改变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使得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陷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未来中国要强化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竞争力。
三是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的转变。要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积极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转变。
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
中国经济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要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需要企业家阶层的强大，需要中产阶层的壮大，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顿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到中国来曾经讲到：“目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要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次转型
一要扩大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壮大中产阶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要通过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间、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畅通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措施，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公共投资。
二要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成为引爆我国巨大潜在内需的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三要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源。当前，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业，努力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有所突破。同时，要坚持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四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要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通过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特别是企业家阶层的创新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