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笔者在《读书》杂志二零零七年九月号刊文，评述鹤见良行（以下简称“鹤见”）的名作《香蕉与日本人》。几乎同时，开始对村井吉敬（一九四三至二零一三，以下简称“村井”）著《大虾与日本人》的相关资料搜集。不久后停了下来。理由简单：两书的思路相似。二零一三年村井吉敬患胰腺癌骤归道山，重读他的文字，方才感到一种自责。
　　村井吉敬，私立大学教授（先上智大学，后早稻田大学），一直关注东南亚特别是印尼社会问题，有多种著书，知名者如《大虾与日本人》（一九八八）和《大虾与日本人2》（二零零七）。村井与鹤见亦师亦友，终生合作。他们生于长于通都大邑，甚至可以说属于钟鸣鼎食的家系。村井祖父是明治维新时期起家的烟草大王。今天漫步京都街头，仍可看到此公留下的厚重建筑（有的被指定为国家有形文化遗产）。父亲以工科教授起步，曾任早稻田大学总长（即校长）。村井在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年代，选择到印尼的大学留学。
　　鹤见和村井把脚印留在了东南亚的乡间小路上，而且乐此不疲，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在“日本名列第一”说法无远弗届的年代，他们发出也许是微弱，但却是清晰的不谐和音。在鹤见与村井周围，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友人，研究一般是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继鹤见组织“香蕉研究会”后，一九八二年村井牵头成立“大虾研究会”（一九八四年又建日本国内流通研究小组），历时五年，《大虾与日本人》方才成书，因此，在很多场合，称村井们，当更合适。
　　官方或非官方的研究机构，有关东南亚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村井们的宗旨是“行走、观察、对话”，体现了研究的新思路，也意味着表现的新方法。在和众多普通农人、渔民面对面的交往中，在和日资企业职员、鱼贩、暴发户、批发商、大虾研究者、当地志愿者等各种各样的人的交往中，得到了从书本上无法获知的第一手信息，也学会了从普通的商品，比如香蕉、对虾入手，四两拨千斤，揭示社会现实，剖析南北关系演变的方法。《香蕉与日本人》发表在先，《大虾与日本人》出版在后，因而，有的评论称后者是《香蕉与日本人》的“大虾版”。笔者以为这一说法似过于简略，第一，对象不同。在前者，跨国公司（三家美国，一家日本）和香蕉种植园（集中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这两个关键词足可揭示日本（或“北方”）与菲律宾（或“南方”）的基本关系。后者则呈现相当复杂的形态，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跨国资本、当地资本，一般鱼贩与零散渔民等多个主体，以及多种流通渠道。研究难度增大。第二，研究的长期化使得研究者的人生取向更加彰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对多数日本人而言，大虾（亦称对虾、明虾）是年节享用的高档美味，一九六零年日本尚有三千多吨的大虾出口。八十年代以后，大虾迅速成为大量消费的商品。日本年人均大虾消费从一九六零年的七百克攀升到一九八六年的约三公斤。一九七三年日本超越美国成为大虾的最大进口国。一九八六年大虾超过玉米，成为金额最多的进口食品。在《大虾与日本人》和《大虾与日本人2》中，或曰随着村井的行走，经过多方搜集、整理的具体数据和事例让读者看见了一幅席卷整个地球的图景：从东南亚到印度、斯里兰卡乃至尼加拉瓜各处海滨到几千公里外的东京餐桌，其间有着众多的故事。
　　在村井着墨最多的印尼，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入、苏哈托政权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华人财团成为故事的基本背景。资本集约型渔业破坏当地社会生活系统。外来资本的拖网渔船作业既挤压当地渔民的撒网和垂钓捕捞方式，又造成对虾类资源的毁灭性打击。因天然大虾资源锐减而兴起的出口型养殖业又带来新的问题：沿海红树林湿地遭到破坏。村井对二零零四年印尼大海啸悲剧的多处实地调查，显示在红树林尚未遭到破坏的地区，海啸造成的灾难小得多。在养殖中，来自海外的人工饲料、农药和抗生素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对当地生态的污染恶果日益明显。与对日本出口大虾的巨大金额相对照，是极少数致富的经营者和众多女工并存的严酷现实。村井们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调查印尼（爪哇、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三处）、斯里兰卡（一处）和印度（一处）的女工日工资，都在一两百日元之间。大虾从渔民手中到东京的消费者手上，其间人群、组织和渠道的转换令人眼花缭乱，村井们历经多年终将其分解归纳为十四个阶段，一九八四年三月经过细致入微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数据：日本消费者大虾购价中，印尼农民的收益所占份额仅为7.5%，加工厂女工的收益比重更是只有0.25%—0.33%。二零零八年新刊的《大虾和日本人2》提示贫富差异的状况一直持续。
　　村井这样设问：“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嗜好，一种自然而然的进程造成了大虾大量进口吗？很可能不是如此。也许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的说法：‘被’吃大虾。大量提供并促成大虾消费的环境，很大程度是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综合商社、水产业者、大型超市、餐饮行业、冷冻食品厂商，还有作为业者后盾的政府（联手）的‘安排’，自然，不是填鸭式的强制吞食，不能不说日本人进入了业者（大型资本）安排的圈套。”“进入安排的圈套”的说法乍听起来，不免奇异，但是认真看完村井们用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分析，至少不会将提问与吸引眼球的广告用语归为一类。大虾商品体现了“边陲” 与日本市场的关联性。湿地遭到破坏不再是区域性问题，已经深深地被“编入”国际市场。
　　刊行于一九八八年的《大虾与日本人》，今天看来不少数据已经陈旧。但是，作者鲜明的姿态并未失去光华：“我想我追求的就是能和捕捞、养殖和加工大虾的第三世界的人们交谈大虾，建立起消费者与生产者面对面的联系互动，大虾在日本无处不在，但是大虾产地的第三世界离我们是如此遥远。从香蕉、马油、咖啡、红茶、飞鱼籽以及热带木材，对于从事这些物产生产、采伐和加工的人们，他们的神态和生活，我们并不知晓。”
　　因此，也许更令人感慨的是村井们的人生取向。按照鹤见的说法就是：传递者。知识分子不是充当自上而下说教的启蒙者，而是“走到民众中去，发挥作用。走近现场，进入湿地与市场（批发和销售市场），不进入、不接触实际，何以成为民众的好帮手和传递者呢？……通过思想和身体的实践，知识分子从权力阶层的帮闲和说客身份解放出来，成为当事者，也获得知识分子的再生，不辜负知识分子这一称号原意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