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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邓世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在黄海海战自杀后，清廷虽不赞同他的这种行为，但从强化其政治权威的角度出发，在公开的场合给其极高的褒奖。极力突出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同时，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为了寻找一种对抗残酷现实的精神寄托，也将邓世昌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戏剧化。这使得整个社会对那些不利于将邓世昌建构为“理想化”民族英雄的记述进行了有意识的“遗忘”。这样既可以消除人们对邓世昌自杀的负面看法，引发世人的同情甚至是崇敬之心，又有利于把人们引导进“忠君报国”的行动中来。各个不同的群体从各自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不断建构，赋予邓世昌自杀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将这种价值和意义不断“放大”。
关键词：邓世昌
民族英雄 赋予 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111－116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建构出来的。
由于自杀事件本身具有特殊性，在其发生以后，人们在怀着好奇的心理想知道自杀者为什么要自杀的同时，也在试图对自杀者的自杀行动做出某种解释。这种解释性的话语不仅与当时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颇能反映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同时，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的解释过程，每一次解释和建构都会展现自杀多层面的复杂价值。
实际上，自杀问题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视角。借助于人们对自杀事件解释的分析，可以很好的呈现出当时，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等诸要素的特点，这就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本文以邓世昌自杀后人们对其自杀情节的建构为例，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做一个初步的研究，以期能对当今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
一、有关英雄的“故事”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军人。有关他在黄海海战的“壮举”，据清史记载：“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将士知大势败，阵稍乱，世昌大呼日今日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众乃定。世昌遂鼓轮怒驶，欲猛触吉野与同尽，中其鱼雷，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
这段叙述在突出邓世昌英雄主义气概的同时又显得有些悲壮，悲壮既是因为邓世昌的殉国，更是因为甲午之役中国遭到惨败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危机的加深。甲午战败后，在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面对着残酷的形势，而当时国人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牺牲的邓世昌就逐渐成为此时人们寻求对抗残酷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战败，不肯回江东，在乌江边拔剑自刎的故事与之颇为相似。在众多中国文人的笔下，项羽无疑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在此一千多年后，我国著名词人李清照仍旧借此“以故讽今”赞美项羽，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著名诗句。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则故事具有同样深层次的原因：在中国文化中，所有的仁人志士都被赋予“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美德。邓世昌和项羽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无疑具有相似性。他们都成了当时国人心目中不畏强暴、坚决抵抗强敌的象征。李清照面对金人入侵、国破家亡时的处境和甲午之役后国人面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的情景极其相似。面对着“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国人亟需寻找一个不畏强暴、坚决抵抗强敌的象征。因此，在甲午之役中冲锋陷阵，杀身成仁的邓世昌很自然地进入当时人们的视野之中。
二、自杀情景的建构过程
关于邓世昌自杀时情景的叙述，较早的多是官方资料。李鸿章在《奏海军惩劝章程片》中写道：“……大东沟之战，‘致远’管带邓世昌首先冲锋，攻毁敌船，旋因‘致远’船沈同没，业已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独存，不肯出水，仍复溺毙，闻者无不叹伤。”
李鸿章写该奏折是为了要达到使清廷批准，今后如果有海军战舰力战沉焚而将士能够生还者，免于治罪的目的。李鸿章认为：邓世昌的自杀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事情。他在该奏折中明确写道：“以轻生为烈，而不知徒死无益，非所以示常守之法……即如此与船同沈之管带邓世昌，业经救起而坚执船亡与亡之义，卒以身殉。迹其至诚激发，本无纤毫邀功畏罪之心，完节纯忠，无可訾议。但使遇救果能不死，亦为众所共谅，则为海军留一忠勇可恃之将，所全更多。”因此他在描述邓世昌。自杀情景时用了“溺毙”这样颇具贬义色彩的词汇。
身为统帅的李鸿章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发展海军最重要的就是选拔人才。一名优秀的海军学生培养数十年之后才能成就为一名将才。邓世昌的轻易自杀不仅无益反而会削弱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因此针对邓世昌自杀这一事件，李鸿章以“徒死无益”为由，对邓世昌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
为阻止海军将领的进一步自杀，清廷以李鸿章的奏折为契机发布了：“嗣后海军各船有前敌冲锋沉焚而将士生还者，免治罪”的上谕。在清廷看来，这种自杀不但不能起到报效国家的作用，反而使国家损失了一名难得的海军将才。因此清廷也是不赞成邓世昌这种自杀行为的。
但是，自从中国的“三纲五常”升华为统治学说以后。忠君报国式自杀一直得到统治者在道德上的支持和鼓励。而这种道德的力量又在中国文化的长期积淀中成为一种传统，因此为了利用道德的力量借以达到强化清廷政治权威的目的，并使国民树立起忠君报国的思想，清廷在公开场合仍对邓世昌等在黄海海战中殉国的将领进行了大加的褒扬。在当时公开的资料中，当记述到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时，人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叙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阵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以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殊功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邓世昌……忠勇性成，死事尤烈，并著加恩予谥。”
这段史料的叙述充分突出了邓世昌的英雄壮举。为了将其树立为民族英雄的楷模，叙述中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描述运用了“忠勇性成”、“殊功奇烈”、“死事尤烈”等符合国人潜意识中英雄形象的极具感情色彩的赞扬性词汇。通常“烈”是赋予与敌英勇作战而牺牲者的荣誉性称呼，文中用“奇烈”来叙述邓世昌自杀的“壮举”，以此来凸显自杀的积极意义，从而醒目地赋予自杀者“为国尽忠”的崇高社会意义。
关于邓世昌自杀情景的直接目击者，他们的回忆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参加过黄海海战的众多北洋海军官兵战后对邓世昌的自杀留下了不少的回忆。但是这些回忆，特别是对邓世昌落水后情景的描述却大相径 庭，颇值得回味。
戚其章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山东访谈北洋海军水手回忆时，曾听到邓世昌落水后，其所豢养的太阳犬救主的故事。据“来远”水手谷雨霖回忆说：“邓管带英勇指挥，炮击日舰吉野，想跟它同归于尽，向它冲去，不料船尾中了敌舰所放的鱼雷。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日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了，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独生，跟狗一起没入海中。”
另一位“来远”水手陈学海则回忆到：“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来。据我所知，致远只活了两个人，一个水手头，一个炮手，是朝鲜船救上来送回威海的。”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史料上记载的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同这两名北洋海军水手的回忆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两名水手的回忆可信吗?在黄海海战中，“致远”是在大约下午三点三十分沉没的，此时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战场上烟雾缭绕，各军舰的位置极其混乱，此刻北洋海军的军舰大多中弹起火，身为双方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和伊东都因“炮烟弥漫”、“烟雾中望不分明”等原因，对各自军舰的情况无法准确掌握，此时的“来远”舰身受重创亦自顾不暇，那么身为“来远”普通船员的谷雨霖、陈学海怎么能够对诸如鱼雷艇上的水兵对邓世昌喊话的内容、狗衔住邓世昌发辫以及邓世昌按住太阳犬与其同沉这样细微的动作观察得如此仔细呢?他们又是何以如此从容细致地观察到邓世昌殉国的整个过程呢?实际上，在当时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这些细节除了当时在邓世昌身边的人员是无法准确的观察到的。所以上述两位水手的回忆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还有另外的一种叙述，据参加过黄海海战的“镇远”美籍雇员马吉芬回忆道：“舰内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依靠舰桥上的救生圈，被海潮冲向岸边，被一只帆船救出。他们所说，各不相同，难以置信。但唯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狂犬亦为主人而殉死。想来义犬救主之说，自古以来屡有所闻，但为犬舍命者恐邓舰长首创先例，实乃不幸之人。”
兰克认为：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马吉芬的这段记载是根据“致远”舰被救水兵的回忆写成的，这些水兵与邓世昌同处一舰，在舰沉后又一同落水，所以他们看到的在自己身旁、同时在水中“挣扎”的邓世昌的情景远比谷雨霖等人的回忆可信。马吉芬记述的这段回忆资料与我们所熟知的“义犬救主”的故事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邓世昌不是主动自杀的，其豢养的“太阳犬”不但没有主动救助落水的邓世昌反而将其溺毙。
此外，关于“致远”舰沉没时的情景，马吉芬还记述到：“致远拟向二舰冲锋，毅然挺身向游击队英勇猛进。此举虽然略有暴虎凭河之嫌。但确实可谓刚毅大胆。其后消息不得详知，但据说水线下中了十时或十三时的重炮榴弹，不久，开始向一侧急速倾斜。虽说稍稍有点执拗，但骁勇闻名的邓舰长(邓世昌)见到了最后关头，遂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以不惜一死，乃直向一大敌舰疾驶准备冲撞。但敌舰重炮、机关炮弹如雨注，加以舰体倾斜愈甚，终于未达到攻击目标即颠覆。”
这段史料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致远”沉没的情景。通过这段资料可知，在激战中邓世昌确实表现英勇，挺身向由“吉野”等日本四艘快速战舰组成的“游击队”出击。但是这与史料所记载的“致远”是被日本鱼雷击沉的“故事”不符。马吉芬没有亲眼见到日本炮弹击中了“吃水线”，所以在文中他用的是“据说”。但在另一位参加过黄海海战的西方雇员汉纳根的书信中，明确指出了“致远”是被日本舰炮击沉的事实：“两千三百吨的护卫巡洋舰致远号，被日舰三十二厘米加农炮的榴弹击中吃水线，炮弹从舰体的一侧打穿到另一侧，军舰立即沉没海中。”另据日本海军的作战报告称：日军在黄海海战后，除了为炸毁受伤搁浅的“扬威”舰使用过鱼雷外，在战斗中没有使用过一枚鱼雷。可见，“致远”的沉没并不是日本鱼雷所为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颇值得回味的是，马氏的这段资料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更不用说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同样的叙述，为什么普通北洋水手的回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取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而更加接近事实的马吉芬等人的记述却被历史“遗忘”了呢?实际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马氏记述的内容不利于邓世昌民族英雄形象的建构和自杀意义的赋予。
据北洋海军军官曹嘉祥称，“致远”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中炮不多时即遭沉没。根据海军章程的规定，水密门橡皮的保养属于军舰日常维护的范围，应从“致远”每月由邓世昌领取的五百五十两的“行船公费”中开支这笔费用，这个问题说明了“致远”在日常维护上显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身为管带的邓世昌无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又，当时海军专家分析认为：“致远当时把舰首转向吉野，试图冲撞，但被数发榴弹命中水线，终于右舷倾斜而沉没。据说当时有数枚榴弹同时命中，其状好似鱼雷爆炸(据说发射管内有一枚鱼雷，由于吉野射出的炮弹击中而爆炸)……致远遭致之如此大祸，据传可能是由舷旁鱼雷发射管破裂。这虽然不能断信，但战斗中，日军没有利用一次自动鱼雷，为了炸毁扬威仅使用过一次外装鱼雷”。这段材料再次证实了日本海军在黄海之战中并没有使用鱼雷，而“致远”很有可能是被自身所装鱼雷炸沉的。如果这些材料属实的话，无疑将有损邓世昌及整个致远舰全体官兵的英雄形象。但是，正如戈夫曼所指出的，无数的民间故事所证明的：神秘背后的真正的秘密，实际上根本不是神秘；真正的问题是不让观众也知道此点。所以在当时，为了突出邓世昌的英雄形象，诸如邓世昌是因太阳犬而惨遭溺死及致远是被自身鱼雷炸沉的等等不利于将邓世昌构建为一个“理想型”民族英雄的记述，是被有意识“隐藏”了。通过官方和知识精英们的不断建构，对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记忆，最终国人相信邓世昌就是一位在战场上驾驶着“致远”舰勇敢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而途中中鱼雷落水后，又拒绝救援最终杀身成仁的“理想型”的民族英雄。
那么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信不疑的呢?戈夫曼认为：“信任问题是整个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和观众(互动的另一方)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前提。在一般情况下，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时，他要求观察者信任他，相信事情就是它们看上去的模样。”清廷及当时的知识精英是怎样让世人相信这个故事就是真实的历史，从而把邓世昌树立成一个毫无瑕疵的理想型民族英雄的呢?
黄海之战剐结束，清廷就颁布上谕，对在此次海战中殉国的数位将领给予优恤：“记名总兵邓世昌、升用总兵林永升均照提督例从优议恤，邓世昌加恩予谥‘壮节’。升用游击陈金揆著照总兵例优恤。参将黄建勋、林履中各照原官衔从优议恤。”清廷通过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具有绝对权威的上谕形式，公开地对邓世昌进行表彰，这种权威式的褒奖首先使邓世昌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当光绪得知邓世昌自杀殉 国的消息后，还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挽联，并且亲赐祭文、碑文对邓世昌加以赞扬，通过皇帝的钦赐，更使邓世昌的英雄形象具有了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通过上谕的优恤、光绪的挽联、钦赐的祭文及碑文，邓世昌就被官方公开赋予了不可动摇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而清廷此举的目的无疑是在借对邓世昌的优恤树立自己的权威，使其他将领能像邓世昌那样英勇作战，从而继续为摇摇欲坠的清廷效力。
当一个体已经被确定担当某一社会角色时，一种特定的“舞台”就已经开始在为他设置了。为了进一步刻画邓世昌民族英雄形象，清廷有意识地对其家人也大加旌奖：“已故总兵邓世昌，恪遵母训，移孝作忠，力战捐躯，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训子有方，深明大义。著赏给匾额一方，交谭锺麟等转给收领，以示旌奖。”清廷赏给邓母的这块匾额书有用黄金铸成的“教子有方”四个大字。将邓母标榜成为当代“岳母”，清廷在表彰邓母的同时，赋予邓世昌“精忠报国”的当代“岳飞”式的英雄品质。
在将邓世昌的英雄形象“社会化”、“模式化”的过程中，非官方的文献叙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邓世昌家乡的地方志对于邓世昌死时情景的记载是：“世昌堕水，义仆刘忠同堕，以浮水木梃与世昌，使援以济，拒弗纳。复经他舰救出，世昌环视全舰荡没。慷慨言曰：‘事已至此，义不独生!’奋身投海而殁。”
当时人在记述邓世昌事迹，当写到黄海海战邓世昌落水时总是大书特书，以突出邓世昌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公临难，有讽以自免者，公抚膺日：吾志靖敌氛，今死於海，义也。何求生为?!舰沈。公犹植立水中，奋掷詈敌。仆刘忠随公人海，持浮水梃奉公，公却之。有所爱犬，游涌波间，衔公臂，不令溺。公斥之。复衔公发，公望海浩叹，扼犬竟逝。”
这些记述将邓世昌落水后的表现不断加以细化描述，特别是第二篇记述的内容已经和现今流传的笔者在开篇时的所讲的故事几乎一样了。
戈夫曼将个体和群体在他人面前努力产生并维护的理想印象的过程比做一种戏剧表演。为了将邓世昌英雄形象完美化，这些记述将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不断地戏剧化并以演义的形式使邓世昌的英雄主义形象日益丰富、饱满。
符号互动论认为，行动者能够在情景中置入新的客体，然后重新界定情景，以此对共同的行动进行安排，而重点是行动者在彼此的交往中创立共同意义的过程。些记述不仅写出了邓世昌落水后的慷慨激言，而且还置入了一个新的客体，一个名为刘忠(注：笔者在致远阵亡名录上未查到此人)的仆人。他在邓世昌落水后上演了忠仆救主的一幕，这与传统社会英雄在落难时总会有一名亲随在身边的情景十分雷同!实际上，此举与清廷旌表邓母的意图是一样的，他们共同赋予了邓世昌所应承担的社会价值，这在仆人的名字中就颇能得以体现，取名刘忠即含有“精忠报国”之意。
邓世昌殉国后，清廷赐祭葬并入京师昭忠祠，山东人为了悼念邓世昌，自发地募捐在成山脚立祠，供奉邓世昌的木雕像，当地人称之为“木圣”，岁时祭扫。在邓世昌的家乡，邓氏族人也建立邓世昌的衣冠冢以资纪念。这些仪式及符号无疑更加巩固了邓世昌的社会地位，使得邓世昌最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结语
甲午战争中清王朝战败，其标榜的“同光中兴”彻底破产，国际地位因此而一落千丈，各国列强趁火打劫纷纷掀起瓜分浪潮。同时，清廷在国内民众中的威信也因为战败而扫地以尽。各地民众越来越不满清廷的统治而不断爆发武装反抗，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面对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清廷给邓世昌以隆重的待遇，赋予其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为其政治宣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利用这种种褒扬仪式则力图重新整合社会力量，重树自身权威，借以达到继续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另外，当时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亡加深山河日渐破碎，他们极力突出邓世昌这一民族英雄的形象甚至将其神圣化，其原因同前文中所说的李清照对项羽的赞许极为相似，是他们欲使邓世昌成为当时国人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
在传统中国，生命固然可贵，但“义”的价值更高，这就是孟子“舍生取义”在自杀中的体现。这个“义”赋在邓世昌身上就是“民族大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极力赞赏邓世昌自杀行为也是“救亡图存”这一社会主题的需要。
将邓世昌树立为民族英雄的过程，是一个将邓世昌特别是其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不断理想化的过程。当把一个人物树立为公众形象时，他的形象往往会体现和验证社会公认的准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礼仪——看成是团体道德准则的有表现力的复原和重申。实际上，人们把故事当作现实加以接受，此时被接受的东西总是具有某些典仪的特征。将邓世昌英雄形象模式化、社会化的目的，正是使这种英雄形象与它所处时代的需要和期望相符合。
责任编辑 林建曾
关键词：邓世昌
民族英雄 赋予 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111－116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建构出来的。
由于自杀事件本身具有特殊性，在其发生以后，人们在怀着好奇的心理想知道自杀者为什么要自杀的同时，也在试图对自杀者的自杀行动做出某种解释。这种解释性的话语不仅与当时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颇能反映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同时，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的解释过程，每一次解释和建构都会展现自杀多层面的复杂价值。
实际上，自杀问题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视角。借助于人们对自杀事件解释的分析，可以很好的呈现出当时，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等诸要素的特点，这就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本文以邓世昌自杀后人们对其自杀情节的建构为例，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做一个初步的研究，以期能对当今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
一、有关英雄的“故事”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军人。有关他在黄海海战的“壮举”，据清史记载：“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将士知大势败，阵稍乱，世昌大呼日今日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众乃定。世昌遂鼓轮怒驶，欲猛触吉野与同尽，中其鱼雷，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
这段叙述在突出邓世昌英雄主义气概的同时又显得有些悲壮，悲壮既是因为邓世昌的殉国，更是因为甲午之役中国遭到惨败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危机的加深。甲午战败后，在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面对着残酷的形势，而当时国人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牺牲的邓世昌就逐渐成为此时人们寻求对抗残酷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战败，不肯回江东，在乌江边拔剑自刎的故事与之颇为相似。在众多中国文人的笔下，项羽无疑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在此一千多年后，我国著名词人李清照仍旧借此“以故讽今”赞美项羽，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著名诗句。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则故事具有同样深层次的原因：在中国文化中，所有的仁人志士都被赋予“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美德。邓世昌和项羽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无疑具有相似性。他们都成了当时国人心目中不畏强暴、坚决抵抗强敌的象征。李清照面对金人入侵、国破家亡时的处境和甲午之役后国人面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的情景极其相似。面对着“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国人亟需寻找一个不畏强暴、坚决抵抗强敌的象征。因此，在甲午之役中冲锋陷阵，杀身成仁的邓世昌很自然地进入当时人们的视野之中。
二、自杀情景的建构过程
关于邓世昌自杀时情景的叙述，较早的多是官方资料。李鸿章在《奏海军惩劝章程片》中写道：“……大东沟之战，‘致远’管带邓世昌首先冲锋，攻毁敌船，旋因‘致远’船沈同没，业已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独存，不肯出水，仍复溺毙，闻者无不叹伤。”
李鸿章写该奏折是为了要达到使清廷批准，今后如果有海军战舰力战沉焚而将士能够生还者，免于治罪的目的。李鸿章认为：邓世昌的自杀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事情。他在该奏折中明确写道：“以轻生为烈，而不知徒死无益，非所以示常守之法……即如此与船同沈之管带邓世昌，业经救起而坚执船亡与亡之义，卒以身殉。迹其至诚激发，本无纤毫邀功畏罪之心，完节纯忠，无可訾议。但使遇救果能不死，亦为众所共谅，则为海军留一忠勇可恃之将，所全更多。”因此他在描述邓世昌。自杀情景时用了“溺毙”这样颇具贬义色彩的词汇。
身为统帅的李鸿章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发展海军最重要的就是选拔人才。一名优秀的海军学生培养数十年之后才能成就为一名将才。邓世昌的轻易自杀不仅无益反而会削弱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因此针对邓世昌自杀这一事件，李鸿章以“徒死无益”为由，对邓世昌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
为阻止海军将领的进一步自杀，清廷以李鸿章的奏折为契机发布了：“嗣后海军各船有前敌冲锋沉焚而将士生还者，免治罪”的上谕。在清廷看来，这种自杀不但不能起到报效国家的作用，反而使国家损失了一名难得的海军将才。因此清廷也是不赞成邓世昌这种自杀行为的。
但是，自从中国的“三纲五常”升华为统治学说以后。忠君报国式自杀一直得到统治者在道德上的支持和鼓励。而这种道德的力量又在中国文化的长期积淀中成为一种传统，因此为了利用道德的力量借以达到强化清廷政治权威的目的，并使国民树立起忠君报国的思想，清廷在公开场合仍对邓世昌等在黄海海战中殉国的将领进行了大加的褒扬。在当时公开的资料中，当记述到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时，人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叙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阵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以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殊功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邓世昌……忠勇性成，死事尤烈，并著加恩予谥。”
这段史料的叙述充分突出了邓世昌的英雄壮举。为了将其树立为民族英雄的楷模，叙述中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描述运用了“忠勇性成”、“殊功奇烈”、“死事尤烈”等符合国人潜意识中英雄形象的极具感情色彩的赞扬性词汇。通常“烈”是赋予与敌英勇作战而牺牲者的荣誉性称呼，文中用“奇烈”来叙述邓世昌自杀的“壮举”，以此来凸显自杀的积极意义，从而醒目地赋予自杀者“为国尽忠”的崇高社会意义。
关于邓世昌自杀情景的直接目击者，他们的回忆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参加过黄海海战的众多北洋海军官兵战后对邓世昌的自杀留下了不少的回忆。但是这些回忆，特别是对邓世昌落水后情景的描述却大相径 庭，颇值得回味。
戚其章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山东访谈北洋海军水手回忆时，曾听到邓世昌落水后，其所豢养的太阳犬救主的故事。据“来远”水手谷雨霖回忆说：“邓管带英勇指挥，炮击日舰吉野，想跟它同归于尽，向它冲去，不料船尾中了敌舰所放的鱼雷。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日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了，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独生，跟狗一起没入海中。”
另一位“来远”水手陈学海则回忆到：“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来。据我所知，致远只活了两个人，一个水手头，一个炮手，是朝鲜船救上来送回威海的。”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史料上记载的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同这两名北洋海军水手的回忆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两名水手的回忆可信吗?在黄海海战中，“致远”是在大约下午三点三十分沉没的，此时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战场上烟雾缭绕，各军舰的位置极其混乱，此刻北洋海军的军舰大多中弹起火，身为双方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和伊东都因“炮烟弥漫”、“烟雾中望不分明”等原因，对各自军舰的情况无法准确掌握，此时的“来远”舰身受重创亦自顾不暇，那么身为“来远”普通船员的谷雨霖、陈学海怎么能够对诸如鱼雷艇上的水兵对邓世昌喊话的内容、狗衔住邓世昌发辫以及邓世昌按住太阳犬与其同沉这样细微的动作观察得如此仔细呢?他们又是何以如此从容细致地观察到邓世昌殉国的整个过程呢?实际上，在当时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这些细节除了当时在邓世昌身边的人员是无法准确的观察到的。所以上述两位水手的回忆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还有另外的一种叙述，据参加过黄海海战的“镇远”美籍雇员马吉芬回忆道：“舰内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依靠舰桥上的救生圈，被海潮冲向岸边，被一只帆船救出。他们所说，各不相同，难以置信。但唯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狂犬亦为主人而殉死。想来义犬救主之说，自古以来屡有所闻，但为犬舍命者恐邓舰长首创先例，实乃不幸之人。”
兰克认为：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马吉芬的这段记载是根据“致远”舰被救水兵的回忆写成的，这些水兵与邓世昌同处一舰，在舰沉后又一同落水，所以他们看到的在自己身旁、同时在水中“挣扎”的邓世昌的情景远比谷雨霖等人的回忆可信。马吉芬记述的这段回忆资料与我们所熟知的“义犬救主”的故事正好相反，也就是说邓世昌不是主动自杀的，其豢养的“太阳犬”不但没有主动救助落水的邓世昌反而将其溺毙。
此外，关于“致远”舰沉没时的情景，马吉芬还记述到：“致远拟向二舰冲锋，毅然挺身向游击队英勇猛进。此举虽然略有暴虎凭河之嫌。但确实可谓刚毅大胆。其后消息不得详知，但据说水线下中了十时或十三时的重炮榴弹，不久，开始向一侧急速倾斜。虽说稍稍有点执拗，但骁勇闻名的邓舰长(邓世昌)见到了最后关头，遂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以不惜一死，乃直向一大敌舰疾驶准备冲撞。但敌舰重炮、机关炮弹如雨注，加以舰体倾斜愈甚，终于未达到攻击目标即颠覆。”
这段史料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致远”沉没的情景。通过这段资料可知，在激战中邓世昌确实表现英勇，挺身向由“吉野”等日本四艘快速战舰组成的“游击队”出击。但是这与史料所记载的“致远”是被日本鱼雷击沉的“故事”不符。马吉芬没有亲眼见到日本炮弹击中了“吃水线”，所以在文中他用的是“据说”。但在另一位参加过黄海海战的西方雇员汉纳根的书信中，明确指出了“致远”是被日本舰炮击沉的事实：“两千三百吨的护卫巡洋舰致远号，被日舰三十二厘米加农炮的榴弹击中吃水线，炮弹从舰体的一侧打穿到另一侧，军舰立即沉没海中。”另据日本海军的作战报告称：日军在黄海海战后，除了为炸毁受伤搁浅的“扬威”舰使用过鱼雷外，在战斗中没有使用过一枚鱼雷。可见，“致远”的沉没并不是日本鱼雷所为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颇值得回味的是，马氏的这段资料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更不用说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同样的叙述，为什么普通北洋水手的回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取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而更加接近事实的马吉芬等人的记述却被历史“遗忘”了呢?实际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马氏记述的内容不利于邓世昌民族英雄形象的建构和自杀意义的赋予。
据北洋海军军官曹嘉祥称，“致远”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中炮不多时即遭沉没。根据海军章程的规定，水密门橡皮的保养属于军舰日常维护的范围，应从“致远”每月由邓世昌领取的五百五十两的“行船公费”中开支这笔费用，这个问题说明了“致远”在日常维护上显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身为管带的邓世昌无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又，当时海军专家分析认为：“致远当时把舰首转向吉野，试图冲撞，但被数发榴弹命中水线，终于右舷倾斜而沉没。据说当时有数枚榴弹同时命中，其状好似鱼雷爆炸(据说发射管内有一枚鱼雷，由于吉野射出的炮弹击中而爆炸)……致远遭致之如此大祸，据传可能是由舷旁鱼雷发射管破裂。这虽然不能断信，但战斗中，日军没有利用一次自动鱼雷，为了炸毁扬威仅使用过一次外装鱼雷”。这段材料再次证实了日本海军在黄海之战中并没有使用鱼雷，而“致远”很有可能是被自身所装鱼雷炸沉的。如果这些材料属实的话，无疑将有损邓世昌及整个致远舰全体官兵的英雄形象。但是，正如戈夫曼所指出的，无数的民间故事所证明的：神秘背后的真正的秘密，实际上根本不是神秘；真正的问题是不让观众也知道此点。所以在当时，为了突出邓世昌的英雄形象，诸如邓世昌是因太阳犬而惨遭溺死及致远是被自身鱼雷炸沉的等等不利于将邓世昌构建为一个“理想型”民族英雄的记述，是被有意识“隐藏”了。通过官方和知识精英们的不断建构，对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记忆，最终国人相信邓世昌就是一位在战场上驾驶着“致远”舰勇敢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而途中中鱼雷落水后，又拒绝救援最终杀身成仁的“理想型”的民族英雄。
那么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信不疑的呢?戈夫曼认为：“信任问题是整个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和观众(互动的另一方)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前提。在一般情况下，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时，他要求观察者信任他，相信事情就是它们看上去的模样。”清廷及当时的知识精英是怎样让世人相信这个故事就是真实的历史，从而把邓世昌树立成一个毫无瑕疵的理想型民族英雄的呢?
黄海之战剐结束，清廷就颁布上谕，对在此次海战中殉国的数位将领给予优恤：“记名总兵邓世昌、升用总兵林永升均照提督例从优议恤，邓世昌加恩予谥‘壮节’。升用游击陈金揆著照总兵例优恤。参将黄建勋、林履中各照原官衔从优议恤。”清廷通过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具有绝对权威的上谕形式，公开地对邓世昌进行表彰，这种权威式的褒奖首先使邓世昌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当光绪得知邓世昌自杀殉 国的消息后，还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挽联，并且亲赐祭文、碑文对邓世昌加以赞扬，通过皇帝的钦赐，更使邓世昌的英雄形象具有了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通过上谕的优恤、光绪的挽联、钦赐的祭文及碑文，邓世昌就被官方公开赋予了不可动摇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而清廷此举的目的无疑是在借对邓世昌的优恤树立自己的权威，使其他将领能像邓世昌那样英勇作战，从而继续为摇摇欲坠的清廷效力。
当一个体已经被确定担当某一社会角色时，一种特定的“舞台”就已经开始在为他设置了。为了进一步刻画邓世昌民族英雄形象，清廷有意识地对其家人也大加旌奖：“已故总兵邓世昌，恪遵母训，移孝作忠，力战捐躯，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训子有方，深明大义。著赏给匾额一方，交谭锺麟等转给收领，以示旌奖。”清廷赏给邓母的这块匾额书有用黄金铸成的“教子有方”四个大字。将邓母标榜成为当代“岳母”，清廷在表彰邓母的同时，赋予邓世昌“精忠报国”的当代“岳飞”式的英雄品质。
在将邓世昌的英雄形象“社会化”、“模式化”的过程中，非官方的文献叙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邓世昌家乡的地方志对于邓世昌死时情景的记载是：“世昌堕水，义仆刘忠同堕，以浮水木梃与世昌，使援以济，拒弗纳。复经他舰救出，世昌环视全舰荡没。慷慨言曰：‘事已至此，义不独生!’奋身投海而殁。”
当时人在记述邓世昌事迹，当写到黄海海战邓世昌落水时总是大书特书，以突出邓世昌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公临难，有讽以自免者，公抚膺日：吾志靖敌氛，今死於海，义也。何求生为?!舰沈。公犹植立水中，奋掷詈敌。仆刘忠随公人海，持浮水梃奉公，公却之。有所爱犬，游涌波间，衔公臂，不令溺。公斥之。复衔公发，公望海浩叹，扼犬竟逝。”
这些记述将邓世昌落水后的表现不断加以细化描述，特别是第二篇记述的内容已经和现今流传的笔者在开篇时的所讲的故事几乎一样了。
戈夫曼将个体和群体在他人面前努力产生并维护的理想印象的过程比做一种戏剧表演。为了将邓世昌英雄形象完美化，这些记述将邓世昌落水后的情景不断地戏剧化并以演义的形式使邓世昌的英雄主义形象日益丰富、饱满。
符号互动论认为，行动者能够在情景中置入新的客体，然后重新界定情景，以此对共同的行动进行安排，而重点是行动者在彼此的交往中创立共同意义的过程。些记述不仅写出了邓世昌落水后的慷慨激言，而且还置入了一个新的客体，一个名为刘忠(注：笔者在致远阵亡名录上未查到此人)的仆人。他在邓世昌落水后上演了忠仆救主的一幕，这与传统社会英雄在落难时总会有一名亲随在身边的情景十分雷同!实际上，此举与清廷旌表邓母的意图是一样的，他们共同赋予了邓世昌所应承担的社会价值，这在仆人的名字中就颇能得以体现，取名刘忠即含有“精忠报国”之意。
邓世昌殉国后，清廷赐祭葬并入京师昭忠祠，山东人为了悼念邓世昌，自发地募捐在成山脚立祠，供奉邓世昌的木雕像，当地人称之为“木圣”，岁时祭扫。在邓世昌的家乡，邓氏族人也建立邓世昌的衣冠冢以资纪念。这些仪式及符号无疑更加巩固了邓世昌的社会地位，使得邓世昌最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结语
甲午战争中清王朝战败，其标榜的“同光中兴”彻底破产，国际地位因此而一落千丈，各国列强趁火打劫纷纷掀起瓜分浪潮。同时，清廷在国内民众中的威信也因为战败而扫地以尽。各地民众越来越不满清廷的统治而不断爆发武装反抗，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面对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清廷给邓世昌以隆重的待遇，赋予其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为其政治宣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利用这种种褒扬仪式则力图重新整合社会力量，重树自身权威，借以达到继续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另外，当时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亡加深山河日渐破碎，他们极力突出邓世昌这一民族英雄的形象甚至将其神圣化，其原因同前文中所说的李清照对项羽的赞许极为相似，是他们欲使邓世昌成为当时国人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
在传统中国，生命固然可贵，但“义”的价值更高，这就是孟子“舍生取义”在自杀中的体现。这个“义”赋在邓世昌身上就是“民族大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极力赞赏邓世昌自杀行为也是“救亡图存”这一社会主题的需要。
将邓世昌树立为民族英雄的过程，是一个将邓世昌特别是其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不断理想化的过程。当把一个人物树立为公众形象时，他的形象往往会体现和验证社会公认的准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礼仪——看成是团体道德准则的有表现力的复原和重申。实际上，人们把故事当作现实加以接受，此时被接受的东西总是具有某些典仪的特征。将邓世昌英雄形象模式化、社会化的目的，正是使这种英雄形象与它所处时代的需要和期望相符合。
责任编辑 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