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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死刑存废之争持续已久，自1764年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存废问题发出质问，就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引发人们对这一“生命刑”的理性思考。本文将以法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对犯罪分子及国家的收益——成本分析，结合死刑的威慑力、判罪率等因素分析上述问题。
死刑 收益 成本 威慑力
依据《辞海》，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及生命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专制作斗争，曾主张废除死刑的适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刑罚学上争论的焦点之一。
世界各国死刑制度的状况
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都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个国家都经历了由滥用到慎用，由残酷到轻缓的演变过程，并且在多数的国家已经完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截至2009年4月30日，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其中废止所有死刑的国家多达92个，废止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为10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为36个（以过去10年未执行一例死刑为标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已多达138个，而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的国家现在仅为59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国际上有着对死刑制度进行严格限制的大趋势。下面我们将从犯罪人，犯罪社会成本，死刑威慑力，死刑判罪率等方面考虑世界各国废止死刑运动的合理性。
犯罪人的收益
犯罪收益是指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满足——犯罪中获得的物质性收益包括其从盗窃、抢劫、欺诈、贪污、贿赂中获得的金钱性收益，而精神性的则包括冒险的刺激，复仇的兴奋，强奸的快感或犯罪完成的成就感等。
犯罪人的成本
下面我们对罪犯的犯罪成本进行讨论：
（1）犯罪的物质性成本。大多数犯罪都需要支出大量现金以用于购买枪支，车辆等作案工具或铺设违法物品的销售网点。国家禁止私人生产、销售或持有枪支，目的就是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以抑制犯罪。然而，相反的，因为潜在的受害人也不能合法持有枪支，导致犯罪的风险降低，即犯罪成本降低。
（2）犯罪的精神成本。在从事犯罪时罪犯所产生的恐惧感、负罪感、焦虑感甚至厌恶感都将计为犯罪成本。这里我们将指出炫耀性消费和成就型犯罪，这类罪犯在从事犯罪时所获得的满足感大，因此，为了对此类犯罪进行预防，我们可以得出上图：
（3）预期惩罚成本。对于潜在的罪犯来说，预期惩罚成本相当于惩罚概率与惩罚严厉程度的乘积，包括所有正式和非正式惩罚给罪犯造成的损失。预期惩罚成本还包括惩罚的附加值，例如，罪犯参与诉讼的成本，惩罚的耻辱效应，雇主、朋友、家庭对罪犯的谴责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交网络的崩溃。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提高预期惩罚成本就可以有效地威慑犯罪。
罪犯们作为“理性人”，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这种自身利益则受到各种限制（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因而，做一个罪犯的决心与做一名工人、木匠甚至经济学家的决心，在原则上并无两样。当一个人在犯罪前预测到，其犯罪行为将会使自己遭受到死刑的处罚时，其必将权衡——其犯罪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其遭受的刑罚——死刑——所带来的收益。
犯罪的社会成本
如今在中国，从社会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执行死刑的成本非常低，从判决，死刑复核到最后的执行，执行只需要靠一个子弹或注射剂。在我国执行死刑对国家财政的监狱不会造成过重的负担影响，而对于徒刑来说，让犯人在监狱中服刑其实是非常耗费国家资源的，给监狱造成了非常重的负担。
綜上所述，死刑的存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刑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中国，死刑废除论在学界呼声高昂，然而，公众对此的态度却显得非常冷漠。在2003年新浪网的一项调查中，约有75.8%主张坚决保留死刑，只有13.6%支持废除死刑，而10.6%为中间派别，认为须视中国发展情况而定死刑存废。 但作为激励机制而存在的死刑，同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样，只能通过事后制裁来诱导人们不去犯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就是说只能诱导，而无法强制人们选择社会所希望的行动。
作者简介：潘冰彬（1997-），女，汉族，浙江温州市人。本科在读，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 赵秉志，袁彬.俄罗斯废止死刑及其启示[N].法制日报，2009.12
[2] 曲新久.推动废除死刑：刑法学者的责任[J].法学，2003（04）：43-44
死刑存废之争持续已久，自1764年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存废问题发出质问，就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引发人们对这一“生命刑”的理性思考。本文将以法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对犯罪分子及国家的收益——成本分析，结合死刑的威慑力、判罪率等因素分析上述问题。
死刑 收益 成本 威慑力
依据《辞海》，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及生命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专制作斗争，曾主张废除死刑的适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刑罚学上争论的焦点之一。
世界各国死刑制度的状况
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都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个国家都经历了由滥用到慎用，由残酷到轻缓的演变过程，并且在多数的国家已经完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截至2009年4月30日，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其中废止所有死刑的国家多达92个，废止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为10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为36个（以过去10年未执行一例死刑为标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已多达138个，而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的国家现在仅为59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国际上有着对死刑制度进行严格限制的大趋势。下面我们将从犯罪人，犯罪社会成本，死刑威慑力，死刑判罪率等方面考虑世界各国废止死刑运动的合理性。
犯罪人的收益
犯罪收益是指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满足——犯罪中获得的物质性收益包括其从盗窃、抢劫、欺诈、贪污、贿赂中获得的金钱性收益，而精神性的则包括冒险的刺激，复仇的兴奋，强奸的快感或犯罪完成的成就感等。
犯罪人的成本
下面我们对罪犯的犯罪成本进行讨论：
（1）犯罪的物质性成本。大多数犯罪都需要支出大量现金以用于购买枪支，车辆等作案工具或铺设违法物品的销售网点。国家禁止私人生产、销售或持有枪支，目的就是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以抑制犯罪。然而，相反的，因为潜在的受害人也不能合法持有枪支，导致犯罪的风险降低，即犯罪成本降低。
（2）犯罪的精神成本。在从事犯罪时罪犯所产生的恐惧感、负罪感、焦虑感甚至厌恶感都将计为犯罪成本。这里我们将指出炫耀性消费和成就型犯罪，这类罪犯在从事犯罪时所获得的满足感大，因此，为了对此类犯罪进行预防，我们可以得出上图：
（3）预期惩罚成本。对于潜在的罪犯来说，预期惩罚成本相当于惩罚概率与惩罚严厉程度的乘积，包括所有正式和非正式惩罚给罪犯造成的损失。预期惩罚成本还包括惩罚的附加值，例如，罪犯参与诉讼的成本，惩罚的耻辱效应，雇主、朋友、家庭对罪犯的谴责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交网络的崩溃。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提高预期惩罚成本就可以有效地威慑犯罪。
罪犯们作为“理性人”，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这种自身利益则受到各种限制（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因而，做一个罪犯的决心与做一名工人、木匠甚至经济学家的决心，在原则上并无两样。当一个人在犯罪前预测到，其犯罪行为将会使自己遭受到死刑的处罚时，其必将权衡——其犯罪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其遭受的刑罚——死刑——所带来的收益。
犯罪的社会成本
如今在中国，从社会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执行死刑的成本非常低，从判决，死刑复核到最后的执行，执行只需要靠一个子弹或注射剂。在我国执行死刑对国家财政的监狱不会造成过重的负担影响，而对于徒刑来说，让犯人在监狱中服刑其实是非常耗费国家资源的，给监狱造成了非常重的负担。
綜上所述，死刑的存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刑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中国，死刑废除论在学界呼声高昂，然而，公众对此的态度却显得非常冷漠。在2003年新浪网的一项调查中，约有75.8%主张坚决保留死刑，只有13.6%支持废除死刑，而10.6%为中间派别，认为须视中国发展情况而定死刑存废。 但作为激励机制而存在的死刑，同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样，只能通过事后制裁来诱导人们不去犯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就是说只能诱导，而无法强制人们选择社会所希望的行动。
作者简介：潘冰彬（1997-），女，汉族，浙江温州市人。本科在读，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 赵秉志，袁彬.俄罗斯废止死刑及其启示[N].法制日报，2009.12
[2] 曲新久.推动废除死刑：刑法学者的责任[J].法学，2003（04）：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