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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家、政治学家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说：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也由此，我们更会感到庆幸：即使不是彻底和永远，互联网至少也已经部分而不可逆地改变了媒体的“意见气候”、改变了社会公众和“理性讨论”的定义，改变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形态，这其间，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
诺埃尔-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互联网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不过，我们也由此遇到了网络政治的第一个问题，当你遭遇网络帝国主义、网络文化霸权时，你会问：基于互联网社会建构的全球化真的有可能是人类的乌托邦吗？早在1969年，学者兼政治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通过分析计算机的融合、远距离信息传播和电视来预测“技术电子革命”影响下的不同集团时，曾经论述道：信息和传播网络的扩张将加快世界同一化的趋势，对信息和文化资源的控制将在定义世界权力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战略性角色，“网络外交”将替代“炮舰外交”，世界因此变成“全球社会”。多年后，阿曼德·麦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在《全球联盟的现实政治与乌托邦：对技术全球主义的批判》（Realpolitik and Utopias of Universal Bonds: For a Critique of Technoglobalism）中回顾布热津斯基这一了不起的预言时，不无敬意却也不无辛辣地评价道：“但是到目前为止，得益于其无所不在的权力，世界上只有美国可被称作“全球社会”，其中原因在于美国比其他社会拥有更强的信息沟通能力。美国社会将成为一座灯塔，为其他国家照亮前程。用政治学的话来说，它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人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
然后，我们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目睹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你会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从此幸免不良的社会政治吗？遥想当年，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勒庞（Gustave Le Bon）在写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时满怀恐惧地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115年后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当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力量是以数值优势呈现时，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始终有统计学的谬误？如果没有，那么，优势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或社会理性的存在而受尊重？紧接着的问题是——应该受多大程度的尊重？最后——当它与国家意志抗衡时，我们的人类群体智性将如何选择、如何自处？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更为古老的命题——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我们也从传播学家及政治学家诺埃尔-诺伊曼回到哲学家洛克、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者洛克诉求的是“社会外于和高于国家”，国家主义者黑格尔诉求的是“国家高于社会”，而马克思诉求的则是“社会决定国家”。当我们把（公民）社会替换为（网络）社会时，所面对的政治哲学的争议和困扰，似乎并没有因为300年时光的流逝及学术的演进而有所减弱，甚至，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比特世界的政治时，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无力和精神的畏惧。
就我而言，这或许是阅读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这部《互联网政治学》的原初动力。《互联网政治学》的副标题是：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好吧!在当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两个字眼更为吸引我们、甚至没有比它们更为触目惊心的概念了，它们如此重要、含混而日新月异，以至于我们深感，有必要聆听一下来自学者的话语。
在《互联网政治学》中，查德威克讨论的研究话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互联网本身的政治学，另一类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梳理了互联网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因互联网生长历史而形成的内部政治，比如：互联网技术演进与融合中的技术格式争论、关键技术的政治推动、技术应用程序的最后敲定、现有技术的霸权地位的确定、互联网的全球管理、互联网全球管理中的权力争夺，等等。后者的研究重点则在于，互联网这种技术形态诞生以来的政治化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比如：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电子政务、互联网监视、互联网监管与控制、数字鸿沟引发的政治落差、互联网的地缘政治，等等。
就互联网政治学而言，这两类研究基本上涵盖了该学科中包含的所有方面。任何媒介形式的发展，或者说任何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都无法逃脱政治因素的纠缠，更不用说互联网这种新的传播技术本身就是从军事国防领域延展而来，它与国家之间勾连不清的政治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秉性之一。只不过，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互联网与言论自由的宪政要素具有天然耦合性，而获得了极其宽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由于它后来被发觉和发掘出来的政治动员力量，在被草根人士大量使用的同时，也被政治精英作为动员手段和募捐渠道，来进行政治包装和资源聚合。
本书讨论的话题绝大部分以英国和美国的案例作为论据和讨论的对象，这是该书的特色也是其局限所在。虽然其中有些案例超出了英国和美国，但无论数量和数据都逊色很多。不过，这并不影响对互联网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本身就是互联网发达国家，无论是普及率还是利用度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的社会构成和制度形式所提供的宏观背景，给了互联网更多的政治尝试空间。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互联网政治学著作为当下迅疾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技术参考和社会参照。但是，就中国互联网社会发育的水平而言，它也只能是参考和参照。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我曾说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的文化结构，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我没有谈及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但毋庸置疑的是，查德威克书中所提到的互联网的部分政治应用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并呈现出深入发展的趋势，比如以政府上网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政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选民沟通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民主、以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开展社会运动为标志展开的电子动员，等等，都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中出现的形式，丰富了转型中国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和博弈空间。五花八门的网络群体事件的产生，正在令人们感受到互联网的技术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能量。由于社会背景和制度架构的独特性，中国正在形成复杂的、本土化互联网政治。这种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广义而言，是对既往基于父爱主义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治理的拨正及调整——尽管这种变化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有不情愿和被动的意味；狭义而言，是对形形色色境外网站、境内网站、互联网及新媒体信息流动、网民意见及网络社群的管理政策的理念更迭与多方博弈。其中，特别是越境数据流（TDF）——点对点的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数字化电子数据传输，在过去、现在，都引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国情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
传播技术的政治以及传播技术与政治，是所有新的传播技术问世前后都会牵涉到的问题。而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无非将形成两组关系，一个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一个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下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壤之别，但却一贯相辅相成，这正是互联网链接式政治生态的奇观之一。当然，两者不仅是平行发展，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平行发展，而是交叉前进，互相影响。《互联网政治学》的讨论正是遵循的这种逻辑。但是，我以为这两组关系之上，最核心的元命题仍然是前述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不管这对立是来自财富、权力，还是来自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政治意见及社会立场。
关于这一元命题，查德威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经常性张力会持续引发政治对立。现存政治结构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正在形成，就像电子民主与借助互联网力量的底层动员的发展，在使得公民参与的传统形式充满活力。相似的政治化进程正在国际层面上发生，并集中在争论不休的议题上：如何治理与管理互联网？这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重要的数字鸿沟问题，以及来自于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想象中的威胁。相较于早些年，政治行为体已经聪明了许多。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互联网可不像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方面那样如此被控制，它的流动与活力本性使得这个问题如此让人着迷。”那么，作为提问者，我们也不妨就从着迷开始，与查德威克一起来思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网络对立、思考网络时代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治理、思考充满流动与活力的网络社会本性。
西方的互联网大国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主导的民主社会，在中国，我刚才谈到了中国网民社会的低龄化和低学历性，但有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也在迅猛地跨入中产阶级时代，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如同现实社会演进的轨迹一样，中国的网络社会迟早也会是中产阶级主导的话语权力格局——我们今天所见到占优势比例的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今天正在书写未来中国中产（不管是职业还是学历意义上的）的前传。而即使是在今天，由于资源的优势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中国互联网社会的中产阶级属性已然存在——按照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概括，他们是“消费的前卫”和“政治的后卫”的一群。
但是，政治的后卫性，从政治学的意义上看，永远不是简单的消极性——特别是当互联网如此改变全球政治版图和人类政治基因的今天。曾经，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想，关于中产阶级，李普赛特的观察是准确的，唯一的遗憾是准确得有点令人惊悚。从互联网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大约没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政治生态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的政治灾难。我们很难相信，如此水火交攻的景象、冰炭同炉的可能，即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在互联网政治的地平线上。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中诗意地写过：“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我相信：很多年以后，这些话，或许也将是比特世界的后代们回顾互联网早期我们人类的政治走向时，所要说的箴言。
如果未来我们的网络群体生存真的充斥了如此摇摆的、不确定的精神气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比以往更为专注地思考互联网政治——基于互联网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人。
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也由此，我们更会感到庆幸：即使不是彻底和永远，互联网至少也已经部分而不可逆地改变了媒体的“意见气候”、改变了社会公众和“理性讨论”的定义，改变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形态，这其间，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
诺埃尔-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互联网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不过，我们也由此遇到了网络政治的第一个问题，当你遭遇网络帝国主义、网络文化霸权时，你会问：基于互联网社会建构的全球化真的有可能是人类的乌托邦吗？早在1969年，学者兼政治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通过分析计算机的融合、远距离信息传播和电视来预测“技术电子革命”影响下的不同集团时，曾经论述道：信息和传播网络的扩张将加快世界同一化的趋势，对信息和文化资源的控制将在定义世界权力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战略性角色，“网络外交”将替代“炮舰外交”，世界因此变成“全球社会”。多年后，阿曼德·麦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在《全球联盟的现实政治与乌托邦：对技术全球主义的批判》（Realpolitik and Utopias of Universal Bonds: For a Critique of Technoglobalism）中回顾布热津斯基这一了不起的预言时，不无敬意却也不无辛辣地评价道：“但是到目前为止，得益于其无所不在的权力，世界上只有美国可被称作“全球社会”，其中原因在于美国比其他社会拥有更强的信息沟通能力。美国社会将成为一座灯塔，为其他国家照亮前程。用政治学的话来说，它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人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
然后，我们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目睹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你会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从此幸免不良的社会政治吗？遥想当年，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勒庞（Gustave Le Bon）在写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时满怀恐惧地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115年后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当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力量是以数值优势呈现时，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始终有统计学的谬误？如果没有，那么，优势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或社会理性的存在而受尊重？紧接着的问题是——应该受多大程度的尊重？最后——当它与国家意志抗衡时，我们的人类群体智性将如何选择、如何自处？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更为古老的命题——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我们也从传播学家及政治学家诺埃尔-诺伊曼回到哲学家洛克、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者洛克诉求的是“社会外于和高于国家”，国家主义者黑格尔诉求的是“国家高于社会”，而马克思诉求的则是“社会决定国家”。当我们把（公民）社会替换为（网络）社会时，所面对的政治哲学的争议和困扰，似乎并没有因为300年时光的流逝及学术的演进而有所减弱，甚至，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比特世界的政治时，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无力和精神的畏惧。
就我而言，这或许是阅读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这部《互联网政治学》的原初动力。《互联网政治学》的副标题是：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好吧!在当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两个字眼更为吸引我们、甚至没有比它们更为触目惊心的概念了，它们如此重要、含混而日新月异，以至于我们深感，有必要聆听一下来自学者的话语。
在《互联网政治学》中，查德威克讨论的研究话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互联网本身的政治学，另一类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梳理了互联网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因互联网生长历史而形成的内部政治，比如：互联网技术演进与融合中的技术格式争论、关键技术的政治推动、技术应用程序的最后敲定、现有技术的霸权地位的确定、互联网的全球管理、互联网全球管理中的权力争夺，等等。后者的研究重点则在于，互联网这种技术形态诞生以来的政治化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比如：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电子政务、互联网监视、互联网监管与控制、数字鸿沟引发的政治落差、互联网的地缘政治，等等。
就互联网政治学而言，这两类研究基本上涵盖了该学科中包含的所有方面。任何媒介形式的发展，或者说任何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都无法逃脱政治因素的纠缠，更不用说互联网这种新的传播技术本身就是从军事国防领域延展而来，它与国家之间勾连不清的政治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秉性之一。只不过，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互联网与言论自由的宪政要素具有天然耦合性，而获得了极其宽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由于它后来被发觉和发掘出来的政治动员力量，在被草根人士大量使用的同时，也被政治精英作为动员手段和募捐渠道，来进行政治包装和资源聚合。
本书讨论的话题绝大部分以英国和美国的案例作为论据和讨论的对象，这是该书的特色也是其局限所在。虽然其中有些案例超出了英国和美国，但无论数量和数据都逊色很多。不过，这并不影响对互联网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本身就是互联网发达国家，无论是普及率还是利用度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的社会构成和制度形式所提供的宏观背景，给了互联网更多的政治尝试空间。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互联网政治学著作为当下迅疾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技术参考和社会参照。但是，就中国互联网社会发育的水平而言，它也只能是参考和参照。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我曾说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的文化结构，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我没有谈及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但毋庸置疑的是，查德威克书中所提到的互联网的部分政治应用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并呈现出深入发展的趋势，比如以政府上网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政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选民沟通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民主、以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开展社会运动为标志展开的电子动员，等等，都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中出现的形式，丰富了转型中国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和博弈空间。五花八门的网络群体事件的产生，正在令人们感受到互联网的技术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能量。由于社会背景和制度架构的独特性，中国正在形成复杂的、本土化互联网政治。这种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广义而言，是对既往基于父爱主义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治理的拨正及调整——尽管这种变化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有不情愿和被动的意味；狭义而言，是对形形色色境外网站、境内网站、互联网及新媒体信息流动、网民意见及网络社群的管理政策的理念更迭与多方博弈。其中，特别是越境数据流（TDF）——点对点的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数字化电子数据传输，在过去、现在，都引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国情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
传播技术的政治以及传播技术与政治，是所有新的传播技术问世前后都会牵涉到的问题。而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无非将形成两组关系，一个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一个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下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壤之别，但却一贯相辅相成，这正是互联网链接式政治生态的奇观之一。当然，两者不仅是平行发展，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平行发展，而是交叉前进，互相影响。《互联网政治学》的讨论正是遵循的这种逻辑。但是，我以为这两组关系之上，最核心的元命题仍然是前述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不管这对立是来自财富、权力，还是来自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政治意见及社会立场。
关于这一元命题，查德威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经常性张力会持续引发政治对立。现存政治结构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正在形成，就像电子民主与借助互联网力量的底层动员的发展，在使得公民参与的传统形式充满活力。相似的政治化进程正在国际层面上发生，并集中在争论不休的议题上：如何治理与管理互联网？这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重要的数字鸿沟问题，以及来自于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想象中的威胁。相较于早些年，政治行为体已经聪明了许多。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互联网可不像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方面那样如此被控制，它的流动与活力本性使得这个问题如此让人着迷。”那么，作为提问者，我们也不妨就从着迷开始，与查德威克一起来思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网络对立、思考网络时代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治理、思考充满流动与活力的网络社会本性。
西方的互联网大国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主导的民主社会，在中国，我刚才谈到了中国网民社会的低龄化和低学历性，但有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也在迅猛地跨入中产阶级时代，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如同现实社会演进的轨迹一样，中国的网络社会迟早也会是中产阶级主导的话语权力格局——我们今天所见到占优势比例的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今天正在书写未来中国中产（不管是职业还是学历意义上的）的前传。而即使是在今天，由于资源的优势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中国互联网社会的中产阶级属性已然存在——按照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概括，他们是“消费的前卫”和“政治的后卫”的一群。
但是，政治的后卫性，从政治学的意义上看，永远不是简单的消极性——特别是当互联网如此改变全球政治版图和人类政治基因的今天。曾经，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想，关于中产阶级，李普赛特的观察是准确的，唯一的遗憾是准确得有点令人惊悚。从互联网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大约没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政治生态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的政治灾难。我们很难相信，如此水火交攻的景象、冰炭同炉的可能，即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在互联网政治的地平线上。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中诗意地写过：“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我相信：很多年以后，这些话，或许也将是比特世界的后代们回顾互联网早期我们人类的政治走向时，所要说的箴言。
如果未来我们的网络群体生存真的充斥了如此摇摆的、不确定的精神气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比以往更为专注地思考互联网政治——基于互联网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