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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南北关系问题给予较多关注，初步进行了一定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1.南北关系的形成。国内学界一致认为南北关系起源于15、16世纪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的依附关系;二战后，广大前殖民地独立，国际上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产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正式形成。2.南北关系的性质。学界普遍认为：南北关系并非一种“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实质仍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3.南北问题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其斗争焦点尽管仍涉及旧时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但主要过渡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的斗争。生产与贸易、金融与债务，以及争取经济平等地位等问题是矛盾焦点。4.冷战后的新变化。主要有：南北关系重要性上升、总体趋于缓和;部分矛盾更加突出;南北关系涉及更多领域;跨区域南北关系发展;南方国家有所分化。
关键词：南北关系;冷战;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南北关系的形成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南北关系的形成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其最早起源于15、16世纪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殖民主义国家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二战以后，广大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国际上开始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才正式形成。
1、起源于15、16世纪殖民时代。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科技手段，率先通过战争征服、殖民掠夺等手段，强行将亚非拉等地区纳入其殖民体系中。由此，双方形成了一种不对等依附关系，这便是南北关系的最初萌芽。有学者就认为当代南北之间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历史上欧美资本主义对亚非拉殖民地侵略和剥削的结果。[1]还有学者更为直接的指出，“资本主义早期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展第一次打破了国家和民族间的界限与壁垒，初步确立了具有国际性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形成了以殖民为基础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存与矛盾，这就是南北关系的最原始表现”。[2]再如学者张贵洪认为“南北关系是一个历史概念，南北关系是从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演变而来的”。[3]
2、正式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二战以后，广大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国际上开始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正式形成。学者王惠君认为，“它是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瓦解及60年代中期依赖新殖民主义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间关系。”[4]慕海平认为，“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是一种赤裸裸的超经济掠夺，而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所谓“平等交换”形式并不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存在 ， 因而也就不存在现时意义的南北关系。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摧毁了旧的殖民体系。它们开始作为主权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关系。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经济自主权增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由过去的以争取民族解放为主的政治斗争转变为现在的以争取民族经济发展为主的经济斗争，从而形成了当代意义上的南北关系”。[5]
二、学界对南北关系性质及早期南北关系焦点的研究
1、南北关系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南北关系尽管不同于过去的“依附”关系，而表现出一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其并非南北之间的“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或发达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其实质，国内学者一致认为其仍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国内学者们对于战后南北关系的性质做了较为充分的剖析。学者慕海平、焦福军、谈世中的《评南北关系的实质》一文就认为，受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改变其单一经济结构，依然向发达国家提供农矿初级产品，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和垄断地位，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技术转让等途径续继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6]王惠君也在其《当代南北关系的两重性》一文对其实质做出阐述，“当代南北关系是指发達资本主义国家以合作形式对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同程度的剥削与控制的国际交往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南北双方在实力不对称、地位不平等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南北双方在矛盾中共处、联系及合作过程中的片面依附性。”[7]此外，学者巫宁耕也认为，南北关系的核心，本质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继续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要求打破这种垄断，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剥削。[8]吴敏绮认为：“当代南北关系其核心反映的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9]
2、南北关系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其斗争焦点尽管也涉及旧时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但主要过渡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的斗争。生产与贸易、金融、债务及争取平等经济地位问题是矛盾焦点。有学者认为，“南北关系主要指战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10]还有学者认为“南北关系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核心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战后南北关系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1]学者张西虎更具体的指出，“南北关系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南北关系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商品交换关系、资本关系、技术转让关系等。” [12] 对于双方矛盾的的焦点，慕海平认为，战后初期，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努力收回经济主权。随着生产国际化，发展中国家愈益卷入国际市场，南北矛盾和斗争逐渐转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南方国家开始为提高和稳定农矿初级产品价格，改善贸易条件斗争，1793年的石油斗争标志着这种矛盾和斗争达到高潮。80年代后，尽管贸易问题在南北关系中仍占重要地位，但金融领域的斗争日益尖锐。债务危机的爆发说明，南北矛盾和斗争的重点已由生产、贸易领域逐渐转向金融领域。[13]李南认为从近期看，南北经济关系存在着几个矛盾：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不合理比价，不利的贸易条件;巨额债务;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规定的贸易制度，往往把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调到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境地以及逃避东道国的关税、外汇和价格管制等;南北经济关系的失衡与不平等性。[14]张西虎认为战后南北问题主要包括国际生产、贸易中的不合理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中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国际经济、贸易组织中的不平等地位等。[15]
三、冷战以后的南北关系新变化
进入90年代，两极对峙格局结束以后，南北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围绕其变化，学者们做了一些研究，其变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首先，多数学者认为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关系重要性上升，对话、合作、妥协取代了对抗，南北关系走向缓和。例如刘惠华就认为，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集中于东西对抗，与发展问题相比，国际舆论更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进入90年代，两极对峙格局结束，世界性战争的威胁似乎大大缓和了 ，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已成为世界趋势，世界舞台为发展问题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关系让出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相对而言，在全球平衡发展中，南北关系的战略地位是更加突出了。[16]陈必达也认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最强音，随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经济为重心的南北关系会突出起来，成为世界的焦点。[17]此外，学者陈本红、周圣葵也对其重要性上升、走向缓和趋势的原因做了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两极格局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科技革命加快了全球分工、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平等经济依赖，减少了非对称性依赖;全球性问题突出，要求双边合作;区域集团化的发展。[18]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南北关系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苏联瓦解，东欧动荡，地区霸权国兴起，国际冲突仍然连绵不断，各国自顾不暇，疲于奔命。以上等等问题，削弱了南北对话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19]
2、尽管冷战后南北关系总趋势有所缓和，不过传统的南北经济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突出，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政治矛盾也逐渐爆发出来。
郭靖安在其《试论战后南北关系》一文中，对此问题予以了揭示。一方面，由于两极格局终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等原因，发达国家援助资金不断减少，优惠范围也不断缩小，南方国家只好依赖市场吸引资金和技术，而这对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谈何容易，因此，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冷战后，北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以胜利者自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恶性发展，蓄意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扩展”到全世界，把它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国情不同的南方發展中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将南方国家国内“人权状况”的作为受援的条件。 [20]刘青建认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北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南北有关债务、援助以及贫富差距等经济矛盾更加突出”。[21]周圣葵也表示，“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北方国家企图迫使南方国家按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来改造南方国家已成为问题的关键。[22]除此之外，陈本红的《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一文也从冷战后南北围绕政治模式、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以及南北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关系方面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等方面，分析了冷战后南北之间的突出矛盾。
3、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外，南北关系开始涉及更多领域。学者王和兴将环保、毒品、移民、人权、反恐、全球化等新兴问题与发展援助、技术转让、贸易、石油等传统并列为当代南北关系十大突出问题。[23]其中，环境与气候问题恐怕是近年来南北之间争执最为激烈的焦点。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在郑立丰的《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一文中，较为准确、全面的分析了当前南北国家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关系问题、环保资金及技术转让问题、环保责任划分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剥削等问题上的分歧。[24]卢静的《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一文则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与纷争的分析，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确保世界可持续发展。[25]张宝珍的《环境问题：南北关系中的新焦点》一文也对环境问题的由来、具体分歧，以及未来前景做了讨论。[26]谭跃宇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关系》一文则重点对南北国家有关气候问题的争论做了分析。[27]
文化安全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成为南北关系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冷战后，发达国家借全球化名义不遗余力的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做法越来越对南方国家文化安全形成威胁。邢文萍在其《浅析冷战后南北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一文中对冷战后南北关系中凸显的文化安全问题的现状、原因进行了讨论，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给出了建议。[28]此外，李丹的《南北关系新态势》一文也对该问题做了简要讨论。[29]此外，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它是涉及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发展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综合性问题。郭开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契机》一文对该问题进行了介绍。[30] 4、跨区域南北关系取代全球性南北关系。90年代以来 ，南北关系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南北之间以往的全球性南北对话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区域性、集团性南北对话，在这种趋势下，各种大大小小的包含南北各国在内的区域经济建立起来。对于南北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罗会钧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南北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些较大规模的南北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31]杨国忠也认为：“经济的集团化与地区化，是发展中国家迎接全球经济政治挑战的又一战略抉择。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与地区化，是国际经济生活日益全球化的重要体现”。[32]刘青建指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国家间产生了经济、政治的联合，由此主要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33]陈本红则在其《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一文中对当前南北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34]
5、南方国家的分化。冷战后南北关系中新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南方国家的分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例如。杨运忠认为南方国家在历史上受殖民统治程度不同，独立后所面临国际环境不同，各国经济战略不同，加之有的国家当代局部冲突对经济造成重创，因此，当代国际关系进入高技术政治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更加明显。[35]郭靖安认为“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增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回旋余地，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来源、贸易机会和技术转让的可能，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但受益的主要是上述条件好的少数发展中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受益很少或根本没有受益。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冷战结束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被冷落或 “边缘化”的前景发生了。”[36]刘常喜分析了不同发展程度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问题中侧重点的分化。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它们最关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属于中等收入的拉美国家最关心的是债务问题;石油输出国最关心的是油价和市场问题，而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最关心的是援助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问题。[37]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针对南北关系的形成、性质、焦点，以及冷战结束以后的新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这些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但它们仍为今后，国内的南北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郭达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谭光涛、王莹：《从依附理论思考南北关系》，《铜仁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11卷，第2期。
[2] [32][35] 杨运忠：《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欧洲》，1994年06期。
[3] [11]张贵洪：《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
[4] [7] 王惠君：《当代南北关系的两重性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7卷增刊。
[5][6] [10][13] 慕海平、焦福军、谈世中：《评南北关系的实质》，《世界经济》，1990年第8期。
[8] 巫宁耕：《南北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
[9] 吴敏绮：《从鹰谷对话看南北关系的走向》，《前线》，2005年第5期。
[12] [15]張西虎：《对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关系特征的再认识》，《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第23卷第1期。
[14] 李南：《论战后南北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合作》，1990年09期。
[16] 刘慧华、卢根鑫：《试析90年代南北关系的新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05期。
[17] 陈必达：《南北关系的历程与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8] 陈本红：《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周圣葵：《冷战后南北关系走势及其矛盾焦点》，《世纪经济》，1995年06期。
[19] 魏宁：《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研究综述》，《理论学习》，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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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3]刘青建：《当前南北关系新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06期。
[22] 周圣葵：《冷战后南北关系走势及其矛盾焦点》，《世纪经济》，1995年06期。
[23] 王和兴：《论当代南北关系十大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01期。
[24] 郑立丰：《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3期。
[25] 卢静：《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6] 张宝珍：《环境问题：南北关系中的新焦点》，《世界经济》，1994年05期。
[27] 谭跃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关系》，《当代世界》，2010年06期。
[28] 邢文萍：《浅析冷战后南北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7年，第20卷第3期。
[29] 李丹：《南北关系新态势》，《领导之友》，2003年，第2期。
[30] 郭开虎：《可持续发展：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契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12月，第34卷第12期。
[31] 罗会钧：《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改善南北关系的途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第30卷第3期。
[34] 陈本红：《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7] 刘常喜：《八十年代依赖南北关系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的原因》，《喀什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50358）
关键词：南北关系;冷战;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南北关系的形成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南北关系的形成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其最早起源于15、16世纪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殖民主义国家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二战以后，广大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国际上开始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才正式形成。
1、起源于15、16世纪殖民时代。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科技手段，率先通过战争征服、殖民掠夺等手段，强行将亚非拉等地区纳入其殖民体系中。由此，双方形成了一种不对等依附关系，这便是南北关系的最初萌芽。有学者就认为当代南北之间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历史上欧美资本主义对亚非拉殖民地侵略和剥削的结果。[1]还有学者更为直接的指出，“资本主义早期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展第一次打破了国家和民族间的界限与壁垒，初步确立了具有国际性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形成了以殖民为基础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存与矛盾，这就是南北关系的最原始表现”。[2]再如学者张贵洪认为“南北关系是一个历史概念，南北关系是从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演变而来的”。[3]
2、正式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二战以后，广大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国际上开始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正式形成。学者王惠君认为，“它是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瓦解及60年代中期依赖新殖民主义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间关系。”[4]慕海平认为，“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是一种赤裸裸的超经济掠夺，而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所谓“平等交换”形式并不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存在 ， 因而也就不存在现时意义的南北关系。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摧毁了旧的殖民体系。它们开始作为主权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关系。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经济自主权增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由过去的以争取民族解放为主的政治斗争转变为现在的以争取民族经济发展为主的经济斗争，从而形成了当代意义上的南北关系”。[5]
二、学界对南北关系性质及早期南北关系焦点的研究
1、南北关系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南北关系尽管不同于过去的“依附”关系，而表现出一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其并非南北之间的“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或发达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其实质，国内学者一致认为其仍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国内学者们对于战后南北关系的性质做了较为充分的剖析。学者慕海平、焦福军、谈世中的《评南北关系的实质》一文就认为，受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改变其单一经济结构，依然向发达国家提供农矿初级产品，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和垄断地位，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技术转让等途径续继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6]王惠君也在其《当代南北关系的两重性》一文对其实质做出阐述，“当代南北关系是指发達资本主义国家以合作形式对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同程度的剥削与控制的国际交往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南北双方在实力不对称、地位不平等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南北双方在矛盾中共处、联系及合作过程中的片面依附性。”[7]此外，学者巫宁耕也认为，南北关系的核心，本质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继续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要求打破这种垄断，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剥削。[8]吴敏绮认为：“当代南北关系其核心反映的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9]
2、南北关系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其斗争焦点尽管也涉及旧时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但主要过渡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的斗争。生产与贸易、金融、债务及争取平等经济地位问题是矛盾焦点。有学者认为，“南北关系主要指战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10]还有学者认为“南北关系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核心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战后南北关系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1]学者张西虎更具体的指出，“南北关系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南北关系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商品交换关系、资本关系、技术转让关系等。” [12] 对于双方矛盾的的焦点，慕海平认为，战后初期，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努力收回经济主权。随着生产国际化，发展中国家愈益卷入国际市场，南北矛盾和斗争逐渐转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南方国家开始为提高和稳定农矿初级产品价格，改善贸易条件斗争，1793年的石油斗争标志着这种矛盾和斗争达到高潮。80年代后，尽管贸易问题在南北关系中仍占重要地位，但金融领域的斗争日益尖锐。债务危机的爆发说明，南北矛盾和斗争的重点已由生产、贸易领域逐渐转向金融领域。[13]李南认为从近期看，南北经济关系存在着几个矛盾：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不合理比价，不利的贸易条件;巨额债务;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规定的贸易制度，往往把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调到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境地以及逃避东道国的关税、外汇和价格管制等;南北经济关系的失衡与不平等性。[14]张西虎认为战后南北问题主要包括国际生产、贸易中的不合理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中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国际经济、贸易组织中的不平等地位等。[15]
三、冷战以后的南北关系新变化
进入90年代，两极对峙格局结束以后，南北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围绕其变化，学者们做了一些研究，其变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首先，多数学者认为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关系重要性上升，对话、合作、妥协取代了对抗，南北关系走向缓和。例如刘惠华就认为，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集中于东西对抗，与发展问题相比，国际舆论更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进入90年代，两极对峙格局结束，世界性战争的威胁似乎大大缓和了 ，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已成为世界趋势，世界舞台为发展问题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关系让出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相对而言，在全球平衡发展中，南北关系的战略地位是更加突出了。[16]陈必达也认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最强音，随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经济为重心的南北关系会突出起来，成为世界的焦点。[17]此外，学者陈本红、周圣葵也对其重要性上升、走向缓和趋势的原因做了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两极格局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科技革命加快了全球分工、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平等经济依赖，减少了非对称性依赖;全球性问题突出，要求双边合作;区域集团化的发展。[18]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南北关系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苏联瓦解，东欧动荡，地区霸权国兴起，国际冲突仍然连绵不断，各国自顾不暇，疲于奔命。以上等等问题，削弱了南北对话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19]
2、尽管冷战后南北关系总趋势有所缓和，不过传统的南北经济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突出，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政治矛盾也逐渐爆发出来。
郭靖安在其《试论战后南北关系》一文中，对此问题予以了揭示。一方面，由于两极格局终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等原因，发达国家援助资金不断减少，优惠范围也不断缩小，南方国家只好依赖市场吸引资金和技术，而这对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谈何容易，因此，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冷战后，北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以胜利者自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恶性发展，蓄意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扩展”到全世界，把它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国情不同的南方發展中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将南方国家国内“人权状况”的作为受援的条件。 [20]刘青建认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北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南北有关债务、援助以及贫富差距等经济矛盾更加突出”。[21]周圣葵也表示，“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北方国家企图迫使南方国家按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来改造南方国家已成为问题的关键。[22]除此之外，陈本红的《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一文也从冷战后南北围绕政治模式、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以及南北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关系方面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等方面，分析了冷战后南北之间的突出矛盾。
3、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外，南北关系开始涉及更多领域。学者王和兴将环保、毒品、移民、人权、反恐、全球化等新兴问题与发展援助、技术转让、贸易、石油等传统并列为当代南北关系十大突出问题。[23]其中，环境与气候问题恐怕是近年来南北之间争执最为激烈的焦点。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在郑立丰的《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一文中，较为准确、全面的分析了当前南北国家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关系问题、环保资金及技术转让问题、环保责任划分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剥削等问题上的分歧。[24]卢静的《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一文则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与纷争的分析，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确保世界可持续发展。[25]张宝珍的《环境问题：南北关系中的新焦点》一文也对环境问题的由来、具体分歧，以及未来前景做了讨论。[26]谭跃宇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关系》一文则重点对南北国家有关气候问题的争论做了分析。[27]
文化安全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成为南北关系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冷战后，发达国家借全球化名义不遗余力的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做法越来越对南方国家文化安全形成威胁。邢文萍在其《浅析冷战后南北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一文中对冷战后南北关系中凸显的文化安全问题的现状、原因进行了讨论，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给出了建议。[28]此外，李丹的《南北关系新态势》一文也对该问题做了简要讨论。[29]此外，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它是涉及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发展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综合性问题。郭开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契机》一文对该问题进行了介绍。[30] 4、跨区域南北关系取代全球性南北关系。90年代以来 ，南北关系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南北之间以往的全球性南北对话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区域性、集团性南北对话，在这种趋势下，各种大大小小的包含南北各国在内的区域经济建立起来。对于南北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罗会钧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南北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些较大规模的南北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31]杨国忠也认为：“经济的集团化与地区化，是发展中国家迎接全球经济政治挑战的又一战略抉择。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与地区化，是国际经济生活日益全球化的重要体现”。[32]刘青建指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国家间产生了经济、政治的联合，由此主要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33]陈本红则在其《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一文中对当前南北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34]
5、南方国家的分化。冷战后南北关系中新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南方国家的分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例如。杨运忠认为南方国家在历史上受殖民统治程度不同，独立后所面临国际环境不同，各国经济战略不同，加之有的国家当代局部冲突对经济造成重创，因此，当代国际关系进入高技术政治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更加明显。[35]郭靖安认为“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增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回旋余地，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来源、贸易机会和技术转让的可能，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但受益的主要是上述条件好的少数发展中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受益很少或根本没有受益。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冷战结束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被冷落或 “边缘化”的前景发生了。”[36]刘常喜分析了不同发展程度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问题中侧重点的分化。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它们最关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属于中等收入的拉美国家最关心的是债务问题;石油输出国最关心的是油价和市场问题，而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最关心的是援助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问题。[37]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针对南北关系的形成、性质、焦点，以及冷战结束以后的新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这些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但它们仍为今后，国内的南北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郭达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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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本红：《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7] 刘常喜：《八十年代依赖南北关系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的原因》，《喀什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5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