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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落后、军阀混战造成乡村经济的日渐崩溃以及边远地区乡村陋习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与命运惨剧。与罗淑的《生人妻》、许杰的《赌徒吉顺》等小说相似，柔石在其《为奴隶的母亲》一书中也选用了“典妻”这一乡村陋习作为小说的突破口，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某地农村的真实面貌。
《为奴隶的母亲》篇幅不长，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主题性质的小说，它不仅写出了偏远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同时深入分析了女性主义这一巨大命题，阐释了女性在男权与夫权社会中卑贱惨淡的人生命运和悲哀惨剧。本文主要就《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解读女性悲剧命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惨痛状况，讨论女性存在的价值与在现实中的背离，及其背后蕴含的人性主义内涵。
一、女性作为工具性的存在
在这篇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女性的工具性存在——女性在当时被当作貨物流通。在小说所描写的江浙一带的农村，女性被典当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同，即“江南的典妻风俗使流通具有合理性：妇女为生育而进入流通领域是合法的”。在小说中，女性纯粹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重儿轻女”的传统思想，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唯一作用就是生养儿子。男性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妻子典当，使其作为商品流通：黄胖将妻子典当，换来100元钱作生计之用；李秀才为传宗接代，典当春宝娘为妾，就是为了生养儿子。男性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关注女性内心世界的悲哀与无助，女性作为流通物，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母亲与妻子身份的双重性，将春宝娘这一单一的人身身份撕裂、分离，女性自身的情感、尊严与人性价值被无情剥夺。在柔石的笔下，“春宝娘这个形象蕴含的不止是典妻命运的悲苦，更折射出了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女性因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被忽视和践踏的人性。”
二、女性身为母亲的痛苦
春宝娘身为母亲却承受着无法关爱和抚养孩子的痛苦，在被丈夫黄胖典当时，她无力反抗，承受了母子分离的痛苦，与春宝分离；典当三年到期时，又被迫离开了次子秋宝，身为母亲却无权行使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了照顾孩子的权力，甚至连多看孩子一眼也不被允许。身为母亲的精神折磨在小说中一以贯之，这也是春宝娘最大的命运悲剧。
皮匠在将她典出之后，才将这一事实告诉她，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她能说的却只是“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的爸呀！”对于只有五岁的儿子春宝，她的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身为母亲却母爱无着，母爱因物质的匮乏而不得不割舍。她三次承受与儿女的生离死别，春宝、秋宝、还有未来得及看一眼的女儿，在那多么艰苦的环境下，母爱一直存在，却无处实现。
在小说中，被典当的女性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被冠以“秋宝娘”或“春宝娘”的称呼。生育了儿子，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这还是相当幸运的，生下女儿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黄胖就将孩子扔到了滚烫的沸水中。只有生育了儿子才能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生育了的女儿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在封建社会与贫弱的经济环境中，这也是作为母亲与女性的双重悲哀。身为母亲，春宝娘是一个作为奴隶的母亲，她在残酷的环境中忍受着生活的折磨，在命运的逆流中苦苦挣扎。对她来说，最大的精神痛苦不在于她所承受的压迫和束缚，而在于骨肉分离的痛苦、被剥夺母亲的无奈与辛酸以及想暂时求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命运。
三、女性作为女性自身的悲哀
这本小说中的女性完全沦为了父权、夫权与贫穷、物质的奴隶。春宝娘作为封建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具有传统农村女人的美德，她勤劳、朴实、善良、安分，始终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没有一点反抗意识，未能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势力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这凸显出了封建社会女性自身的软弱，在丈夫自作主张将她典当后，她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面对自己被典当的命运，她无能为力也无法反抗，“第二天，春雨竟滴滴淅淅地落着”，这或许是不公的社会与人生对她唯一的一点怜悯与叹息。
除此之外，小说中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宣扬仁德而人性残忍的巨大反差，这体现在春宝娘被典当到的李秀才家后。在春宝娘有孕后，秀才得意地诵读《诗经》里的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诩自己有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快乐的事情；在秋宝娘生产时，“他在天井上不断地徘徊，手里捧着一本历书，好似要读它背诵那么地念去——”。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地区是很重视儒家思想的，然而口口声声宣扬“仁德”的秀才做出的却是无视人性的残暴之事——当玉戒指的事被李秀才知道，他无情的本来面目也暴露了出来，春宝娘美好而短暂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了。在男权与夫权文化下，女性所受到的是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奴役，正如小说的题目，母亲是作为被奴役的对象而存在的。
女性自存在以来，就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身上并没有沾染上母性、妻性这些色彩，只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慢慢地被社会制度与风俗伦理的条规戒律所束缚、牵绊，作为女性自身之外的女儿性、妻性、母性才日渐凸显出来。“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在柔石的这篇《为奴隶的母亲》中，女性更为悲哀的地方在于，女性作为后天的母亲、妻子的附加社会身份也被无情地剥夺和分离了，这是女性自身的双重悲哀与创痛。
（待续）
【作者单位：山东莒县第二中学】
《为奴隶的母亲》篇幅不长，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主题性质的小说，它不仅写出了偏远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同时深入分析了女性主义这一巨大命题，阐释了女性在男权与夫权社会中卑贱惨淡的人生命运和悲哀惨剧。本文主要就《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解读女性悲剧命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惨痛状况，讨论女性存在的价值与在现实中的背离，及其背后蕴含的人性主义内涵。
一、女性作为工具性的存在
在这篇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女性的工具性存在——女性在当时被当作貨物流通。在小说所描写的江浙一带的农村，女性被典当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同，即“江南的典妻风俗使流通具有合理性：妇女为生育而进入流通领域是合法的”。在小说中，女性纯粹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重儿轻女”的传统思想，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唯一作用就是生养儿子。男性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妻子典当，使其作为商品流通：黄胖将妻子典当，换来100元钱作生计之用；李秀才为传宗接代，典当春宝娘为妾，就是为了生养儿子。男性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关注女性内心世界的悲哀与无助，女性作为流通物，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母亲与妻子身份的双重性，将春宝娘这一单一的人身身份撕裂、分离，女性自身的情感、尊严与人性价值被无情剥夺。在柔石的笔下，“春宝娘这个形象蕴含的不止是典妻命运的悲苦，更折射出了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女性因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被忽视和践踏的人性。”
二、女性身为母亲的痛苦
春宝娘身为母亲却承受着无法关爱和抚养孩子的痛苦，在被丈夫黄胖典当时，她无力反抗，承受了母子分离的痛苦，与春宝分离；典当三年到期时，又被迫离开了次子秋宝，身为母亲却无权行使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了照顾孩子的权力，甚至连多看孩子一眼也不被允许。身为母亲的精神折磨在小说中一以贯之，这也是春宝娘最大的命运悲剧。
皮匠在将她典出之后，才将这一事实告诉她，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她能说的却只是“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的爸呀！”对于只有五岁的儿子春宝，她的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身为母亲却母爱无着，母爱因物质的匮乏而不得不割舍。她三次承受与儿女的生离死别，春宝、秋宝、还有未来得及看一眼的女儿，在那多么艰苦的环境下，母爱一直存在，却无处实现。
在小说中，被典当的女性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被冠以“秋宝娘”或“春宝娘”的称呼。生育了儿子，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这还是相当幸运的，生下女儿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黄胖就将孩子扔到了滚烫的沸水中。只有生育了儿子才能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生育了的女儿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在封建社会与贫弱的经济环境中，这也是作为母亲与女性的双重悲哀。身为母亲，春宝娘是一个作为奴隶的母亲，她在残酷的环境中忍受着生活的折磨，在命运的逆流中苦苦挣扎。对她来说，最大的精神痛苦不在于她所承受的压迫和束缚，而在于骨肉分离的痛苦、被剥夺母亲的无奈与辛酸以及想暂时求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命运。
三、女性作为女性自身的悲哀
这本小说中的女性完全沦为了父权、夫权与贫穷、物质的奴隶。春宝娘作为封建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具有传统农村女人的美德，她勤劳、朴实、善良、安分，始终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没有一点反抗意识，未能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势力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这凸显出了封建社会女性自身的软弱，在丈夫自作主张将她典当后，她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面对自己被典当的命运，她无能为力也无法反抗，“第二天，春雨竟滴滴淅淅地落着”，这或许是不公的社会与人生对她唯一的一点怜悯与叹息。
除此之外，小说中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宣扬仁德而人性残忍的巨大反差，这体现在春宝娘被典当到的李秀才家后。在春宝娘有孕后，秀才得意地诵读《诗经》里的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诩自己有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快乐的事情；在秋宝娘生产时，“他在天井上不断地徘徊，手里捧着一本历书，好似要读它背诵那么地念去——”。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地区是很重视儒家思想的，然而口口声声宣扬“仁德”的秀才做出的却是无视人性的残暴之事——当玉戒指的事被李秀才知道，他无情的本来面目也暴露了出来，春宝娘美好而短暂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了。在男权与夫权文化下，女性所受到的是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奴役，正如小说的题目，母亲是作为被奴役的对象而存在的。
女性自存在以来，就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身上并没有沾染上母性、妻性这些色彩，只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慢慢地被社会制度与风俗伦理的条规戒律所束缚、牵绊，作为女性自身之外的女儿性、妻性、母性才日渐凸显出来。“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在柔石的这篇《为奴隶的母亲》中，女性更为悲哀的地方在于，女性作为后天的母亲、妻子的附加社会身份也被无情地剥夺和分离了，这是女性自身的双重悲哀与创痛。
（待续）
【作者单位：山东莒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