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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百家讲坛》而一炮走红，拥有了众多粉丝，甚至有女粉丝大喊“嫁人要嫁易中天”！之后，他写的《品三国》发行量超过百万册，让无数人再次领略了他的博学多才、幽默睿智。从“大学教授”到“学术超男”再到“公众人物”，易中天的身份在不断变化着，然而他自己却说：“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
易中天究竟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他的“流窜线路图”又是怎样的？
新疆 最大的幸运是遇到现在的妻子
终于有一天，易中天找到李华，直截了当地说：“在婚姻这条道路上，我想只有我才是你最合适的搭档……”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义。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了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当年，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他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
那时的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高中毕业前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所有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他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即知识青年。刚去时很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包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包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在那个年代，我阅尽了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要说收获，他觉得最幸运的就是在新疆兵团遇到自己的妻子李华。1972年，易中天被抽调到兵团宣传队文工团当编剧。不久，在新疆文联举办的创作骨干学习班上，他认识了写散文的李华。李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油田，是学习班里最漂亮的姑娘。在进行创作交流时，易中天经常把他写的几首诗拿给李华看。一来二去，情愫在两人之间暗生。终于有一天，易中天找到李华，直截了当地说：“在婚姻这条道路上，我想只有我才是你最合适的搭档……”他的可爱与直率就像一把火，点燃了李华心中的爱情烈焰，她含情脉脉地答应了易中天的求爱。1973年，两人在兵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武大 易老师最受女生青睐
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易中天在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开始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如饥似渴，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拼命读书，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写了一遍。他听讲座，文科的、理科的，统统都听。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的最多的，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直到现在，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还会去请教邓晓芒。
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毕业论文答辩会时，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没想到，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优”。
毕业后，易中天留在了武大。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青年教师，连助教职称都没有。他的课叫“文艺审美心理学”，也不循序渐进，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传开，郑州、长沙等高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赶来听，窗户上、走廊里挤满了人。
20世纪80年代在武大读书的同学都记得，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厦大 “土匪”变“流寇”
易中天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却成了“流寇”。
1992年，易中天被推荐去厦门大学，于是，他举家迁往厦门特区。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
在厦大，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林兴宅是20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洛阳纸贵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有他一本，当时人称“北刘（再复）南林（兴宅）”。一天，林兴宅和易中天散步时说：“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学术研究，那你就埋头去做；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那你就要走出校门，走向群众。中间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却成了“流寇”。
他读研，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做《文心雕龙》，于是从“文学”转到“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全世界议论纷纷，或谴责或叫好。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国，目的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书名最初叫《艰难的一跃》，取材于麦迪逊的《辩论》。但出版后很“艰难”，不好卖，又把原来的副题《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做了书名。最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图文版，书名改为《费城风云》。
这本书的写作，让易中天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民主并不只是让人说话、征求意见等等。民主的核心，是‘权为民所授’。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他讲先秦诸子，就特别注意到孟子关于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权的思想。
这时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得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至于《书生傻气》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余，打的猎吧。”易中天说。
名人 这辈子我有两个女人就够了
出名后，一些崇拜易中天的女粉丝经常打电话到他家。
一次，李华拿起听筒，居然有个女孩儿对她说：“你怎么还不‘下岗’啊？”
易中天精通方言、俚语、段子、顺口溜，很多东西张口就来。2002年，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请他到成都拍《纵横中国·四川篇》。在演播厅，王鲁湘问：“李白有《蜀道难》，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个‘蜀道啥’的？”易中天脱口而出：“蜀道通，蜀道畅，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四川火锅麻辣烫，四川姑娘都很开放。”全场笑翻。
从此易中天频频出镜。有期节目，主持人拿了一本封面是“保卫张艺谋”的周刊问，赞成这个说法吗？易中天说，我赞成，但要加3个字——“的观众”。主持人问为什么？易中天答，因为观众已经中了他的“十面埋伏”。
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做《纵横中国·湖北篇》武汉那一集时，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汉人喜欢快，不喜欢慢。比如吃热干面，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进而解释：唰喇，也许还有“爽朗”的意思。但依照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也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唰喇”。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总策划解如光碰巧看到了这一集，他立即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解如光没看走眼，易中天一上《百家讲坛》，诸如“韩信是个待业青年”之类的“易氏语录”，迅速在网上传播，《百家讲坛》从此人气大旺。
出名后，易中天家原有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经常半夜12点还有记者打电话来联系采访。为了避免被打扰，易中天只好把手机关掉或者转到秘书台。这样一来，妻子李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秘书，每天在家帮他接电话，应付各路记者。更有甚者，一些崇拜易中天的女粉丝，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经常打电话到他家。一次，李华拿起听筒，居然有个女孩儿对她说：“你怎么还不‘下岗’啊？”这让李华哭笑不得。还有一些热情的粉丝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对此，易中天呵呵一笑，说：“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快乐，也让我感到不安。其实这辈子我有妻子和女儿这两个女人就够了！”
独立知识分子 路见不平插句嘴
人们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他的说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
2006年前后，易中天完成了他人生的第四次转型，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只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前三次是“自找的”，这一次是“被转型”。“被转型的感觉怪怪的。”易中天说，有些事，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有些话，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但有些事，你不能不管。”
易中天确实管了不少“闲事”：李辉质疑文怀沙案、余秋雨涉嫌诈捐案、三鹿奶粉、反三俗、药家鑫案、郎咸平专访郭美美等等。这些时评发表后，有人叫好，有人生气，有人说他“不甘寂寞”，有人说他“多管闲事”，有人因此把他归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觉得不像。
“我就是个‘出来打酱油的’，路见不平插句嘴。”易中天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得看新闻，每件事似乎都必须发言表态，他觉得被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需求绑架。“是非已经够多的了，再‘公共’一把，还活不活呀！”
易中天认为，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
2011年5月22日，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在北京首发。谈到文集出版后的计划，他笑言还不明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想像《让子弹飞》里的主人公张麻子那样，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文集最后一卷，是两本时评。第一卷收录的文学作品，按企业家冯仑的说法是“青春痘”——“文学是你年轻时长的青春痘，老了就只有老年斑了。”
易中天显然不想过早长出“老年斑”。他说，人们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他的说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
“我一直在变。我的‘老年斑’会怎么样？也没人知道。”易中天说。（据《南方周末》《妇女生活》相关资料整理）
易中天究竟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他的“流窜线路图”又是怎样的？
新疆 最大的幸运是遇到现在的妻子
终于有一天，易中天找到李华，直截了当地说：“在婚姻这条道路上，我想只有我才是你最合适的搭档……”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义。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了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当年，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他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
那时的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高中毕业前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所有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他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即知识青年。刚去时很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包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包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在那个年代，我阅尽了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要说收获，他觉得最幸运的就是在新疆兵团遇到自己的妻子李华。1972年，易中天被抽调到兵团宣传队文工团当编剧。不久，在新疆文联举办的创作骨干学习班上，他认识了写散文的李华。李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油田，是学习班里最漂亮的姑娘。在进行创作交流时，易中天经常把他写的几首诗拿给李华看。一来二去，情愫在两人之间暗生。终于有一天，易中天找到李华，直截了当地说：“在婚姻这条道路上，我想只有我才是你最合适的搭档……”他的可爱与直率就像一把火，点燃了李华心中的爱情烈焰，她含情脉脉地答应了易中天的求爱。1973年，两人在兵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武大 易老师最受女生青睐
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易中天在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开始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如饥似渴，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拼命读书，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写了一遍。他听讲座，文科的、理科的，统统都听。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的最多的，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直到现在，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还会去请教邓晓芒。
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毕业论文答辩会时，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没想到，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优”。
毕业后，易中天留在了武大。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青年教师，连助教职称都没有。他的课叫“文艺审美心理学”，也不循序渐进，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传开，郑州、长沙等高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赶来听，窗户上、走廊里挤满了人。
20世纪80年代在武大读书的同学都记得，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厦大 “土匪”变“流寇”
易中天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却成了“流寇”。
1992年，易中天被推荐去厦门大学，于是，他举家迁往厦门特区。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
在厦大，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林兴宅是20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洛阳纸贵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有他一本，当时人称“北刘（再复）南林（兴宅）”。一天，林兴宅和易中天散步时说：“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学术研究，那你就埋头去做；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那你就要走出校门，走向群众。中间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却成了“流寇”。
他读研，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做《文心雕龙》，于是从“文学”转到“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全世界议论纷纷，或谴责或叫好。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国，目的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书名最初叫《艰难的一跃》，取材于麦迪逊的《辩论》。但出版后很“艰难”，不好卖，又把原来的副题《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做了书名。最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图文版，书名改为《费城风云》。
这本书的写作，让易中天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民主并不只是让人说话、征求意见等等。民主的核心，是‘权为民所授’。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他讲先秦诸子，就特别注意到孟子关于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权的思想。
这时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得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至于《书生傻气》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余，打的猎吧。”易中天说。
名人 这辈子我有两个女人就够了
出名后，一些崇拜易中天的女粉丝经常打电话到他家。
一次，李华拿起听筒，居然有个女孩儿对她说：“你怎么还不‘下岗’啊？”
易中天精通方言、俚语、段子、顺口溜，很多东西张口就来。2002年，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请他到成都拍《纵横中国·四川篇》。在演播厅，王鲁湘问：“李白有《蜀道难》，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个‘蜀道啥’的？”易中天脱口而出：“蜀道通，蜀道畅，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四川火锅麻辣烫，四川姑娘都很开放。”全场笑翻。
从此易中天频频出镜。有期节目，主持人拿了一本封面是“保卫张艺谋”的周刊问，赞成这个说法吗？易中天说，我赞成，但要加3个字——“的观众”。主持人问为什么？易中天答，因为观众已经中了他的“十面埋伏”。
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做《纵横中国·湖北篇》武汉那一集时，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汉人喜欢快，不喜欢慢。比如吃热干面，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进而解释：唰喇，也许还有“爽朗”的意思。但依照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也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唰喇”。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总策划解如光碰巧看到了这一集，他立即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解如光没看走眼，易中天一上《百家讲坛》，诸如“韩信是个待业青年”之类的“易氏语录”，迅速在网上传播，《百家讲坛》从此人气大旺。
出名后，易中天家原有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经常半夜12点还有记者打电话来联系采访。为了避免被打扰，易中天只好把手机关掉或者转到秘书台。这样一来，妻子李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秘书，每天在家帮他接电话，应付各路记者。更有甚者，一些崇拜易中天的女粉丝，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经常打电话到他家。一次，李华拿起听筒，居然有个女孩儿对她说：“你怎么还不‘下岗’啊？”这让李华哭笑不得。还有一些热情的粉丝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对此，易中天呵呵一笑，说：“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快乐，也让我感到不安。其实这辈子我有妻子和女儿这两个女人就够了！”
独立知识分子 路见不平插句嘴
人们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他的说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
2006年前后，易中天完成了他人生的第四次转型，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只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前三次是“自找的”，这一次是“被转型”。“被转型的感觉怪怪的。”易中天说，有些事，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有些话，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但有些事，你不能不管。”
易中天确实管了不少“闲事”：李辉质疑文怀沙案、余秋雨涉嫌诈捐案、三鹿奶粉、反三俗、药家鑫案、郎咸平专访郭美美等等。这些时评发表后，有人叫好，有人生气，有人说他“不甘寂寞”，有人说他“多管闲事”，有人因此把他归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觉得不像。
“我就是个‘出来打酱油的’，路见不平插句嘴。”易中天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得看新闻，每件事似乎都必须发言表态，他觉得被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需求绑架。“是非已经够多的了，再‘公共’一把，还活不活呀！”
易中天认为，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
2011年5月22日，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在北京首发。谈到文集出版后的计划，他笑言还不明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想像《让子弹飞》里的主人公张麻子那样，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文集最后一卷，是两本时评。第一卷收录的文学作品，按企业家冯仑的说法是“青春痘”——“文学是你年轻时长的青春痘，老了就只有老年斑了。”
易中天显然不想过早长出“老年斑”。他说，人们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他的说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
“我一直在变。我的‘老年斑’会怎么样？也没人知道。”易中天说。（据《南方周末》《妇女生活》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