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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图像甚至已经成为比文字更为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科技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逼迫着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图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每一个人都是图像的生产者，每天有大量的图像信息被制造出来。在不同的拍摄者那里，图像的输出都有其逻辑，他们或以小见大，或深入调查，透过镜头我们可以读到拍摄者那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独特的个人视角，这些图像就像时间的切片，汇集在一起构成现实的样本，历史的记忆。图像即是时代的产物，又反过来印证时代的变化。
在订阅号“罗辑思维”每天早上的一分钟语音播报里，创办人罗胖曾经分享过他一个朋友移民美国几年后又选择回国的理由，大致是说美国哪都好，只是每天的生活都一样，活了几十年跟过了一年没什么差别，但是在国内就特别精彩，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一辈子当几辈子过，值。
“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摄影自然成为一些艺术家记录当下，保存记忆的最佳媒介。
艺术史家巫鸿曾在一次主题为“镜头下的中国城市”的对谈中谈到，摄影区别于绘画，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它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它让许多原本被忽视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几千年历史，没有人画废墟，但摄影传入以后，中国人开始画了。是摄影改变了人类的眼睛，人们通过摄影进入艺术，摄影艺术家是对社会的变化最敏感的群体。的确如此，摄影呈现给我们的图像更为真实和直接，透过镜头我们可以读到拍摄者那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独特的个人视角，这些图像就像时间的切片，汇集在一起构成现实的样本，历史的记忆。
官方媒体所输出的图像是一个庞大而单一的视觉体系，它肩负了国家对内对外宣传的职能，例如《人民画报》就是一本以图片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国家画报，创刊60多年来《人民画报》一直以真实生动的图片为核心，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改变的见证者。虽然其职能决定了图片拍摄选择的立场，但是但凡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在《人民画报》的版面上必定不会遗漏。
摄影师刘英毅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闻中心的摄影师，拍摄北京交通是他的本职工作，这个题材他拍了30年。交通是中国现代生活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时至今日北京的交通已经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最为烦心的问题。北京作为首都无疑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这种变化显影于刘英毅的照片。旧西直门立交桥于1979年建成，也就是刘英毅刚进入交通警察队伍的那一年，当年拍摄立交桥时为了能够体现其功能，刘英毅还得耐心的等待车辆进入取景框，那会儿的车实在是太少了，如今的西直门立交桥已经是1999年重新修建的了。批评家鲍昆在《话说马路》一文中写道，“城市的记忆是需要细节的。英毅的摄影从交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北京的历史记忆”。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与北京有着完全迥异的性格，海派文化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海派摄影”的代表人物陈海汶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在采访中他揭晓了答案，“殖民”是上海没有办法回避的面孔。他所拍摄的思南公馆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陈海汶踏访思南路一带数十户上海人家，在他们的家中有法国文化的元素，亦有老上海生活的遗存，这里与法国的比亚里茨，从建筑到街景、从日常生活习惯与审美趣味都一脉相承，精致，洋气。
社会变迁是宏大的话题，但这种变化却细致入微的深入生活点滴，《家当》系列是摄影师马宏杰和黄庆军分头拍摄的一个项目，被拍摄者被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摆放在一起，并与自己的家庭成员合影，在这个物质社会里我们究竟拥有些什么，一目了然。纵向比较，我们会看到时代的变迁；横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社会的面貌，贫富差距在家当的对比中也展露无遗。与《家当》的拍摄者不同，艺术家渠岩将视线锁定在贫穷的农村，他更为深入的走进乡村生活，他的农村三部曲并非事先计划好的选题，而是在不断走进农村生活的过程中，问题一一暴露，在城市追求发展的同时，在农村产生了许多无法忽视却一直被忽视，亟待解决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艺术家莫毅在24岁落脚天津，在此之前他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和人烟稀少的西藏，城市的高密度人群聚集颠覆了他曾经的生活，像小盒子一样的单元楼他住了将近30年，这种体验在每一个从相对偏远的地方来到大城市的人身上都会有。莫毅用相机系统地记录单元楼里的不同元素，单元门、窗、楼道、晾晒的被子等，通过大量相同的内容，又不尽相同的画面达到对比的效果。莫毅说，“我的拍摄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这得益于我欣赏的贝歇夫妇。他们用极其朴素、单纯的方式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和记录，这让我的内心有了更多的思考。”
越盖越高、越来越密集的单元楼是城市化发展的象征，城市建设一直与“拆”和“建”相伴，面对周围环境的变化，艺术家也有不同的表达。姚璐是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的教师，学院在21世纪初迁址花家地的时候，校园的建设还未完全结束，在学校的北门门口有两个我们在建筑工地上常见的大土堆，被学生们笑称为太行王屋二山，大土堆上遮盖着绿色防尘布，在姚璐眼里这便是当代中国的新符号。他拍下这些披着防尘布的土堆，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中，那极具古典审美趣味的宋代山水册页正是由这些城市建设中的场景组合而成，在诗意的外表下遮盖的是生活的现实。在艺术家唐晶那里，这种快速推进的城市建设留下的是趋同化的人造景观。城市空间与建筑的趋同性和无个性化，旧城区和历史建筑的大量灭绝已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丢失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和快节奏生活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一系列叫做《生长》，强调了这种景观的阶段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景观会再次的人为打破。
与唐晶年龄相仿的80后摄影艺术家金酉鸣也走街串巷，找寻已经遗失的他认为最为珍贵的精神——民国精神，那个集中国文化艺术之大成的时代由于年代的距离已经不可企及。精神是很抽象的东西，它需要某种载体才变得可视，金酉鸣选择了民国时期的公共建筑，他说，“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是如今我们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而不是凭空捏造的东西”，而公共建筑又是最能够代表那个时代审美的东西，冷静而庄严的画面上似乎抹去了时间，这是拍摄者的自我审视。
我原以为只有有了一定阅历的人才会钟情于时代变迁这样的主题，25岁的李诗雯改变了我的看法，这个在国营三线军工厂长大的孩子亲历了该厂的变迁，一个军工厂50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第三代工厂人所面临的选择正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所面对的，走出家乡到大城市发展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时代向前，没有人会止步。
在订阅号“罗辑思维”每天早上的一分钟语音播报里，创办人罗胖曾经分享过他一个朋友移民美国几年后又选择回国的理由，大致是说美国哪都好，只是每天的生活都一样，活了几十年跟过了一年没什么差别，但是在国内就特别精彩，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一辈子当几辈子过，值。
“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摄影自然成为一些艺术家记录当下，保存记忆的最佳媒介。
艺术史家巫鸿曾在一次主题为“镜头下的中国城市”的对谈中谈到，摄影区别于绘画，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它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它让许多原本被忽视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几千年历史，没有人画废墟，但摄影传入以后，中国人开始画了。是摄影改变了人类的眼睛，人们通过摄影进入艺术，摄影艺术家是对社会的变化最敏感的群体。的确如此，摄影呈现给我们的图像更为真实和直接，透过镜头我们可以读到拍摄者那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独特的个人视角，这些图像就像时间的切片，汇集在一起构成现实的样本，历史的记忆。
官方媒体所输出的图像是一个庞大而单一的视觉体系，它肩负了国家对内对外宣传的职能，例如《人民画报》就是一本以图片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国家画报，创刊60多年来《人民画报》一直以真实生动的图片为核心，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改变的见证者。虽然其职能决定了图片拍摄选择的立场，但是但凡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在《人民画报》的版面上必定不会遗漏。
摄影师刘英毅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闻中心的摄影师，拍摄北京交通是他的本职工作，这个题材他拍了30年。交通是中国现代生活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时至今日北京的交通已经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最为烦心的问题。北京作为首都无疑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这种变化显影于刘英毅的照片。旧西直门立交桥于1979年建成，也就是刘英毅刚进入交通警察队伍的那一年，当年拍摄立交桥时为了能够体现其功能，刘英毅还得耐心的等待车辆进入取景框，那会儿的车实在是太少了，如今的西直门立交桥已经是1999年重新修建的了。批评家鲍昆在《话说马路》一文中写道，“城市的记忆是需要细节的。英毅的摄影从交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北京的历史记忆”。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与北京有着完全迥异的性格，海派文化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海派摄影”的代表人物陈海汶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在采访中他揭晓了答案，“殖民”是上海没有办法回避的面孔。他所拍摄的思南公馆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陈海汶踏访思南路一带数十户上海人家，在他们的家中有法国文化的元素，亦有老上海生活的遗存，这里与法国的比亚里茨，从建筑到街景、从日常生活习惯与审美趣味都一脉相承，精致，洋气。
社会变迁是宏大的话题，但这种变化却细致入微的深入生活点滴，《家当》系列是摄影师马宏杰和黄庆军分头拍摄的一个项目，被拍摄者被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摆放在一起，并与自己的家庭成员合影，在这个物质社会里我们究竟拥有些什么，一目了然。纵向比较，我们会看到时代的变迁；横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社会的面貌，贫富差距在家当的对比中也展露无遗。与《家当》的拍摄者不同，艺术家渠岩将视线锁定在贫穷的农村，他更为深入的走进乡村生活，他的农村三部曲并非事先计划好的选题，而是在不断走进农村生活的过程中，问题一一暴露，在城市追求发展的同时，在农村产生了许多无法忽视却一直被忽视，亟待解决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艺术家莫毅在24岁落脚天津，在此之前他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和人烟稀少的西藏，城市的高密度人群聚集颠覆了他曾经的生活，像小盒子一样的单元楼他住了将近30年，这种体验在每一个从相对偏远的地方来到大城市的人身上都会有。莫毅用相机系统地记录单元楼里的不同元素，单元门、窗、楼道、晾晒的被子等，通过大量相同的内容，又不尽相同的画面达到对比的效果。莫毅说，“我的拍摄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这得益于我欣赏的贝歇夫妇。他们用极其朴素、单纯的方式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和记录，这让我的内心有了更多的思考。”
越盖越高、越来越密集的单元楼是城市化发展的象征，城市建设一直与“拆”和“建”相伴，面对周围环境的变化，艺术家也有不同的表达。姚璐是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的教师，学院在21世纪初迁址花家地的时候，校园的建设还未完全结束，在学校的北门门口有两个我们在建筑工地上常见的大土堆，被学生们笑称为太行王屋二山，大土堆上遮盖着绿色防尘布，在姚璐眼里这便是当代中国的新符号。他拍下这些披着防尘布的土堆，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中，那极具古典审美趣味的宋代山水册页正是由这些城市建设中的场景组合而成，在诗意的外表下遮盖的是生活的现实。在艺术家唐晶那里，这种快速推进的城市建设留下的是趋同化的人造景观。城市空间与建筑的趋同性和无个性化，旧城区和历史建筑的大量灭绝已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丢失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和快节奏生活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一系列叫做《生长》，强调了这种景观的阶段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景观会再次的人为打破。
与唐晶年龄相仿的80后摄影艺术家金酉鸣也走街串巷，找寻已经遗失的他认为最为珍贵的精神——民国精神，那个集中国文化艺术之大成的时代由于年代的距离已经不可企及。精神是很抽象的东西，它需要某种载体才变得可视，金酉鸣选择了民国时期的公共建筑，他说，“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是如今我们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而不是凭空捏造的东西”，而公共建筑又是最能够代表那个时代审美的东西，冷静而庄严的画面上似乎抹去了时间，这是拍摄者的自我审视。
我原以为只有有了一定阅历的人才会钟情于时代变迁这样的主题，25岁的李诗雯改变了我的看法，这个在国营三线军工厂长大的孩子亲历了该厂的变迁，一个军工厂50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第三代工厂人所面临的选择正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所面对的，走出家乡到大城市发展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时代向前，没有人会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