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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民基本收入 工作伦理 社会平等
2020年暴发的全球疫情令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2020年4月9日警告全球贸易的停止可能导致新的大萧条，面对潜在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出于或刺激经济或改善民生的目的，实施了一系列举措，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讨论中。除了美国、西班牙等国政府提出基本收入之外，全球还有超过1000位学者联名签署了一封呼吁各国政府施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公开信，位于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也在对劳工团体的信函中提倡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获得全民基本收入。[1]以此为背景，本文侧重关注全球学者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阐释分析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框架以及潜在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
一、全民基本收入的定义
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理念的历史来源众说纷纭。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说法，类似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217年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2]作为英国憲法的两大核心文件之一，《森林宪章》提出了保护公共资源（公地，the commons）的要求，认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享有公共资源以维持生活。尽管在1516年的文学作品《乌托邦》（Utopia）中，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已经提到了基本收入雏形的可行性——“与其实施可怕的惩罚，不如为每个人提供可以求生的手段”，但较多学者认为1796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平均地权的正义》（Agrarian Justice，或译作“土地正义”）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最早原型。
根据布莱恩·麦克多诺（Brian McDonough）和杰西·莫拉雷斯（Jessie Morales）的定义，“全民基本收入是与经济情况和工作无关的、支付给特定社区或社会内所有个体的定期现金收入。”[3]全民基本收入也被称为“公民工资”（citizen’s wage）或“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是无条件的、自动的、不可撤销的收入和公民权利，另外也被称为“生存收入”（existence income）、“普遍红利”（universal dividend）及“保障性普遍津贴”（guaranteed universal subsidy）等。[4]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创立于1986年，一直是研究和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主体。根据这一组织给出的定义，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个体的定期现金支付，无须附加经济情况调查或职业要求。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至少要满足四个特点：全民普遍的、无条件的、定期的现金支付，直接发放给个人（而非家庭）。范帕里斯与范德堡特（P.Van Parijs & Y.Vanderborght）的定义与此相似：“无论任何情况都稳定地向每个社会成员支付的固定现金。”[5]926而霍奈斯与罗斯斯坦（Hoynes & Rothstein）的解释更为详细，他们提出全民基本收入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判定条件：金额可以保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现金支付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逐步取消;接受者必须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5]929-958
《公民基本收入》（Citizen’s Basic Income）一书的作者马尔科姆·托里（Torry Malcom）区分了全民基本收入与非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同机制，目前绝大多数被称作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或政策其实都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不应该使用基于无条件、普遍性原则的“全民基本收入”一词来形容这些举措。[6]经典全民基本收入（canonical UBI）即符合全部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目前还缺乏较为完善的基于试点案例的研究，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不完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
二、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与试点
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试验时，有必要依照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发展程度进行分类讨论。有许多在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芬兰进行的试验，另外一些例子则来自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纳米比亚、肯尼亚等。从理论上说，这些试点或试验都不能真正检验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因为它们通常只关注有限群体或样本的人，而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是给予所有公民的。但在描述和评估一些基本收入实验时，一些发现确实表明了其对受益人、家庭的积极影响，但并非一个社区行为和态度的所有变化都是立竿见影的，引入基本收入的许多影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7]
在经济发达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红利基金（Permanent Dividend Fund，PDF）。阿拉斯加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根据五年期间的石油收入，州政府每年利用化石燃料开采收入的四分之一为居民支付一定的费用。例如，2015年除了囚犯和被判重罪者，每个居民都获得了2072美元的红利，而根据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的调查参数，阿拉斯加是美国所有州里不平等率最低的，每个公民都能分享集体创造的财富。[8]尽管是否可以将其称为全民基本收入依然存在争论，但这无疑是通过分享自然资源财富/公共资源以造福社会所有公民的案例，表明了在较富裕国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是可行的、可负担的。值得注意的是，阿拉斯加的这一计划是由保守的共和党政府于1976年提出的，政策制定者、共和党州长杰伊·哈蒙德（Jay Hammond）认为这一分红计划与社会主义思想毫无关联，阿拉斯加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于阿拉斯加州公民，而不是像社会主义那样属于阿拉斯加州，因此阿拉斯加人有直接使用这笔财富的权利。对阿拉斯加州的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这一基本收入对阿拉斯加的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它会降低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在印度的中央邦（Madhya Pradesh）农村地区进行的基本收入试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试验之一，来自9个村庄的6000多人从这一试验中受益。2009—201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个名为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的地方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下，评估了无条件转移支付或基本收入对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社区的影响。这是第一次在印度试行无条件和普遍的基本收入。在18个月内，受益人将收到一笔可以随意支配的现金，通过三轮统计调查和案例研究，对人们接受补助金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申请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将这一期间的所有变化与未接受补助金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其中包含有两个试点项目。第一个项目被称为“中央邦无条件转移”（MPUCT），涉及8个村庄，每个人每月都能得到补助。另外12个村庄被用作控制村。第二个试点被称为部落村无条件现金转移（TVUCT），向一个部落村庄的每个人提供补助金，并与另一个部落村庄进行比较。在选定的村庄，每个公民（男性、女性、儿童）每个月都得到一定数量的无条件现金，提供的金额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分之一（儿童得到的现金减半），略高于当地的贫困线。这些试验旨在确定基本收入对个人和家庭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最大的变化是儿童的健康和营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改善，得到补贴的成人还清或减轻了债务，增加了就业率并有意愿支付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是当地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入学率并没有显著提高。[7]
另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收入试验（纳米比亚、肯尼亚、印度）进行研究后认为，许多人担心的负面影响证据并不充分。对于领钱的人更容易消费香烟、酒精等“诱惑品”的质疑，相关研究发现，虽然有药物滥用的受助者情况并没有改观，但领取基本收入的人平均减少了0.18个标准差的诱惑品支出。[9]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了多种多样的积极影响，虽然考虑到受试者的个体差异，在不同的试验中获得的效果有较大的波动，但群体的平均效应可以说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在受试者的收入、储蓄、债务、饮食多样性、入学率、考试分数、认知发展、医疗卫生设施的使用、劳动力参与、童工、家庭暴力、妇女赋权、婚姻、生育率和避孕药具的使用等各方面都有改善。
三、全民基本收入的积极意义
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还论证了一系列这一构想的积极效果。
第一，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伦理。麦克多诺甚至断言，除非我们质疑“工作”和“就業”在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否则就不能充分理解普遍基本收入。[3]41我们通常将“工作”定义为由雇主、顾客或客户支付工资的基于任务的活动。然而，这种常识性的“工作”定义忽略了许多无报酬的“工作”。正如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指出的，工作已经被简单地等同为用劳动换工资，工人也被简化为打工赚钱的人，然而真正的工作并非仅限于有偿雇佣关系，不能用货币计算的情感劳动、家务劳动、志愿者劳动、社工等也应该被视为工作。[10]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报告称，20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580万人提供无偿护理，而护理人员并不是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人，许多社区工作者、公益劳动者等也基本上是免费工作。做“真正的”工作，似乎意味着挣工资，这种工作的概念并不新鲜。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声称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道德必须得到恢复，人们必须为了工资而做诚实的工作，“职业道德”使人们相信他们应该工作，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或喜欢，而无工作的人被认为不如那些辛勤工作的人的生活有意义。“工作伦理”是一种渗透在工业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话语，每个人都工作或以某种方式必须工作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受新自由主义驱动的叙述，这种论述专注于有偿就业的重要性和“融入劳动力市场”[11]的想法。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工作本身构成一种价值的观点有其历史渊源，特别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之后一直延伸到18世纪的欧洲部分地区。[12]其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文化为“工作伦理”设置了一个“他者”，即作为反面教材的无工作的游民。
而且，如今存在着大量的低社会价值、充满挫败感的工作，也就是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许多服务部门雇用大量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塑造一种工作意识形态，只肯定那些有工作的人，认为有工作的人比赚不到工资的人更有价值，并且变相强制劳动者主动加班、不断侵蚀工作和生活的界限。[13]另外，西方许多服务部门开始将标准雇佣合同转为带有剥削性工作条件的短期零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以“麦工作”（Mcjob）为代表的低尊严、低门槛、低收入、几乎无晋升机会的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急剧增加，斯坦丁在《不稳定无产阶级》（The Precariat）一书中描述了新兴的不稳定工人阶级因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不断地更换不稳定的工作。在斯坦丁看来，不稳定工作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直接后果。在追求市场效率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约束，政府对零工经济等新型雇佣关系的默许和就业政策都可能加剧恶劣的不稳定工作条件。[14]相比之下，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和论述并没有划分就业者和非就业者，其提供了更加平等和自由的话语，不仅能够补偿社会所必需的志愿性、社区性、关怀护理劳动等与市场无关的劳动（情感、艺术），还可以创造更广泛的平等和包容，不能再以是否有带薪工作来评判人的价值，有助于建立更加全面平等的社会分配体系。
第二，许多学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效举措。斯坦丁就相信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克服“贫困陷阱”和“不稳定陷阱”。“贫困陷阱”指的是在找到工作后失去国家福利，收入并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不稳定陷阱”指的是在领取福利的资格审核期间，人们更可能放弃寻找短期或临时工作的状况。[15]由于现代福利制度的复杂性和官僚系统，有条件领取福利的人也必须等待福利金的发放。2018年英国推出的全民信贷计划延迟了六周，由于担心失去福利待遇，大量福利金领取者不愿申请本可以申请的临时、短期、低收入的工作。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贫困陷阱”和“不稳定陷阱”将大大减少;不同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现有社会援助计划所产生的道德风险，斯坦丁提供了翔实的论据表明普遍的基本收入能够在许多方面正向激励人们劳动。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给予每个社会成员收入是能否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最佳办法。乍看之下，似乎福利政策应侧重于为遭受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人提供福利，例如，只向穷人提供基本收入。不过，尽管违反直觉，但是在发达国家，给予所有人一份基本收入更有可能带来社会平等： 只把钱给穷人意味着一旦穷人脱离贫穷就无法得到这笔钱。一个找到新工作、逃离贫困线的人在无法得到福利的情况下，还要支付所得税和工作生活中其他必需的费用，因此很难摆脱贫穷。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似乎是允许他们暂时保留福利，但这样做会造成不公正，因为没有领取福利的低收入人群同样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唯一的答案是向全体民众提供现金，无论他们的收入状况如何。[4]45
托里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货币支付体系可以帮助缩小社会不平等，但重要的不仅仅是货币收入本身。根据印度在2010—2013年的大规模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结果，斯坦丁指出，全民基本收入的预期价值远大于货币价值，由于提供了经济保障，这一措施可以大大改善受助者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不安全感。[14]以往的消除贫困的政策均以贫穷人口作为目标，其优势在于可以把资源转移到边际价值最高的人身上，但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资源转移的效果并未考虑在社区产生的效果，即接受补助的贫穷人口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改变其社区状况。斯坦丁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解释：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担忧会阻碍人们考虑某些选择，并导致长期焦虑，那些意识到钱、时间和食物匮乏的人，很容易患上“匮乏心态”[16]，从而限制了人们摆脱贫穷的机会，具有稀缺心态的人不太可能采取新的行动或承担创业风险。普遍的基本收入有可能打破匮乏心态，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投资未来的机会，加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复原力。另外，采用目标定位的扶贫模式而非全民补助，也可能会削弱基本收入计划的政治可行性，如果一个项目的受益者只是弱势群体，他们更难对项目的未来发展施加影响。而且在某些地区，确定目标资格的行政成本相当高，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划分也是成问题的。[17]
第三，正如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在提倡全民基本收入时所指出的，随着各领域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帮助低技术工种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等活动，抵消技术性失业的影响。技术性失业指的是技术变革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这已经对世界各地大量人口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认为技术会对人们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观点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引进对就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在19世纪早期，卢德派——在各种工业部门工作的英国工人（如棉花和毛纺厂）——会破坏和摧毀机器，以抗议技术对劳工的不利影响。过去的30年里，科技对许多就业者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技术革新减少了许多工作岗位。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研究了美国许多技术性失业的案例：从汽车工厂生产线到农场挤奶机器，从癌症检测仪到智能家电维修机器人，从机器人警卫到机器人酒保……“除非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或新的工作类型，否则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导致更珍贵的中等收入工作流失，给中低收入美国家庭带来巨大痛苦。”[18]65虽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会取代每一个工人，但它们会……减少完成工作所需的总人数”[18]70。与此同时，新技术使得公司更容易雇佣合同工而不是全职员工，从而使不稳定工作激增。
虽然多年来人们一直信奉，新技术提高了经济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廉价商品的供应，从而刺激了购买力，扩大了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一书中指出，这种逻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性失业”和“购买力的急剧下降”。[19]在《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一书中，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Brynjolfsson & Mcafee）曾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技术取得惊人进步的时代。随着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强大，“公司对某些类型的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20]。在新技术取代人力以缩减成本的时代，拥有特殊技能和高等教育的工作者更有可能创造和获得价值，而只能提供普通技术或无技术门槛的劳动的工人将逐渐让位于机器。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日益增长的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个企业寻求用新技术取代人力的时代，建立经济安全网、保障劳工权益的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
第四，实行普遍的基本收入可以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并为社会上的人们所经历的失业问题提供更持续的解决方案。在进行过基本收入试点的芬兰，当地工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损害集体谈判的力量，也担心全民基本收入有可能导致右派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而缺乏原则的雇主在知道劳动者有基本收入的前提下，也有可能继续使用剥削的雇佣模式。不过，这一忧虑可能是多余的;相反，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失业问题提供更健康的解决方案。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改善当前工人对失业或被迫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担忧。[21]社会中的失业有助于资方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由于人们意识到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失业者，这种意识更容易促使工人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工人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就能够应付最低的生活费用。这样一来，他们将更愿意为争取就业权利和更高的工资而斗争，并能够研究市场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用担心失去他们自己或家庭所需的经济支持。其次，保障普遍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创造更多的集体协商权力[22]，从而可以更多地鼓励工人支持工会或工人权利合作社。
但芬兰工会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麦克多诺表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的基本保障确实能够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加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机器面前的地位，但还需要保证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稳定，使工人的基本权利不会在其他方面受到威胁。例如，作为普遍基本收入支付的金额应达到预期的最低生活费用;如果这种支付不足，则个人或工人集体权利的福利就不会如上所述发生。同样，政府政策如果建议支持服务业私有化和减少国家福利或社会工资（social wage），也可能威胁到普遍基本收入对工人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社会工资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人均支出，如社会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23]想象一下，你正在享受普遍的基本收入，但是以前的一些服务是免费的，现在由个人付费，那么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政府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承诺，保持公平的社会工资，为所有公民享有的免费服务提供资金，包括卫生医疗、教育和福利，这样才能使全民基本收入对工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在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中，全民基本收入同樣能解决许多现有的问题，如削减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简化福利系统，裁撤相关部门的冗员，实现小政府的构想，这也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呼吁的。坚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也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作福利国家最有效的替代方案。他提出这样一种方案：让所有21岁以上的美国人每年获得1万美元的现金补助并收税，“通过取消目前存在的转移支付来筹集资金”。[24]这也导致了一些左派人士的忧虑，他们担心右派政府可能会借此取消或大幅缩减福利，从而抵消了全民基本收入为劳动者带来的利益。另外，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在较贫穷国家完全可以替代现有福利系统，因为全民普遍的特点可以节约行政管理成本，不需要反复收集、核对数据，同时还可以改善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大大减少福利发放过程中的腐败、行政裁量权的模糊不清以及其他滥用权力的可能性。[25]
四、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顾虑与质疑
既然基本收入有明显优势，为什么政府不实施临时或永久的基本收入计划？这可能有几个主要的现实原因，有些是基于确凿的事实和有价值的证据，有些是基于虚构或偏见。
首先，最常见的怀疑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成本和承受能力以及对国家福利的依赖产生的弊端。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就对这一计划颇为怀疑，通过计算，他得出的结论是全民基本收入是国家财政无法负担的，如果要将基本收入设定在保证体面生活的水平，即使是富裕国家也会产生攀升的赤字。[26]大多数支持者则认为可以通过提高所得税、实施财富税、关闭避税天堂或者使用生态税的红利来筹措资金。[27]但反对者已经证明了提高征税的副作用：一方面会导致富人的资产流向海外或增加对海外的投资比例，从而影响当地经济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法国的黄背心燃油税抗议也使生态税充满争议。[3]114而许多保守派人士普遍认为，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将使公民过度依赖国家福利，因懒惰、试图不劳而获而更不愿意就业。由于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终生依赖的保障”，而不是帮助人们克服失业、找到工作或进行再培训以培养新的就业技能所需的手段，所以需要“更强有力的安全网”来提供“通向有意义的工作和参与社会的生命线”。[26]这种论点并非无根无据，20世纪对美国下层阶级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对福利的依赖是确实存在的。如查尔斯·默里所说的，下层阶级糟糕的生活状况是不完善的福利政策的副产品，常常会产生所谓的福利陷阱：为了赚取福利，低收入人群或失业人群可能会拒绝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免费获得的福利成为阻碍人们寻找工作的障碍而非激励。[24]165但一个重大问题是，在这些案例中，政府并非支付全民基本收入，而是基于经济情况调查的福利。是否可以将这种有针对性的“低收入者的基本收入”产生的副作用等同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副作用？根据班纳吉的研究，扩大基本收入的覆盖面，研究对特定社会全体公民的影响，对于理解全民基本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从现金转移支付对各收入阶层的平均影响、个体与社区在接受基本收入后的交互效应、一般均衡效应等方面观察其效果，但目前的所有试点和实验都没有很大的覆盖面，因此具体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17]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解放妇女还是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依旧是充满争议的。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全民基本收入问题，则包括对妇女的生活和两性不平等产生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公民权主要是男子的特权，妇女在实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参与方面处于边缘地位。一些女权主义者揭露了公民权的典型男性特征[28]，强调了妇女在政治参与和权利方面被排除在外的不利地位：妇女在公民权概念中的权利因“妇女在兼顾无报酬或低报酬家务和外出工作时面临的两难处境而变得复杂，暴露了严重性别化的恶果”[29]。全民基本收入与公民的概念有关，按其定义，每个公民不分性别都有权获得普遍的基本收入。在一些研究中，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妇女提供经济独立，通过为女性提供“不依赖于家庭中男性成员工资的财务基础”[30]，她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更独立的生活空间。如果作为个人的普遍基本收入直接支付给妇女个体，这可能使那些在国内受虐待的人更容易摆脱暴力或虐待关系。[30]100同时在客观上也承认了妇女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妇女长期被迫无偿地从事这些劳动，有助于补偿妇女，保证其独立性和财务自由。
尽管在促进男女平等权利方面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同血统、年龄、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妇女所面临的境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对来自不同背景和身份的妇女会产生不同影响。最大的争议在于，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成为强化性别角色的“封口费”。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并没有考虑到私人和公共领域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加强性别化的无报酬劳动分工，导致那些有家庭护理责任的妇女进一步退出劳动力市场”[31]。虽然基本收入使个人能够在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当今社会从事无保障和较低工资工作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将加深对妇女不利的性别偏见，进一步巩固性别分工。例如，盖厄斯（Gheaus）认为，鉴于目前的文化规范，妇女可能要承担护理老人、教育子女、做家务劳动等责任，“如果引入基本收入，可以合理地预期女性劳动力的总体下降……不同群体的妇女收入受到不同的影响……妇女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下降，自尊心下降，社会资本丧失”[32]。换句话说，盖厄斯认为，女性更有可能放弃工作领域的全职工作，因为她们知道有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可以让她们把自己安置在家里，兼顾照顾家庭的责任。虽然许多妇女可能从这种政策改革中受益，但不清楚普遍的基本收入是否有可能真正“改变父权资本主义国家”[30]100。如果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就必须率先解决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可能大幅减少的问题，改变围绕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否则，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妇女远离工作岗位，全民基本收入对男性来说是最低收入，对妇女来说却是最高收入。[3]124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左翼的反對意见。很多人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不是解决劳工问题的万能药，更重要的是关注工人工作条件、解决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英国议员克鲁达斯（Peter Cruddas）认为，左派还没有解决如何让劳动者发声、让劳工获得尊重的问题，不能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现金补贴就放弃政治斗争。尽管硅谷技术行业的许多CEO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芬兰参与型经济智库的创立者安蒂·乔赫南（Antti Jauhiainen）指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有可能利用全民基本收入将责任推给政府，从而无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优步（Uber）。在英国，优步公司将员工视为“个体经营者”，并未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障、休假权以及各种福利，直到2017年10月英国的优步司机提起诉讼并获胜，这才获得了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的权利。[33]针对当前疫情引发的心理，个别学者也对基本全民收入的社会效果产生了怀疑。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就提出，为了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可持续性，再分配体系通常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人民”而非外来的“陌生人”[8]242，因而需要创造一个高度限制性的边境制度来吸引公众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譬如，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暗中加强移民立法，以防备潜在的福利移民或“福利磁石效应”（the welfare magnet effect）[34];另外，如果认为外来工人不属于“全民”的范畴，迁徙工人更有可能成为新的贫困阶层。尽管全民基本收入旨在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的经济保障，但鉴于目前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反移民倾向，这一举措也可能加剧对移民的污名化，导致社会情绪的恶化和不同群体的冲突。
就目前存在的试验、实践和相关研究而言，全民基本收入已被初步证明是保障社会公平、改善公民生活的有效举措，能够显著地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改善贫困状况，具有正向效应。由于2020年年初席卷全球的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停滞和民众生活压力，一些国家和政府都将继续开展探索这一制度的社会实验，相关的研究、讨论和政策制定也将为这一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提供更丰富、更完善的证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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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6-l2Eo5c33iee94/mobilebasic，2020-05-20;《教宗致函劳工运动团体：愿人人得到一份全民基本收入》，https：//www.vaticannews.va/zh/pope/news/2020-04/pope-francis-letter-worker-movements.html，202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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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CDONOUGH，BRIAN;MORALES，JESSIE.Universal Basic Income.London：Routledge，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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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ORRY，MALCLOM.“Emergency Basic Incom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https：//basicincome.org/news/2020/04/emergency-basic-income-during-the-coronavirus-crisis/，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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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TANDING，GUY.Basic Income：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London：Penguin，2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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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
（责任编辑 陈琰娇）
2020年暴发的全球疫情令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2020年4月9日警告全球贸易的停止可能导致新的大萧条，面对潜在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出于或刺激经济或改善民生的目的，实施了一系列举措，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讨论中。除了美国、西班牙等国政府提出基本收入之外，全球还有超过1000位学者联名签署了一封呼吁各国政府施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公开信，位于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也在对劳工团体的信函中提倡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获得全民基本收入。[1]以此为背景，本文侧重关注全球学者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阐释分析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框架以及潜在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
一、全民基本收入的定义
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理念的历史来源众说纷纭。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说法，类似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217年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2]作为英国憲法的两大核心文件之一，《森林宪章》提出了保护公共资源（公地，the commons）的要求，认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享有公共资源以维持生活。尽管在1516年的文学作品《乌托邦》（Utopia）中，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已经提到了基本收入雏形的可行性——“与其实施可怕的惩罚，不如为每个人提供可以求生的手段”，但较多学者认为1796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平均地权的正义》（Agrarian Justice，或译作“土地正义”）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最早原型。
根据布莱恩·麦克多诺（Brian McDonough）和杰西·莫拉雷斯（Jessie Morales）的定义，“全民基本收入是与经济情况和工作无关的、支付给特定社区或社会内所有个体的定期现金收入。”[3]全民基本收入也被称为“公民工资”（citizen’s wage）或“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是无条件的、自动的、不可撤销的收入和公民权利，另外也被称为“生存收入”（existence income）、“普遍红利”（universal dividend）及“保障性普遍津贴”（guaranteed universal subsidy）等。[4]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创立于1986年，一直是研究和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主体。根据这一组织给出的定义，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个体的定期现金支付，无须附加经济情况调查或职业要求。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至少要满足四个特点：全民普遍的、无条件的、定期的现金支付，直接发放给个人（而非家庭）。范帕里斯与范德堡特（P.Van Parijs & Y.Vanderborght）的定义与此相似：“无论任何情况都稳定地向每个社会成员支付的固定现金。”[5]926而霍奈斯与罗斯斯坦（Hoynes & Rothstein）的解释更为详细，他们提出全民基本收入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判定条件：金额可以保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现金支付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逐步取消;接受者必须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5]929-958
《公民基本收入》（Citizen’s Basic Income）一书的作者马尔科姆·托里（Torry Malcom）区分了全民基本收入与非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同机制，目前绝大多数被称作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或政策其实都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不应该使用基于无条件、普遍性原则的“全民基本收入”一词来形容这些举措。[6]经典全民基本收入（canonical UBI）即符合全部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目前还缺乏较为完善的基于试点案例的研究，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不完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
二、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与试点
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试验时，有必要依照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发展程度进行分类讨论。有许多在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芬兰进行的试验，另外一些例子则来自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纳米比亚、肯尼亚等。从理论上说，这些试点或试验都不能真正检验经典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因为它们通常只关注有限群体或样本的人，而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是给予所有公民的。但在描述和评估一些基本收入实验时，一些发现确实表明了其对受益人、家庭的积极影响，但并非一个社区行为和态度的所有变化都是立竿见影的，引入基本收入的许多影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7]
在经济发达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红利基金（Permanent Dividend Fund，PDF）。阿拉斯加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根据五年期间的石油收入，州政府每年利用化石燃料开采收入的四分之一为居民支付一定的费用。例如，2015年除了囚犯和被判重罪者，每个居民都获得了2072美元的红利，而根据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的调查参数，阿拉斯加是美国所有州里不平等率最低的，每个公民都能分享集体创造的财富。[8]尽管是否可以将其称为全民基本收入依然存在争论，但这无疑是通过分享自然资源财富/公共资源以造福社会所有公民的案例，表明了在较富裕国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是可行的、可负担的。值得注意的是，阿拉斯加的这一计划是由保守的共和党政府于1976年提出的，政策制定者、共和党州长杰伊·哈蒙德（Jay Hammond）认为这一分红计划与社会主义思想毫无关联，阿拉斯加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于阿拉斯加州公民，而不是像社会主义那样属于阿拉斯加州，因此阿拉斯加人有直接使用这笔财富的权利。对阿拉斯加州的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这一基本收入对阿拉斯加的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它会降低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在印度的中央邦（Madhya Pradesh）农村地区进行的基本收入试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试验之一，来自9个村庄的6000多人从这一试验中受益。2009—201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个名为自营职业妇女协会（SEWA）的地方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下，评估了无条件转移支付或基本收入对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社区的影响。这是第一次在印度试行无条件和普遍的基本收入。在18个月内，受益人将收到一笔可以随意支配的现金，通过三轮统计调查和案例研究，对人们接受补助金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申请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将这一期间的所有变化与未接受补助金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其中包含有两个试点项目。第一个项目被称为“中央邦无条件转移”（MPUCT），涉及8个村庄，每个人每月都能得到补助。另外12个村庄被用作控制村。第二个试点被称为部落村无条件现金转移（TVUCT），向一个部落村庄的每个人提供补助金，并与另一个部落村庄进行比较。在选定的村庄，每个公民（男性、女性、儿童）每个月都得到一定数量的无条件现金，提供的金额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分之一（儿童得到的现金减半），略高于当地的贫困线。这些试验旨在确定基本收入对个人和家庭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最大的变化是儿童的健康和营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改善，得到补贴的成人还清或减轻了债务，增加了就业率并有意愿支付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是当地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入学率并没有显著提高。[7]
另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收入试验（纳米比亚、肯尼亚、印度）进行研究后认为，许多人担心的负面影响证据并不充分。对于领钱的人更容易消费香烟、酒精等“诱惑品”的质疑，相关研究发现，虽然有药物滥用的受助者情况并没有改观，但领取基本收入的人平均减少了0.18个标准差的诱惑品支出。[9]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了多种多样的积极影响，虽然考虑到受试者的个体差异，在不同的试验中获得的效果有较大的波动，但群体的平均效应可以说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在受试者的收入、储蓄、债务、饮食多样性、入学率、考试分数、认知发展、医疗卫生设施的使用、劳动力参与、童工、家庭暴力、妇女赋权、婚姻、生育率和避孕药具的使用等各方面都有改善。
三、全民基本收入的积极意义
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还论证了一系列这一构想的积极效果。
第一，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伦理。麦克多诺甚至断言，除非我们质疑“工作”和“就業”在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否则就不能充分理解普遍基本收入。[3]41我们通常将“工作”定义为由雇主、顾客或客户支付工资的基于任务的活动。然而，这种常识性的“工作”定义忽略了许多无报酬的“工作”。正如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指出的，工作已经被简单地等同为用劳动换工资，工人也被简化为打工赚钱的人，然而真正的工作并非仅限于有偿雇佣关系，不能用货币计算的情感劳动、家务劳动、志愿者劳动、社工等也应该被视为工作。[10]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报告称，20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580万人提供无偿护理，而护理人员并不是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人，许多社区工作者、公益劳动者等也基本上是免费工作。做“真正的”工作，似乎意味着挣工资，这种工作的概念并不新鲜。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声称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道德必须得到恢复，人们必须为了工资而做诚实的工作，“职业道德”使人们相信他们应该工作，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或喜欢，而无工作的人被认为不如那些辛勤工作的人的生活有意义。“工作伦理”是一种渗透在工业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话语，每个人都工作或以某种方式必须工作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受新自由主义驱动的叙述，这种论述专注于有偿就业的重要性和“融入劳动力市场”[11]的想法。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工作本身构成一种价值的观点有其历史渊源，特别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之后一直延伸到18世纪的欧洲部分地区。[12]其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文化为“工作伦理”设置了一个“他者”，即作为反面教材的无工作的游民。
而且，如今存在着大量的低社会价值、充满挫败感的工作，也就是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许多服务部门雇用大量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塑造一种工作意识形态，只肯定那些有工作的人，认为有工作的人比赚不到工资的人更有价值，并且变相强制劳动者主动加班、不断侵蚀工作和生活的界限。[13]另外，西方许多服务部门开始将标准雇佣合同转为带有剥削性工作条件的短期零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以“麦工作”（Mcjob）为代表的低尊严、低门槛、低收入、几乎无晋升机会的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急剧增加，斯坦丁在《不稳定无产阶级》（The Precariat）一书中描述了新兴的不稳定工人阶级因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不断地更换不稳定的工作。在斯坦丁看来，不稳定工作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直接后果。在追求市场效率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约束，政府对零工经济等新型雇佣关系的默许和就业政策都可能加剧恶劣的不稳定工作条件。[14]相比之下，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和论述并没有划分就业者和非就业者，其提供了更加平等和自由的话语，不仅能够补偿社会所必需的志愿性、社区性、关怀护理劳动等与市场无关的劳动（情感、艺术），还可以创造更广泛的平等和包容，不能再以是否有带薪工作来评判人的价值，有助于建立更加全面平等的社会分配体系。
第二，许多学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效举措。斯坦丁就相信全民基本收入是减少贫困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克服“贫困陷阱”和“不稳定陷阱”。“贫困陷阱”指的是在找到工作后失去国家福利，收入并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不稳定陷阱”指的是在领取福利的资格审核期间，人们更可能放弃寻找短期或临时工作的状况。[15]由于现代福利制度的复杂性和官僚系统，有条件领取福利的人也必须等待福利金的发放。2018年英国推出的全民信贷计划延迟了六周，由于担心失去福利待遇，大量福利金领取者不愿申请本可以申请的临时、短期、低收入的工作。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贫困陷阱”和“不稳定陷阱”将大大减少;不同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现有社会援助计划所产生的道德风险，斯坦丁提供了翔实的论据表明普遍的基本收入能够在许多方面正向激励人们劳动。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给予每个社会成员收入是能否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最佳办法。乍看之下，似乎福利政策应侧重于为遭受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人提供福利，例如，只向穷人提供基本收入。不过，尽管违反直觉，但是在发达国家，给予所有人一份基本收入更有可能带来社会平等： 只把钱给穷人意味着一旦穷人脱离贫穷就无法得到这笔钱。一个找到新工作、逃离贫困线的人在无法得到福利的情况下，还要支付所得税和工作生活中其他必需的费用，因此很难摆脱贫穷。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似乎是允许他们暂时保留福利，但这样做会造成不公正，因为没有领取福利的低收入人群同样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唯一的答案是向全体民众提供现金，无论他们的收入状况如何。[4]45
托里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货币支付体系可以帮助缩小社会不平等，但重要的不仅仅是货币收入本身。根据印度在2010—2013年的大规模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结果，斯坦丁指出，全民基本收入的预期价值远大于货币价值，由于提供了经济保障，这一措施可以大大改善受助者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不安全感。[14]以往的消除贫困的政策均以贫穷人口作为目标，其优势在于可以把资源转移到边际价值最高的人身上，但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资源转移的效果并未考虑在社区产生的效果，即接受补助的贫穷人口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改变其社区状况。斯坦丁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解释：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担忧会阻碍人们考虑某些选择，并导致长期焦虑，那些意识到钱、时间和食物匮乏的人，很容易患上“匮乏心态”[16]，从而限制了人们摆脱贫穷的机会，具有稀缺心态的人不太可能采取新的行动或承担创业风险。普遍的基本收入有可能打破匮乏心态，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投资未来的机会，加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复原力。另外，采用目标定位的扶贫模式而非全民补助，也可能会削弱基本收入计划的政治可行性，如果一个项目的受益者只是弱势群体，他们更难对项目的未来发展施加影响。而且在某些地区，确定目标资格的行政成本相当高，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划分也是成问题的。[17]
第三，正如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在提倡全民基本收入时所指出的，随着各领域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帮助低技术工种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等活动，抵消技术性失业的影响。技术性失业指的是技术变革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这已经对世界各地大量人口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认为技术会对人们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观点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引进对就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在19世纪早期，卢德派——在各种工业部门工作的英国工人（如棉花和毛纺厂）——会破坏和摧毀机器，以抗议技术对劳工的不利影响。过去的30年里，科技对许多就业者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技术革新减少了许多工作岗位。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研究了美国许多技术性失业的案例：从汽车工厂生产线到农场挤奶机器，从癌症检测仪到智能家电维修机器人，从机器人警卫到机器人酒保……“除非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或新的工作类型，否则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导致更珍贵的中等收入工作流失，给中低收入美国家庭带来巨大痛苦。”[18]65虽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会取代每一个工人，但它们会……减少完成工作所需的总人数”[18]70。与此同时，新技术使得公司更容易雇佣合同工而不是全职员工，从而使不稳定工作激增。
虽然多年来人们一直信奉，新技术提高了经济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廉价商品的供应，从而刺激了购买力，扩大了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一书中指出，这种逻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性失业”和“购买力的急剧下降”。[19]在《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一书中，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Brynjolfsson & Mcafee）曾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技术取得惊人进步的时代。随着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强大，“公司对某些类型的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20]。在新技术取代人力以缩减成本的时代，拥有特殊技能和高等教育的工作者更有可能创造和获得价值，而只能提供普通技术或无技术门槛的劳动的工人将逐渐让位于机器。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日益增长的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个企业寻求用新技术取代人力的时代，建立经济安全网、保障劳工权益的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
第四，实行普遍的基本收入可以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并为社会上的人们所经历的失业问题提供更持续的解决方案。在进行过基本收入试点的芬兰，当地工会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损害集体谈判的力量，也担心全民基本收入有可能导致右派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而缺乏原则的雇主在知道劳动者有基本收入的前提下，也有可能继续使用剥削的雇佣模式。不过，这一忧虑可能是多余的;相反，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失业问题提供更健康的解决方案。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改善当前工人对失业或被迫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担忧。[21]社会中的失业有助于资方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由于人们意识到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失业者，这种意识更容易促使工人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工人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就能够应付最低的生活费用。这样一来，他们将更愿意为争取就业权利和更高的工资而斗争，并能够研究市场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用担心失去他们自己或家庭所需的经济支持。其次，保障普遍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创造更多的集体协商权力[22]，从而可以更多地鼓励工人支持工会或工人权利合作社。
但芬兰工会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麦克多诺表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的基本保障确实能够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加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机器面前的地位，但还需要保证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稳定，使工人的基本权利不会在其他方面受到威胁。例如，作为普遍基本收入支付的金额应达到预期的最低生活费用;如果这种支付不足，则个人或工人集体权利的福利就不会如上所述发生。同样，政府政策如果建议支持服务业私有化和减少国家福利或社会工资（social wage），也可能威胁到普遍基本收入对工人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社会工资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人均支出，如社会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23]想象一下，你正在享受普遍的基本收入，但是以前的一些服务是免费的，现在由个人付费，那么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政府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承诺，保持公平的社会工资，为所有公民享有的免费服务提供资金，包括卫生医疗、教育和福利，这样才能使全民基本收入对工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在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中，全民基本收入同樣能解决许多现有的问题，如削减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简化福利系统，裁撤相关部门的冗员，实现小政府的构想，这也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呼吁的。坚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也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作福利国家最有效的替代方案。他提出这样一种方案：让所有21岁以上的美国人每年获得1万美元的现金补助并收税，“通过取消目前存在的转移支付来筹集资金”。[24]这也导致了一些左派人士的忧虑，他们担心右派政府可能会借此取消或大幅缩减福利，从而抵消了全民基本收入为劳动者带来的利益。另外，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在较贫穷国家完全可以替代现有福利系统，因为全民普遍的特点可以节约行政管理成本，不需要反复收集、核对数据，同时还可以改善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大大减少福利发放过程中的腐败、行政裁量权的模糊不清以及其他滥用权力的可能性。[25]
四、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顾虑与质疑
既然基本收入有明显优势，为什么政府不实施临时或永久的基本收入计划？这可能有几个主要的现实原因，有些是基于确凿的事实和有价值的证据，有些是基于虚构或偏见。
首先，最常见的怀疑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成本和承受能力以及对国家福利的依赖产生的弊端。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就对这一计划颇为怀疑，通过计算，他得出的结论是全民基本收入是国家财政无法负担的，如果要将基本收入设定在保证体面生活的水平，即使是富裕国家也会产生攀升的赤字。[26]大多数支持者则认为可以通过提高所得税、实施财富税、关闭避税天堂或者使用生态税的红利来筹措资金。[27]但反对者已经证明了提高征税的副作用：一方面会导致富人的资产流向海外或增加对海外的投资比例，从而影响当地经济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法国的黄背心燃油税抗议也使生态税充满争议。[3]114而许多保守派人士普遍认为，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将使公民过度依赖国家福利，因懒惰、试图不劳而获而更不愿意就业。由于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终生依赖的保障”，而不是帮助人们克服失业、找到工作或进行再培训以培养新的就业技能所需的手段，所以需要“更强有力的安全网”来提供“通向有意义的工作和参与社会的生命线”。[26]这种论点并非无根无据，20世纪对美国下层阶级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对福利的依赖是确实存在的。如查尔斯·默里所说的，下层阶级糟糕的生活状况是不完善的福利政策的副产品，常常会产生所谓的福利陷阱：为了赚取福利，低收入人群或失业人群可能会拒绝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免费获得的福利成为阻碍人们寻找工作的障碍而非激励。[24]165但一个重大问题是，在这些案例中，政府并非支付全民基本收入，而是基于经济情况调查的福利。是否可以将这种有针对性的“低收入者的基本收入”产生的副作用等同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副作用？根据班纳吉的研究，扩大基本收入的覆盖面，研究对特定社会全体公民的影响，对于理解全民基本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从现金转移支付对各收入阶层的平均影响、个体与社区在接受基本收入后的交互效应、一般均衡效应等方面观察其效果，但目前的所有试点和实验都没有很大的覆盖面，因此具体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17]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解放妇女还是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依旧是充满争议的。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全民基本收入问题，则包括对妇女的生活和两性不平等产生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公民权主要是男子的特权，妇女在实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参与方面处于边缘地位。一些女权主义者揭露了公民权的典型男性特征[28]，强调了妇女在政治参与和权利方面被排除在外的不利地位：妇女在公民权概念中的权利因“妇女在兼顾无报酬或低报酬家务和外出工作时面临的两难处境而变得复杂，暴露了严重性别化的恶果”[29]。全民基本收入与公民的概念有关，按其定义，每个公民不分性别都有权获得普遍的基本收入。在一些研究中，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妇女提供经济独立，通过为女性提供“不依赖于家庭中男性成员工资的财务基础”[30]，她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更独立的生活空间。如果作为个人的普遍基本收入直接支付给妇女个体，这可能使那些在国内受虐待的人更容易摆脱暴力或虐待关系。[30]100同时在客观上也承认了妇女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妇女长期被迫无偿地从事这些劳动，有助于补偿妇女，保证其独立性和财务自由。
尽管在促进男女平等权利方面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同血统、年龄、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妇女所面临的境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对来自不同背景和身份的妇女会产生不同影响。最大的争议在于，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成为强化性别角色的“封口费”。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并没有考虑到私人和公共领域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加强性别化的无报酬劳动分工，导致那些有家庭护理责任的妇女进一步退出劳动力市场”[31]。虽然基本收入使个人能够在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当今社会从事无保障和较低工资工作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将加深对妇女不利的性别偏见，进一步巩固性别分工。例如，盖厄斯（Gheaus）认为，鉴于目前的文化规范，妇女可能要承担护理老人、教育子女、做家务劳动等责任，“如果引入基本收入，可以合理地预期女性劳动力的总体下降……不同群体的妇女收入受到不同的影响……妇女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下降，自尊心下降，社会资本丧失”[32]。换句话说，盖厄斯认为，女性更有可能放弃工作领域的全职工作，因为她们知道有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可以让她们把自己安置在家里，兼顾照顾家庭的责任。虽然许多妇女可能从这种政策改革中受益，但不清楚普遍的基本收入是否有可能真正“改变父权资本主义国家”[30]100。如果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就必须率先解决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可能大幅减少的问题，改变围绕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否则，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妇女远离工作岗位，全民基本收入对男性来说是最低收入，对妇女来说却是最高收入。[3]124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左翼的反對意见。很多人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不是解决劳工问题的万能药，更重要的是关注工人工作条件、解决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英国议员克鲁达斯（Peter Cruddas）认为，左派还没有解决如何让劳动者发声、让劳工获得尊重的问题，不能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现金补贴就放弃政治斗争。尽管硅谷技术行业的许多CEO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芬兰参与型经济智库的创立者安蒂·乔赫南（Antti Jauhiainen）指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有可能利用全民基本收入将责任推给政府，从而无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优步（Uber）。在英国，优步公司将员工视为“个体经营者”，并未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障、休假权以及各种福利，直到2017年10月英国的优步司机提起诉讼并获胜，这才获得了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的权利。[33]针对当前疫情引发的心理，个别学者也对基本全民收入的社会效果产生了怀疑。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就提出，为了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可持续性，再分配体系通常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人民”而非外来的“陌生人”[8]242，因而需要创造一个高度限制性的边境制度来吸引公众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譬如，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暗中加强移民立法，以防备潜在的福利移民或“福利磁石效应”（the welfare magnet effect）[34];另外，如果认为外来工人不属于“全民”的范畴，迁徙工人更有可能成为新的贫困阶层。尽管全民基本收入旨在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的经济保障，但鉴于目前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反移民倾向，这一举措也可能加剧对移民的污名化，导致社会情绪的恶化和不同群体的冲突。
就目前存在的试验、实践和相关研究而言，全民基本收入已被初步证明是保障社会公平、改善公民生活的有效举措，能够显著地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改善贫困状况，具有正向效应。由于2020年年初席卷全球的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停滞和民众生活压力，一些国家和政府都将继续开展探索这一制度的社会实验，相关的研究、讨论和政策制定也将为这一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提供更丰富、更完善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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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
（责任编辑 陈琰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