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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就是茅盾所说的“永远年轻的”邹韬奋——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报刊政论家。
邹韬奋（1895～1944年）所创办的“六刊一报”曾风行海内外，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他的一生，始终在为宣传民族解放、团结御侮和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发声，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毛泽东曾赞誉：“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年少立志——“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
邹韬奋自幼聪颖好学，智力超群。幼年的启蒙教育与熏陶，讓他从小滋生了对文字的热爱之情，培养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的父亲邹国珍出于现实生计的考虑，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工程师，并将他送入工程师的摇篮——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读书。
即使有父亲的严厉督促，邹韬奋却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了自己对文字的热爱。他所在的南洋公学以理科为强项，但他的一位老师沈永癯先生却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国文素养，这对他来说，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珍贵无比，他经常去沈老师那里借书看。
日后的他，也终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目标，而是出于对新闻事业的执着追求，转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文科。毕业后，与他曾经钦佩的人一样，成了一名“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时代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永远立于民众立场的报刊人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邹韬奋梦寐以求的。他曾这样说道：“《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奋之至，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时，邹韬奋的工作是编译外国名著，在此时他就深有体会：“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
接手《生活》周刊后，邹韬奋放开手脚，对其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把这本刊物的宗旨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提倡“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积极地关注社会和政治。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赵浩生曾回忆道：“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俨然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是邹韬奋经常强调的办刊理念。为此，他特意开设了“读者信箱”，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交流。“读者信箱”最初讨论青年的婚姻、恋爱、职业等问题，解决读者的生活难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渐渐转变为正义摇旗呐喊的舆论阵地，勇于抨击黑暗势力，集中关注社会议题和政治议题，从个人的视角转移到集体的视角。
《生活》周刊“读者信箱”的创办初衷就是为了争取读者的信用。编辑们认真地解答民众的疑惑，建立起与读者的深厚友谊。这种读者与邹韬奋的友谊也就构成了邹韬奋在读者那里的信用，而他自己也说这信用绝不会被他个人的私利所占用，也不被政党所利用，只会为读者自身牟利。
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邹韬奋始终如一的办刊思想。从其不同时期的文章不难看出，邹韬奋的办刊立场始终是为民众的。正如他在《经历》一书中说的那样：“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还是要做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这一个形容词。”
生前没能入党，身故被称“吾党的光荣”
1932年7月，邹韬奋成立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短短几年，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无奈之下，邹韬奋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活。这一段坎坷的流亡经历历时两年多。后来，他把在国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两部著名的通讯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
1935年8月底，邹韬奋回国后，更坚定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委。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因积极宣传抗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人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同年12月4日，邹韬奋等人被押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
出狱后的邹韬奋立即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该刊。武汉沦陷后，他又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同时，他还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对国民党投降分子作公开、合法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他愤然拟了辞去国民参政员的电文稿，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残害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严正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将邹韬奋就地惩办的通缉密令。为避免受迫害，邹韬奋历经艰险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同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然而，正当邹韬奋满怀信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时，却因积劳成疾，不幸患了脑癌。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秘密回到上海就医。上海党组织对邹韬奋的病情十分关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为他治病。
重病期间，邹韬奋仍“心怀祖国，着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时年49岁。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里，他写道：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小，20余年追随诸先生，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早在1937～1938年间，他就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和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然而，考虑到当时革命局势的需要，周恩来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说：“你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你现在以党外人士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邹韬奋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致家属的唁电中，中共中央称他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毛泽东为他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邹韬奋（1895～1944年）所创办的“六刊一报”曾风行海内外，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他的一生，始终在为宣传民族解放、团结御侮和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发声，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毛泽东曾赞誉：“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年少立志——“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
邹韬奋自幼聪颖好学，智力超群。幼年的启蒙教育与熏陶，讓他从小滋生了对文字的热爱之情，培养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的父亲邹国珍出于现实生计的考虑，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工程师，并将他送入工程师的摇篮——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读书。
即使有父亲的严厉督促，邹韬奋却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了自己对文字的热爱。他所在的南洋公学以理科为强项，但他的一位老师沈永癯先生却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国文素养，这对他来说，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珍贵无比，他经常去沈老师那里借书看。
日后的他，也终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目标，而是出于对新闻事业的执着追求，转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文科。毕业后，与他曾经钦佩的人一样，成了一名“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时代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永远立于民众立场的报刊人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邹韬奋梦寐以求的。他曾这样说道：“《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奋之至，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时，邹韬奋的工作是编译外国名著，在此时他就深有体会：“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
接手《生活》周刊后，邹韬奋放开手脚，对其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把这本刊物的宗旨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提倡“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积极地关注社会和政治。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赵浩生曾回忆道：“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俨然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是邹韬奋经常强调的办刊理念。为此，他特意开设了“读者信箱”，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交流。“读者信箱”最初讨论青年的婚姻、恋爱、职业等问题，解决读者的生活难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渐渐转变为正义摇旗呐喊的舆论阵地，勇于抨击黑暗势力，集中关注社会议题和政治议题，从个人的视角转移到集体的视角。
《生活》周刊“读者信箱”的创办初衷就是为了争取读者的信用。编辑们认真地解答民众的疑惑，建立起与读者的深厚友谊。这种读者与邹韬奋的友谊也就构成了邹韬奋在读者那里的信用，而他自己也说这信用绝不会被他个人的私利所占用，也不被政党所利用，只会为读者自身牟利。
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邹韬奋始终如一的办刊思想。从其不同时期的文章不难看出，邹韬奋的办刊立场始终是为民众的。正如他在《经历》一书中说的那样：“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还是要做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这一个形容词。”
生前没能入党，身故被称“吾党的光荣”
1932年7月，邹韬奋成立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短短几年，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无奈之下，邹韬奋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活。这一段坎坷的流亡经历历时两年多。后来，他把在国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两部著名的通讯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
1935年8月底，邹韬奋回国后，更坚定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委。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因积极宣传抗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人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同年12月4日，邹韬奋等人被押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
出狱后的邹韬奋立即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该刊。武汉沦陷后，他又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同时，他还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对国民党投降分子作公开、合法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他愤然拟了辞去国民参政员的电文稿，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残害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严正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将邹韬奋就地惩办的通缉密令。为避免受迫害，邹韬奋历经艰险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同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然而，正当邹韬奋满怀信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时，却因积劳成疾，不幸患了脑癌。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秘密回到上海就医。上海党组织对邹韬奋的病情十分关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为他治病。
重病期间，邹韬奋仍“心怀祖国，着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时年49岁。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里，他写道：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小，20余年追随诸先生，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早在1937～1938年间，他就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和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然而，考虑到当时革命局势的需要，周恩来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说：“你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你现在以党外人士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邹韬奋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致家属的唁电中，中共中央称他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毛泽东为他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