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老人不再满足于“长寿”,而是希望活得有尊严。在传统的国家福利养老之外,老龄产业正在萌芽,市场化提供的养老产品,将给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中国,带来更多养老模式。
老人商机
每逢休会时间,黄惠萍(化名)就会勤快地找演讲嘉宾交换名片,同时客气地说:“以后还要向您多多请教。”黄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外资上市地产公司经理,上海外滩一处豪华酒店,是这家公司的代表作。但她参加的并不是一次地产圈或者商业圈的会议,而是探讨中国老龄化的学术论坛,黄惠萍要讨教的对象,是老龄问题专家。
由北京大学老年研究所牵头的“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在举办5届以后首次将老龄产业作为主題,推出“中国老龄产业高峰论坛”。首届中国老龄产业高峰论坛的主办者没有想到,会议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嘉宾,原本预计150人参加的会议,来了2倍还要多的人数。更让主办者意外的是,万通地产、远洋地产等房产商也加入其中,在过去,探讨老龄化问题的学术论坛,绝想不到会引起商界的注意。
中国现有庞大的老龄人口和老龄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支撑老龄产业发展最大的动力。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为1.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4亿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1%。
对于任何一种服务或者其他产品而言,如果能把这天文数字般的人口数量,转化成消费者数量,都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润。正因如此,房产商也加入了老龄化问题的探讨中,寄望从专家们的观察中觅得商机。
微利还是暴利?
“老龄产业是微利产业。”与会的发言者,在论坛上多次提到这样一句话。但这样的提法,与我们日常的印象截然相悖,在很多新闻报道中,老人经常是种种暴利商机的埋单者。
一位上海女士曾经向电视台求助,说她70多岁的父母,经常受到老年保健品推销员的蛊惑,购买的保健品塞满了房间,总共花费近10万元。这位女士称老人不听家人的劝告,却对推销者的话深信不疑,老两口为购买保健品几乎倾尽所有积蓄。
这样极端的例子可能并不多见,但如今城市社区里随处可见的保健品门店、公园门口针对老年人的旅游项目推销等等,无不暗示着老龄人群,已经成为很多商家的目标,这些热闹的场面制造了老龄产业是暴利产业的假象。
事实却正好相反。“谁的钱最好赚?第一位是孩子,第二位是女人。赚老人的钱肯定是困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提醒准备进入老龄产业的商家,首先要意识到老龄市场开发的艰难和风险。老龄人群的相对贫困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老人对花出去的钱更加“较真”。
在中国投资老龄产业的风险更加明显,因为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是“未富先老”。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2010年以前,“未富先老”可以说是中国老龄化最大的特征。
如果光看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中国远远不及那些早已迈入老龄化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3个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目前经济发达地区老龄人口大约占当地总人口的20%。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是一个社会老龄化的标准,中国刚刚迈入老龄化门槛。但跟那些老资格的老龄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被甩在后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退休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社会福利保障的薄弱,无法给收入减少的老龄人群提供足够的社会帮扶。
城镇职工退休后尚有一定退休金保障,而中国的国情是,庞大的人口在农村,农村老人的福利保障多年来远远落后于城镇。
对照中国“未富先老”的现状,经济发达国家高福利政策支撑的养老体系,让冯晓丽非常羡慕。冯晓丽有着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身兼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和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在考察澳大利亚养老制度时,冯晓莉看到,澳大利亚政府专设“老人部”,下设4个司。如果一名老人某一天想到需要进入养老机构,只要他提出申请,仅需要一周的时间,政府人员将对他进行详细的资格评估,然后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经济情况和意愿,将他安排到养老机构中。
这样一套高效的制度背后,是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巨额的政府购买,这些钱会用在150万老人的身上。
政府福利的“未富”和个人财产的“未富”,都导致了中国的老龄产业利润微薄。而那些违规、违法,或是打着“擦边球”的暴利老龄商业,给正常的老龄产业发展带来了困扰。“靠虚假广告赚钱的行业,和经营艰难的养老院,是不是都应该被算作老龄产业呢?如果都被一视同仁,我们利润微薄的养老院怎样得到政策的支持?”杜鹏教授说。
杜鹏认为,目前一个紧要的工作,是厘清老龄产业的范围,在老龄产业中还要区分出基本的养老服务和满足更高需求的养老服务。基本的养老服务应该得到政策的扶持,通过政府购买满足基本需求。而对于满足更高要求的服务,比如高端服务、私人服务,应该由政府制定标准、监管体系,交由市场发展。
让杜鹏欣喜的是,2010年政府对养老服务重视,超过了过往,政府部门已经将建立养老服务标准和监管体系,作为重要的工作。杜鹏认为,这些变化很可能让2010年成为中国养老服务业、老龄产业的分水岭,老龄产业概念不明、政策模糊的现状将得到改变。
民间养老机构野蛮生长
中国的老龄产业中,养老机构是最早启动的一个行业。在过去几乎由政府福利包办的养老体系中,福利养老院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但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老人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变化,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已经无力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在北京市,老人进入公立养老院的难度,堪比将孩子送入热门的幼儿园。一种民间的传言是,除非拿着中央领导的条子,否则不可能住进公立养老院。
2009年全国在民政部登记的养老机构,有近4万家,床位数共为266万张。冯晓丽介绍说,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每100人应该拥有养老机构床位2-4张,发达国家为6-8张,目前中国每100人拥有床位是1.8张,养老机构资源仍然短缺。
与此同时,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2009年达到1899万人,占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11%,高龄人口是养老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而且,中国老人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姜向群教授公布的数据时,有12%的老人愿意住进养老院,高龄老人的需求更大。
正因为这种现状,过去十多年中,民间资本投资的养老院在全国各地兴起。同样是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民营中小学风生水起,民营学校的经营者常常崛起为当地富豪新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民营养老院的经营举步维艰。养老院投资大,对服务人员专业要求高,消费人群不稳定等等问题,让民营养老院成为一种风险很大的投资项目。一方面缺少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一方面缺少管理规范和专业人才,民间养老机构呈现出鱼龙混杂、野蛮生长的态势。冯晓丽考察过近30家民营养老院,她观察到的情况是,有的民营养老机构在硬件、软件上都不差于公立养老院,这样的机构受到老人欢迎,床位也十分紧俏。而另一些民营养老院,虽然有着豪华的楼房和设施,但管理和服务很差。“房间很豪华,但有一股尿味。”
因为一些管理混乱的民营养老院的存在,消费者很容易对民营养老院产生不良的印象,阻碍了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
缺少标准被认为是民营养老机构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冯晓丽认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套行业准入标准和考核系统。她把酒店业的标准化管理作为榜样,认为养老机构也和酒店一样,应该遵循统一标准的服务规范,所有养老机构都应该达到一定的服务水准。
机会属于创新者
“老龄产业的巨大潜力面向那些善于发掘的人。”国务院参事魏津生在论坛发言中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认为“养老”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养儿防老”,要么进养老院。事实上,不管是从老人的意愿还是社会承受能力考虑,都不能把社会养老简单地等同于进养老院。在中国,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太过单一,更多的养老需求还没有被发现和满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晓明介绍说,美国、瑞典等国家,把老人的活动能力分为若干等级。健康的老人可能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做一些家务;患有疾病但能够生活自理的老人,需要的主要是医疗服务。这些老人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向他们提供老年公寓。只有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才需要进入养老机构。“现在经常提到的老年地产,不是单指福利院,还包括针对老年人的商品住宅。”
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老人还是希望居住在子女身边或者自己熟悉的社区里。欧美一些国家,面向老人的地产,形式多种多样。一些是在普通社区里设置老人公寓单元,这些公寓考虑了老人的生活需求,室内设施被设计为适合老人的饮食起居,在这样的社区中,老人的子女可以和老人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不同公寓中。还有一些是专门的老人公寓,这种社区只允许老人入住,其中配备了医疗、餐饮等服务。
老年地产项目也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但产品的多样性还远远不够。而且,一些老年地产变相成为高端地产的噱头,名不副实。
没有一个已经迈入老龄化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必须承担庞大的绝对老龄人口数,无论社会老龄产业如何发展,子女养老还是最重要的养老模式,承担养老责任的子女,应该得到扶助和鼓励。在鼓励子女与老人合住上,新加坡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新加坡政府开发的组屋,是最重要的老年住宅来源,组屋价格比一般房屋市场的价格便宜很多。如果已婚子女愿意与父母同住,他们可以申请购买组屋。政府会优先将组屋分配给这样的家庭,他们的还能享受贷款优惠,包括购房贷款可達售价90%、较长的偿还期、订金额度减少、提前三年的优先权等。另一种方式是购买组屋时,子女必须和父母一起抽签,两家人居住隔壁或者邻近,也可以享受贷款为售价90%的优惠。
仅仅从“住”的需求上,目前的老龄产业,还不能为中国老人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这是老龄地产缺少利润动力的结果,也与政策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老龄地产一样,面向老人的各种服务、产品因为利润微薄,往往不能受到商家追捧。缺少健康商业环境的老龄市场,随之被一些低端产品,夸大宣传甚至欺骗性质的服务充斥。
“如果老人问题现在还不是你的问题,它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你的问题。”国务院参事魏津生的这句话,在以中青年为主的论坛会场里引起共鸣。中国人开始寄望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质量,今天萌芽的中国老龄产业,将会为中国老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老人商机
每逢休会时间,黄惠萍(化名)就会勤快地找演讲嘉宾交换名片,同时客气地说:“以后还要向您多多请教。”黄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外资上市地产公司经理,上海外滩一处豪华酒店,是这家公司的代表作。但她参加的并不是一次地产圈或者商业圈的会议,而是探讨中国老龄化的学术论坛,黄惠萍要讨教的对象,是老龄问题专家。
由北京大学老年研究所牵头的“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在举办5届以后首次将老龄产业作为主題,推出“中国老龄产业高峰论坛”。首届中国老龄产业高峰论坛的主办者没有想到,会议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嘉宾,原本预计150人参加的会议,来了2倍还要多的人数。更让主办者意外的是,万通地产、远洋地产等房产商也加入其中,在过去,探讨老龄化问题的学术论坛,绝想不到会引起商界的注意。
中国现有庞大的老龄人口和老龄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支撑老龄产业发展最大的动力。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为1.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4亿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1%。
对于任何一种服务或者其他产品而言,如果能把这天文数字般的人口数量,转化成消费者数量,都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润。正因如此,房产商也加入了老龄化问题的探讨中,寄望从专家们的观察中觅得商机。
微利还是暴利?
“老龄产业是微利产业。”与会的发言者,在论坛上多次提到这样一句话。但这样的提法,与我们日常的印象截然相悖,在很多新闻报道中,老人经常是种种暴利商机的埋单者。
一位上海女士曾经向电视台求助,说她70多岁的父母,经常受到老年保健品推销员的蛊惑,购买的保健品塞满了房间,总共花费近10万元。这位女士称老人不听家人的劝告,却对推销者的话深信不疑,老两口为购买保健品几乎倾尽所有积蓄。
这样极端的例子可能并不多见,但如今城市社区里随处可见的保健品门店、公园门口针对老年人的旅游项目推销等等,无不暗示着老龄人群,已经成为很多商家的目标,这些热闹的场面制造了老龄产业是暴利产业的假象。
事实却正好相反。“谁的钱最好赚?第一位是孩子,第二位是女人。赚老人的钱肯定是困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提醒准备进入老龄产业的商家,首先要意识到老龄市场开发的艰难和风险。老龄人群的相对贫困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老人对花出去的钱更加“较真”。
在中国投资老龄产业的风险更加明显,因为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征是“未富先老”。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2010年以前,“未富先老”可以说是中国老龄化最大的特征。
如果光看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中国远远不及那些早已迈入老龄化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3个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目前经济发达地区老龄人口大约占当地总人口的20%。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是一个社会老龄化的标准,中国刚刚迈入老龄化门槛。但跟那些老资格的老龄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被甩在后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退休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社会福利保障的薄弱,无法给收入减少的老龄人群提供足够的社会帮扶。
城镇职工退休后尚有一定退休金保障,而中国的国情是,庞大的人口在农村,农村老人的福利保障多年来远远落后于城镇。
对照中国“未富先老”的现状,经济发达国家高福利政策支撑的养老体系,让冯晓丽非常羡慕。冯晓丽有着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身兼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和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在考察澳大利亚养老制度时,冯晓莉看到,澳大利亚政府专设“老人部”,下设4个司。如果一名老人某一天想到需要进入养老机构,只要他提出申请,仅需要一周的时间,政府人员将对他进行详细的资格评估,然后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经济情况和意愿,将他安排到养老机构中。
这样一套高效的制度背后,是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巨额的政府购买,这些钱会用在150万老人的身上。
政府福利的“未富”和个人财产的“未富”,都导致了中国的老龄产业利润微薄。而那些违规、违法,或是打着“擦边球”的暴利老龄商业,给正常的老龄产业发展带来了困扰。“靠虚假广告赚钱的行业,和经营艰难的养老院,是不是都应该被算作老龄产业呢?如果都被一视同仁,我们利润微薄的养老院怎样得到政策的支持?”杜鹏教授说。
杜鹏认为,目前一个紧要的工作,是厘清老龄产业的范围,在老龄产业中还要区分出基本的养老服务和满足更高需求的养老服务。基本的养老服务应该得到政策的扶持,通过政府购买满足基本需求。而对于满足更高要求的服务,比如高端服务、私人服务,应该由政府制定标准、监管体系,交由市场发展。
让杜鹏欣喜的是,2010年政府对养老服务重视,超过了过往,政府部门已经将建立养老服务标准和监管体系,作为重要的工作。杜鹏认为,这些变化很可能让2010年成为中国养老服务业、老龄产业的分水岭,老龄产业概念不明、政策模糊的现状将得到改变。
民间养老机构野蛮生长
中国的老龄产业中,养老机构是最早启动的一个行业。在过去几乎由政府福利包办的养老体系中,福利养老院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但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老人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变化,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已经无力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在北京市,老人进入公立养老院的难度,堪比将孩子送入热门的幼儿园。一种民间的传言是,除非拿着中央领导的条子,否则不可能住进公立养老院。
2009年全国在民政部登记的养老机构,有近4万家,床位数共为266万张。冯晓丽介绍说,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每100人应该拥有养老机构床位2-4张,发达国家为6-8张,目前中国每100人拥有床位是1.8张,养老机构资源仍然短缺。
与此同时,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2009年达到1899万人,占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11%,高龄人口是养老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而且,中国老人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姜向群教授公布的数据时,有12%的老人愿意住进养老院,高龄老人的需求更大。
正因为这种现状,过去十多年中,民间资本投资的养老院在全国各地兴起。同样是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民营中小学风生水起,民营学校的经营者常常崛起为当地富豪新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民营养老院的经营举步维艰。养老院投资大,对服务人员专业要求高,消费人群不稳定等等问题,让民营养老院成为一种风险很大的投资项目。一方面缺少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一方面缺少管理规范和专业人才,民间养老机构呈现出鱼龙混杂、野蛮生长的态势。冯晓丽考察过近30家民营养老院,她观察到的情况是,有的民营养老机构在硬件、软件上都不差于公立养老院,这样的机构受到老人欢迎,床位也十分紧俏。而另一些民营养老院,虽然有着豪华的楼房和设施,但管理和服务很差。“房间很豪华,但有一股尿味。”
因为一些管理混乱的民营养老院的存在,消费者很容易对民营养老院产生不良的印象,阻碍了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
缺少标准被认为是民营养老机构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冯晓丽认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套行业准入标准和考核系统。她把酒店业的标准化管理作为榜样,认为养老机构也和酒店一样,应该遵循统一标准的服务规范,所有养老机构都应该达到一定的服务水准。
机会属于创新者
“老龄产业的巨大潜力面向那些善于发掘的人。”国务院参事魏津生在论坛发言中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认为“养老”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养儿防老”,要么进养老院。事实上,不管是从老人的意愿还是社会承受能力考虑,都不能把社会养老简单地等同于进养老院。在中国,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太过单一,更多的养老需求还没有被发现和满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晓明介绍说,美国、瑞典等国家,把老人的活动能力分为若干等级。健康的老人可能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做一些家务;患有疾病但能够生活自理的老人,需要的主要是医疗服务。这些老人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向他们提供老年公寓。只有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才需要进入养老机构。“现在经常提到的老年地产,不是单指福利院,还包括针对老年人的商品住宅。”
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老人还是希望居住在子女身边或者自己熟悉的社区里。欧美一些国家,面向老人的地产,形式多种多样。一些是在普通社区里设置老人公寓单元,这些公寓考虑了老人的生活需求,室内设施被设计为适合老人的饮食起居,在这样的社区中,老人的子女可以和老人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不同公寓中。还有一些是专门的老人公寓,这种社区只允许老人入住,其中配备了医疗、餐饮等服务。
老年地产项目也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但产品的多样性还远远不够。而且,一些老年地产变相成为高端地产的噱头,名不副实。
没有一个已经迈入老龄化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必须承担庞大的绝对老龄人口数,无论社会老龄产业如何发展,子女养老还是最重要的养老模式,承担养老责任的子女,应该得到扶助和鼓励。在鼓励子女与老人合住上,新加坡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新加坡政府开发的组屋,是最重要的老年住宅来源,组屋价格比一般房屋市场的价格便宜很多。如果已婚子女愿意与父母同住,他们可以申请购买组屋。政府会优先将组屋分配给这样的家庭,他们的还能享受贷款优惠,包括购房贷款可達售价90%、较长的偿还期、订金额度减少、提前三年的优先权等。另一种方式是购买组屋时,子女必须和父母一起抽签,两家人居住隔壁或者邻近,也可以享受贷款为售价90%的优惠。
仅仅从“住”的需求上,目前的老龄产业,还不能为中国老人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这是老龄地产缺少利润动力的结果,也与政策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老龄地产一样,面向老人的各种服务、产品因为利润微薄,往往不能受到商家追捧。缺少健康商业环境的老龄市场,随之被一些低端产品,夸大宣传甚至欺骗性质的服务充斥。
“如果老人问题现在还不是你的问题,它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你的问题。”国务院参事魏津生的这句话,在以中青年为主的论坛会场里引起共鸣。中国人开始寄望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质量,今天萌芽的中国老龄产业,将会为中国老人提供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