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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度重视笔墨会削弱水墨人物画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而过度重视造型又会失去中国传统笔墨的精华。因此，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既要从传统“文人画”重笔墨轻造型的理论桎梏中解脱出来，又要谨防过度“写实”而再度误入重造型轻笔墨的误区。
关键词：水墨人物画 笔墨 造型 创新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一 当代多元化的水墨人物画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画首先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由传统变为“不传统”，大家渐渐感到已经“矫枉过正”了，特别是水墨人物画，由原来的“逸笔草草、不屑形似”到“呼之欲出”，即由“不写实”到“太写实”，于是又出现了一批复归传统的潮流，就这样，在人物画领域出现了复杂的情形。敏感的水墨人物画更是“风起云涌”，有的推崇西方现代主义，大搞实验水墨所谓的现代性；有的又到汉唐壁画中吸收营养，试图强调写实造型中的写意性；当然，“中西融合”一派也大有人在，而且是主流的。
总之，中国人物画形成了多元的格局，人物画家们不仅画法不同，艺术价值和审美观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暂且不对这“多元”的现象做出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判断，只是可以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这么一个大趋势，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物画的走向，“一是对其过分依赖素描作为造型手段，强调写实而忽视写意或对写意性和以形写神重视不够所质疑，力图运用传统写意手法，重视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书写性；二是试图打破写实造型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人物画的造型更趋丰富多彩，以满足人们审美多样的需要。”所谓“物极必反”，过度写实后出现了自由书写和自由抒发感情的人物画风，一度在各种展览中露面，这是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但是，画家在画人物时过度的自由书写和自由抒发感情，会不会导致人物造型弱化甚至失去控制呢？
因此，“挥洒自如”要以相应的造型能力做前提基础。如果不掌握人体的基本结构和造型，是难以刻画好人物形象的，也就达不到以形写神的目的。实际上，新时期以来，在水墨人物画领域有一些有成就的画家，例如，北京的周思聪、刘大为，浙江的刘国辉，福建的翁振新，广西的郑军里，陕西的郭全忠等，这些都是具有坚实造型功力同时又具备深厚传统笔墨功夫的画家。这样的事实应该引起那些过分强调自由书写，而忽视造型的画家们的思考。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来，中国人物画总体上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部分青年一代的人物画家开始尊重前辈们的优良传统，结合客观实际，努力把客观对象的结构与笔墨语言的书写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合成一种新的且更具民族特色的人物画风格。
二 承传与转型的辩证统一
传统的中国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承传与转型的，在保持一定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吸收、借鉴各个画种和各个流派的长处，发展成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或流派。实践证明，承传与转型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传承传统的同时注重发展与转型，不让好的东西流失和变味；在创新、转型时要注重传统，以保证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只顾一个方面将会导致矛盾的激化。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优秀的创造就是今天的传统。艺术创新不可能完全抛弃旧有的传统，这也是传统对创新的意义。然而，具体到水墨人物画的创新发展上，争议最多、最需要“统一”的问题是造型与笔墨的关系。在水墨人物画中，造型与笔墨是缺一不可的要素，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矛盾体。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这对矛盾体也在不断地演变。当今的水墨人物画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因此，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会丰富多彩。
随着世界人民互相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发展，绘画形态也随之改变着。20世纪，中国引进的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绘画意识和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绘画的造型观念。绘画造型方式大致分为三种形态：具象造型、抽象造型和意象造型。
画面以再现客观物象的真实肖像为基本要求，以再现客观为主导，主观因素较少，作品形象与客观现实较接近的表现形态，我们称之为具象造型。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徐悲鸿的《泰戈尔》等。抽象造型是艺术家的表现对象是非现实的自我意识、潜意识等，从具体物象中抽取纯粹的形式因素，画面达到点线面的抽象化形式感。产生抽象造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些人认为具象造型不能尽情的抒发主观感情，而用抽象的符号表现自我的精神世界。例如，米罗的《加泰隆风景》等。西方绘画的发展由传统的古典主义到现代派，由具象造型到抽象造型，以至对绘画本身的否定进而转向行为艺术。
意象造型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观念，它不同于具象造型的“绝似”，也区别于抽象造型的“不似”，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似与不似”。意象思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影响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的意识、一年乃至宇宙万物联系成一个互通公式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客观物象“人格”化的境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夫物象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中国意象思维直接影响下的意象造型观，从古到今产生了许多诸如“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乃神似，非形似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一些绘画理论。20世纪初，随着西方观念大规模的传入中国，美院也就广泛沿用西方的教学模式，加上徐悲鸿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的口号，学院式的教学形成了以西式写生为主的教学模式，强调形象的真实性。加上近年来年轻一代的画家多以学习西式素描而入绘画之门，中国画的意象造型观念进入冷落与模糊的状态，中国画的造型与笔墨的矛盾越发尖锐起来。
目前，在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中，仿西方传统的一派画得太写实，而复古派和仿西方现代派还存在不少忽视造型能力的倾向，对绘画造型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缺乏力度和韵味。画家应具备相应的具象造型基本功，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夸张和变形，但变形和夸张必须把握一定的度。水墨人物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而轻造型重笔墨，时而重造型轻笔墨。事实上，水墨人物画过度重造型轻笔墨而拘谨描摹或过度轻造型重笔墨而随意挥洒，都会偏离水墨人物画的美学精神。过犹不及，但决不是折衷主义。历来国画总体上把精力都放在了笔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身的发展。造型上要有所讲究，没有造型会没有个性，千篇一律。一般看国画特别是人物画要先看造型，后看笔墨，最打动人的东西是有形状的东西。水墨人物画如果守住了“造型”的底线，那么就可以不择手段的玩弄笔墨。
毋庸置疑，人物画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的造型。水墨人物画更是离不开对人物形的把握。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有其独特的规律，是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象造型为主要特征的。它既不是单纯描摹客观物象，也不是纯主观的“随意挥洒”，它应该归位于主客统一的“天人合一”。传统文人画中所崇尚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造型方式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满足不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然而在写实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又偏离了绘画多样性的追求。因此，完全“逼真”的写实或完全“无型”的抽象都不是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出路。
三 立足传统，以人为本，融合中西，兼容并蓄
中国水墨人物画是中国画中重要的一个分支画种，是最能体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艺术形式。南宋梁楷算得上水墨人物画真正的创史人，他的传世名作《泼墨仙人图》和《太白行吟图》只用了几笔狂草笔法，笔墨形意却全部得以展现。然而到元代以后，由于文人画美学精神与实践的深远影响，导致水墨人物画衰微，主要原因是造型与笔墨关系的长期失控。
进入20世纪，水墨人物画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积极引进西方写实造型观念，破除重意轻形的文人画观念，将生活与造型置于首位，强调形象个性的典型和真实的塑造，使水墨人物画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强度和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方面出现新的生机。然而，过度写实又导致水墨人物画在承传发展过程中产生强化造型，削弱甚至忽视笔墨表现语言的倾向。于是中国画的画家们又开始寻求各种方法，试图突破西方写实素描的本体，强调笔墨的本体，谋求民族艺术的主体精神，并推动水墨人物画写意相结合得局限以及水墨人物画多元化得形成。但是，矫枉过正也带来疏离现实生活的仕女佳人、风花雪月小品式的人物画的泛滥，加上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使笔墨故态复萌，水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式微陷入了误区，出现贬造型重笔墨的偏见和偏激得行为，以至水墨人物画严谨“缺钙”，柔弱轻飘，软骨媚古。
由于当代水墨人物画存在造型基本功不扎实或笔墨功底浅薄，从而导致人物形象雷同、概念化，笔墨节奏失调、笔墨趣味降低等现象。但所幸的是当代中国画坛领军人物刘大为、冯远、刘国辉、翁振新、张明超、毕建勋等人，凭借着扎实的造型基础、笔墨功夫和独特的见解，承传优秀传统的精华，创造性地拓展了水墨人物画的新天地。再者，2006年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工程全面启动。迄今已创作出了许多主题鲜明、形象逼真的绘画作品，水墨人物正在走出重意轻形的困境，“以人为本”，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然而，我们也要谨防在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笔墨关系上出现“走极端”的现象。
21世纪的中国水墨人物画，依然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在对传统的探索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水墨人物画的发展脱离不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几千年的传统精神是后人用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当代中国画家应全面把握传统绘画精神的本质，学古求变，突破传统程式，形成具有个人代表性的绘画语言。水墨人物画的发展除了承传优秀的传统，还须与时俱进。具体到当代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关系的问题上，它的标准是非常宽泛的。然而，笔者认为要做到造型与笔墨兼顾就应该有个底线：“抽象”不至于“无形”，“写实”不至于画意全无。至于“抽象”或“写实”到何种程度，就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题材和体裁了。
四 结语
中国画经历了漫长的文人画发展时期，封建文人画的世界观和审美情趣长期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封建文人画家们忽视现实生活的介入，在作品思想内容上把对人生的追求转向内在精神的完满超脱，认为观念大于形象、笔墨重于造型。虽然文人画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语言，历史上也有不少文人画在水墨人物画方面能把造型与笔墨关系处理得精当卓越，但“聊写胸中逸气”的这种过分强调自我的“文人画风”导致了文人画家与现实社会的严重疏离，对形象本身的不求甚解使水墨人物画显得苍白空洞。
“以人为本”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以它“逼真肖似”、直接表现现实生活等特征，极大地扭转了传统文人画重笔墨轻造型的局面。但是，写实水墨人物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又出现重造型而忽视传统笔墨，削弱了中国画的韵味。
中国水墨人物画最宝贵的东西是它既状物又传神，它面对客观对象时特别注重主观意象和借物抒情，削弱乃至摒弃西画那样的“再现”，尽情挥洒却不疏离“人”及其与之休戚相关的客观世界乃至整个宇宙。
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承传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矛盾关系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又突出体现在造型与笔墨的关系上。在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历史上，交替出现了重笔墨和重造型的现象。过度重笔墨会削弱水墨人物画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而过度重造型又会失去中国传统笔墨的精华。因此，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既要从传统“文人画”重笔墨轻造型的理论桎梏中解脱出来，又要谨防过度“写实”而再度误入重造型轻笔墨的误区。
注：本文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立项经费资助（编号：XYYB2010034）。
参考文献：
[1] 邵大箴：《新探索和新成果——简评“2007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金奖作品》，《美术》，2008年第3期。
[2] 陈炎主编，仪平著：《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何家福，男，1973—，广西天等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教学与创作，工作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关键词：水墨人物画 笔墨 造型 创新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一 当代多元化的水墨人物画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画首先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由传统变为“不传统”，大家渐渐感到已经“矫枉过正”了，特别是水墨人物画，由原来的“逸笔草草、不屑形似”到“呼之欲出”，即由“不写实”到“太写实”，于是又出现了一批复归传统的潮流，就这样，在人物画领域出现了复杂的情形。敏感的水墨人物画更是“风起云涌”，有的推崇西方现代主义，大搞实验水墨所谓的现代性；有的又到汉唐壁画中吸收营养，试图强调写实造型中的写意性；当然，“中西融合”一派也大有人在，而且是主流的。
总之，中国人物画形成了多元的格局，人物画家们不仅画法不同，艺术价值和审美观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暂且不对这“多元”的现象做出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判断，只是可以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这么一个大趋势，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物画的走向，“一是对其过分依赖素描作为造型手段，强调写实而忽视写意或对写意性和以形写神重视不够所质疑，力图运用传统写意手法，重视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书写性；二是试图打破写实造型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人物画的造型更趋丰富多彩，以满足人们审美多样的需要。”所谓“物极必反”，过度写实后出现了自由书写和自由抒发感情的人物画风，一度在各种展览中露面，这是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但是，画家在画人物时过度的自由书写和自由抒发感情，会不会导致人物造型弱化甚至失去控制呢？
因此，“挥洒自如”要以相应的造型能力做前提基础。如果不掌握人体的基本结构和造型，是难以刻画好人物形象的，也就达不到以形写神的目的。实际上，新时期以来，在水墨人物画领域有一些有成就的画家，例如，北京的周思聪、刘大为，浙江的刘国辉，福建的翁振新，广西的郑军里，陕西的郭全忠等，这些都是具有坚实造型功力同时又具备深厚传统笔墨功夫的画家。这样的事实应该引起那些过分强调自由书写，而忽视造型的画家们的思考。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来，中国人物画总体上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部分青年一代的人物画家开始尊重前辈们的优良传统，结合客观实际，努力把客观对象的结构与笔墨语言的书写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合成一种新的且更具民族特色的人物画风格。
二 承传与转型的辩证统一
传统的中国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承传与转型的，在保持一定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吸收、借鉴各个画种和各个流派的长处，发展成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或流派。实践证明，承传与转型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传承传统的同时注重发展与转型，不让好的东西流失和变味；在创新、转型时要注重传统，以保证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只顾一个方面将会导致矛盾的激化。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优秀的创造就是今天的传统。艺术创新不可能完全抛弃旧有的传统，这也是传统对创新的意义。然而，具体到水墨人物画的创新发展上，争议最多、最需要“统一”的问题是造型与笔墨的关系。在水墨人物画中，造型与笔墨是缺一不可的要素，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矛盾体。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这对矛盾体也在不断地演变。当今的水墨人物画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因此，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会丰富多彩。
随着世界人民互相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发展，绘画形态也随之改变着。20世纪，中国引进的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绘画意识和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绘画的造型观念。绘画造型方式大致分为三种形态：具象造型、抽象造型和意象造型。
画面以再现客观物象的真实肖像为基本要求，以再现客观为主导，主观因素较少，作品形象与客观现实较接近的表现形态，我们称之为具象造型。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徐悲鸿的《泰戈尔》等。抽象造型是艺术家的表现对象是非现实的自我意识、潜意识等，从具体物象中抽取纯粹的形式因素，画面达到点线面的抽象化形式感。产生抽象造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些人认为具象造型不能尽情的抒发主观感情，而用抽象的符号表现自我的精神世界。例如，米罗的《加泰隆风景》等。西方绘画的发展由传统的古典主义到现代派，由具象造型到抽象造型，以至对绘画本身的否定进而转向行为艺术。
意象造型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观念，它不同于具象造型的“绝似”，也区别于抽象造型的“不似”，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似与不似”。意象思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影响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的意识、一年乃至宇宙万物联系成一个互通公式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客观物象“人格”化的境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夫物象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中国意象思维直接影响下的意象造型观，从古到今产生了许多诸如“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乃神似，非形似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一些绘画理论。20世纪初，随着西方观念大规模的传入中国，美院也就广泛沿用西方的教学模式，加上徐悲鸿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的口号，学院式的教学形成了以西式写生为主的教学模式，强调形象的真实性。加上近年来年轻一代的画家多以学习西式素描而入绘画之门，中国画的意象造型观念进入冷落与模糊的状态，中国画的造型与笔墨的矛盾越发尖锐起来。
目前，在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中，仿西方传统的一派画得太写实，而复古派和仿西方现代派还存在不少忽视造型能力的倾向，对绘画造型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缺乏力度和韵味。画家应具备相应的具象造型基本功，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夸张和变形，但变形和夸张必须把握一定的度。水墨人物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而轻造型重笔墨，时而重造型轻笔墨。事实上，水墨人物画过度重造型轻笔墨而拘谨描摹或过度轻造型重笔墨而随意挥洒，都会偏离水墨人物画的美学精神。过犹不及，但决不是折衷主义。历来国画总体上把精力都放在了笔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身的发展。造型上要有所讲究，没有造型会没有个性，千篇一律。一般看国画特别是人物画要先看造型，后看笔墨，最打动人的东西是有形状的东西。水墨人物画如果守住了“造型”的底线，那么就可以不择手段的玩弄笔墨。
毋庸置疑，人物画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的造型。水墨人物画更是离不开对人物形的把握。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有其独特的规律，是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象造型为主要特征的。它既不是单纯描摹客观物象，也不是纯主观的“随意挥洒”，它应该归位于主客统一的“天人合一”。传统文人画中所崇尚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造型方式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满足不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然而在写实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又偏离了绘画多样性的追求。因此，完全“逼真”的写实或完全“无型”的抽象都不是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出路。
三 立足传统，以人为本，融合中西，兼容并蓄
中国水墨人物画是中国画中重要的一个分支画种，是最能体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艺术形式。南宋梁楷算得上水墨人物画真正的创史人，他的传世名作《泼墨仙人图》和《太白行吟图》只用了几笔狂草笔法，笔墨形意却全部得以展现。然而到元代以后，由于文人画美学精神与实践的深远影响，导致水墨人物画衰微，主要原因是造型与笔墨关系的长期失控。
进入20世纪，水墨人物画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积极引进西方写实造型观念，破除重意轻形的文人画观念，将生活与造型置于首位，强调形象个性的典型和真实的塑造，使水墨人物画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强度和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方面出现新的生机。然而，过度写实又导致水墨人物画在承传发展过程中产生强化造型，削弱甚至忽视笔墨表现语言的倾向。于是中国画的画家们又开始寻求各种方法，试图突破西方写实素描的本体，强调笔墨的本体，谋求民族艺术的主体精神，并推动水墨人物画写意相结合得局限以及水墨人物画多元化得形成。但是，矫枉过正也带来疏离现实生活的仕女佳人、风花雪月小品式的人物画的泛滥，加上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使笔墨故态复萌，水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式微陷入了误区，出现贬造型重笔墨的偏见和偏激得行为，以至水墨人物画严谨“缺钙”，柔弱轻飘，软骨媚古。
由于当代水墨人物画存在造型基本功不扎实或笔墨功底浅薄，从而导致人物形象雷同、概念化，笔墨节奏失调、笔墨趣味降低等现象。但所幸的是当代中国画坛领军人物刘大为、冯远、刘国辉、翁振新、张明超、毕建勋等人，凭借着扎实的造型基础、笔墨功夫和独特的见解，承传优秀传统的精华，创造性地拓展了水墨人物画的新天地。再者，2006年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工程全面启动。迄今已创作出了许多主题鲜明、形象逼真的绘画作品，水墨人物正在走出重意轻形的困境，“以人为本”，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然而，我们也要谨防在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笔墨关系上出现“走极端”的现象。
21世纪的中国水墨人物画，依然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在对传统的探索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水墨人物画的发展脱离不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几千年的传统精神是后人用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当代中国画家应全面把握传统绘画精神的本质，学古求变，突破传统程式，形成具有个人代表性的绘画语言。水墨人物画的发展除了承传优秀的传统，还须与时俱进。具体到当代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关系的问题上，它的标准是非常宽泛的。然而，笔者认为要做到造型与笔墨兼顾就应该有个底线：“抽象”不至于“无形”，“写实”不至于画意全无。至于“抽象”或“写实”到何种程度，就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题材和体裁了。
四 结语
中国画经历了漫长的文人画发展时期，封建文人画的世界观和审美情趣长期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封建文人画家们忽视现实生活的介入，在作品思想内容上把对人生的追求转向内在精神的完满超脱，认为观念大于形象、笔墨重于造型。虽然文人画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语言，历史上也有不少文人画在水墨人物画方面能把造型与笔墨关系处理得精当卓越，但“聊写胸中逸气”的这种过分强调自我的“文人画风”导致了文人画家与现实社会的严重疏离，对形象本身的不求甚解使水墨人物画显得苍白空洞。
“以人为本”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以它“逼真肖似”、直接表现现实生活等特征，极大地扭转了传统文人画重笔墨轻造型的局面。但是，写实水墨人物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又出现重造型而忽视传统笔墨，削弱了中国画的韵味。
中国水墨人物画最宝贵的东西是它既状物又传神，它面对客观对象时特别注重主观意象和借物抒情，削弱乃至摒弃西画那样的“再现”，尽情挥洒却不疏离“人”及其与之休戚相关的客观世界乃至整个宇宙。
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承传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矛盾关系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又突出体现在造型与笔墨的关系上。在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历史上，交替出现了重笔墨和重造型的现象。过度重笔墨会削弱水墨人物画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而过度重造型又会失去中国传统笔墨的精华。因此，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既要从传统“文人画”重笔墨轻造型的理论桎梏中解脱出来，又要谨防过度“写实”而再度误入重造型轻笔墨的误区。
注：本文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立项经费资助（编号：XYYB2010034）。
参考文献：
[1] 邵大箴：《新探索和新成果——简评“2007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金奖作品》，《美术》，2008年第3期。
[2] 陈炎主编，仪平著：《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何家福，男，1973—，广西天等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教学与创作，工作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