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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关于发展问题的著作出了不少，它们既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发展社会学家们普遍承认世界上存在着贫困与苦难这一基本事实，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学者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去消除贫困与落后，自然就不可能有一致意见。这里介绍的这本书，在近来此类著作中颇具代表性。
作者首先谈到关于发展研究要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要认识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为什么处于目前的状况，就必须了解它们在全球性社会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位置，即了解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认为，采用三个世界的提法，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世界上各个部分是相互分割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济贸易、体育比赛、超级大国的对抗、旅游等等现象，都反映出地球上各个地区的人们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是想说明世界上有一大批相对贫困的社会，但如果认为这些社会的贫困与第一世界的相对富足毫无关系，那就错了。
第二，不能忽视不同社会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特殊性。工业化是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但它对各个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并不相同。特别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必须考虑到一个社会本身的特点对其发展的影响。
第三，各种发展理论往往带有片面性。这种片面观点导致了不顾人民对一种新型文化与新经济模式的反应。而文化与经济是决定人们生活的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第四，要从历史上、从动态上去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却是历史上已记录在案的事实；昔日的强国衰落，旧的国际经济体系崩溃和新经济体系确立，也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这一切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其他某些原因，今天的强国可能变成明天的弱国。
第五，要考察发展计划的政治特征，即研究各种社会变迁理论如何影响政府的发展决策。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实行发展工农业的国家计划，这些计划通常受到国际援助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它们提供资金、技术和制订计划的方法。于是，同时也就受到它的“施主”们对发展问题的观点的左右。作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计划的贯彻执行永远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本国政府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如何“当好家”的问题，还遇到物质资源的出让和政策使谁受益等政治决策问题。
作者还着重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如何研究发展问题。他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重要的是考察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机遇和生活动力的理解，了解人们对于表面的“发展机会”的看法。此外，还必须认识一个社会中与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技术引进有关的社会潜效果，看一看这样的“发展”对已有的文明和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也许，在某些情况下，物质繁荣程度的提高并不使文化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但也有这样的情况：若不最终地全面变革文化价值与规范，物质上的繁荣就可能受到限制。
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个问题是所谓“依附”和“不发达”理论的核心，它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并对后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为了说明全球性的不平等状况，“依附”理论的代表者提出，仍然需要用马克思和韦伯多年以前提出的阶级与权力模型对集团、阶级及其利益进行了鉴别；但是，马克思和韦伯的模型最初是为说明在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的不平等状况而设计的，因而在分析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时应略加修改。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集团冲突主要发生在受雇的工人和工厂主及其他企业之间，各个集团利用他们各自的资源(或是劳动，或是资本)去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可能发生冲突的。然而，对各种社会集团和他们赖以维护自己利益的资源进行划分，毕竟比对劳动与资本的划分要复杂得多。广为存在的文化资源也可被用来增加经济上的生活机遇。特权、民族、家庭和其他借以划分阶层的因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类型都有重要影响。
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与教育发展、人口增长、移民与城市化过程并行的，在政治上是典型的国家主权的不断扩大。工业化与国际贸易也从这几个方面影响着第三世界。作者还专门阐述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探讨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与政治的一般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并对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与军事干预的特殊形式进行了分析。
在谈到教育对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性时，作者指出，许多不发达国家目前都在力求提高人们的一般文化水平和就业者的职业技能。因为政府能够用于教育的投资很少而不得不接受国际机构的“援助”，其实，为这种“援助”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某些较为激进的学者认为，“援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令人乐观，“援助”带来的问题甚至比原来的问题更严重；资本主义的“援助”就是第三世界贫困的根源。各派学者之间对此争议很大。最后，书中介绍了最近几年来人们热衷于寻求的所谓“替代发展战略”，主要是限制给环境与社会带来损害的工业化增长速度，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方针去满足社会的需求，，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同时保护环境。作者指出，类似的观点早已有之。但是它对各国的工业化方针和政治发展计划却影响甚微。人们都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呼声：应当反对为了利润而生产那些有害的产品，应转而去生产那些更有益于社会及环境的产品。这种批评仍是对盈利动机，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近来，这股批判力量与生态学者在政治上联合起来，成为欧洲政治竞选中一股越来越令人注目的势力。该书还在探讨了各种发展道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何意义之后，提出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否可以通行的问题。
(Andrew Webest：Introductionto the Sociology of：Development，MacMillan，London，1984.)
作者首先谈到关于发展研究要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要认识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为什么处于目前的状况，就必须了解它们在全球性社会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位置，即了解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认为，采用三个世界的提法，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世界上各个部分是相互分割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济贸易、体育比赛、超级大国的对抗、旅游等等现象，都反映出地球上各个地区的人们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是想说明世界上有一大批相对贫困的社会，但如果认为这些社会的贫困与第一世界的相对富足毫无关系，那就错了。
第二，不能忽视不同社会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特殊性。工业化是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但它对各个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并不相同。特别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必须考虑到一个社会本身的特点对其发展的影响。
第三，各种发展理论往往带有片面性。这种片面观点导致了不顾人民对一种新型文化与新经济模式的反应。而文化与经济是决定人们生活的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第四，要从历史上、从动态上去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却是历史上已记录在案的事实；昔日的强国衰落，旧的国际经济体系崩溃和新经济体系确立，也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这一切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其他某些原因，今天的强国可能变成明天的弱国。
第五，要考察发展计划的政治特征，即研究各种社会变迁理论如何影响政府的发展决策。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实行发展工农业的国家计划，这些计划通常受到国际援助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它们提供资金、技术和制订计划的方法。于是，同时也就受到它的“施主”们对发展问题的观点的左右。作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计划的贯彻执行永远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本国政府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如何“当好家”的问题，还遇到物质资源的出让和政策使谁受益等政治决策问题。
作者还着重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如何研究发展问题。他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重要的是考察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机遇和生活动力的理解，了解人们对于表面的“发展机会”的看法。此外，还必须认识一个社会中与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技术引进有关的社会潜效果，看一看这样的“发展”对已有的文明和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也许，在某些情况下，物质繁荣程度的提高并不使文化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但也有这样的情况：若不最终地全面变革文化价值与规范，物质上的繁荣就可能受到限制。
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个问题是所谓“依附”和“不发达”理论的核心，它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并对后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为了说明全球性的不平等状况，“依附”理论的代表者提出，仍然需要用马克思和韦伯多年以前提出的阶级与权力模型对集团、阶级及其利益进行了鉴别；但是，马克思和韦伯的模型最初是为说明在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的不平等状况而设计的，因而在分析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时应略加修改。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集团冲突主要发生在受雇的工人和工厂主及其他企业之间，各个集团利用他们各自的资源(或是劳动，或是资本)去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可能发生冲突的。然而，对各种社会集团和他们赖以维护自己利益的资源进行划分，毕竟比对劳动与资本的划分要复杂得多。广为存在的文化资源也可被用来增加经济上的生活机遇。特权、民族、家庭和其他借以划分阶层的因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类型都有重要影响。
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与教育发展、人口增长、移民与城市化过程并行的，在政治上是典型的国家主权的不断扩大。工业化与国际贸易也从这几个方面影响着第三世界。作者还专门阐述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探讨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与政治的一般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并对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与军事干预的特殊形式进行了分析。
在谈到教育对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性时，作者指出，许多不发达国家目前都在力求提高人们的一般文化水平和就业者的职业技能。因为政府能够用于教育的投资很少而不得不接受国际机构的“援助”，其实，为这种“援助”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某些较为激进的学者认为，“援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令人乐观，“援助”带来的问题甚至比原来的问题更严重；资本主义的“援助”就是第三世界贫困的根源。各派学者之间对此争议很大。最后，书中介绍了最近几年来人们热衷于寻求的所谓“替代发展战略”，主要是限制给环境与社会带来损害的工业化增长速度，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方针去满足社会的需求，，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同时保护环境。作者指出，类似的观点早已有之。但是它对各国的工业化方针和政治发展计划却影响甚微。人们都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呼声：应当反对为了利润而生产那些有害的产品，应转而去生产那些更有益于社会及环境的产品。这种批评仍是对盈利动机，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近来，这股批判力量与生态学者在政治上联合起来，成为欧洲政治竞选中一股越来越令人注目的势力。该书还在探讨了各种发展道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何意义之后，提出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否可以通行的问题。
(Andrew Webest：Introductionto the Sociology of：Development，MacMillan，Londo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