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典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长章，因为参加抗日请愿活动，卧轨时受了伤寒，一病不起，撒手而去。国难家仇，他的悲痛可想而知。1937年，当北平沦陷时，他未能及时离开，日军知道他留学日本多年，深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出来维持教育，一时说客盈门。但他坚持“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做苏武不做李陵，他认定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
　　一切劝说无效，日本人派出宪兵两次查抄刘文典的家，翻箱倒柜，把于右任、胡適、陈独秀、邵力子等友人给他的信函都抄走了。日本宪兵抄家时，他和夫人张秋华夫妇就安坐在椅子上，沉默以对，毫无畏色。翻译官责问他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白了一眼说：“我以发夷声为耻！”当时，他“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
　　在北平困守半年，刘文典的内心很痛苦。他弟弟刘管廷经不住诱惑，下水做了汉奸，在冀东捞到一个肥缺，他愤怒地拒绝与这个弟弟共餐，并将其逐出家门。直到1937年底，在英国大使馆朋友的帮助下，他化装离开北平，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辗转几个月，一路颠簸，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938年5月25日，当他终于抵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时，他为自己脱离虎口、再次看到本国的国旗、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而欣喜，甚至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在写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在“乡关烽火音书断”的日子里，“独立苍茫看余晖”的他，写诗寄赠远方的夫人，“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以后，他夫人带着次子刘平章也来到云南，不幸所带的许多珍贵书籍、资料，都在路过香港时被日寇掳走了。他在课堂上沉痛地对学生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
　　林冬冬荐自《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