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2日,北京中国美术馆门前,甘肃敦煌莫高窟从千里之外“空降”了过来。美术馆的大门被“包装”成莫高窟的九层飞檐,有些“时空转换”的感觉。原来,中国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盛世之光——敦煌艺术大展》正在展出。馆内陈列着用当代技术复原、复制的敦煌洞窟、彩塑、壁画,数码技术使洞窟砂岩的肌理也被逼真再现。
　　


　　可就在20多年前,除了国内相关专业人士知道“敦煌”外,“敦煌”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而遥远的名词。1979年,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前往敦煌写生,从北京出发到莫高窟,奔波了34个小时。而现在,敦煌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地方,每次展览,都是万人空巷。背后不为人知的是,这正是由四代中国敦煌学者,默默奉献了几十年的努力奋斗所获得的。中国的敦煌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步走来的。
　　那么,目前,中国敦煌研究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国际同行相比,优点长处在哪里?差距不足又在哪里?为此,记者连线中国敦煌研究院,采访了中国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博士。
　　《华人世界》:敦煌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不仅原始文献分布于法、英、日等国,研究人员也遍布各国,其研究日益全球化。您认为,是哪些历史积淀与现实原因造成了季羡林先生所言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的现象。
　　赵声良: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这些千年前古本文献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瞩目,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敦煌学的产生是一部伤心史,因为这些国宝级的学术资料一开始就流散于国外,而中国人反而不容易看到。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发展,敦煌学这种学科的特性正好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学者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敦煌学的发展成了社会科学领域最活跃的学科,不断地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发展。一门学术的国际化,就在于不囿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以一种宽广的心胸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通过学术研究与交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繁荣。藏经洞文物流失国外已有一百多年,我们不能停留在追究历史责任上,而要着眼于未来,在敦煌学领域努力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发扬光大,这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意义。
　　《华人世界》:您在日本多年,能否介绍一下,日本敦煌研究的特色特点?特别是当下新一代日本敦煌研究人员及成果的信息。或者其他一些有着敦煌研究基础的国家,目前正在开展的敦煌研究的最新情况。
　　赵声良: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是一个敦煌学的高潮时代,一大批敦煌学家产生,其中如藤枝晃、池田温等都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并且精通中文的专家。日本学者在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领域都出了很多成果。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连续出版了敦煌学的新成果《讲座敦煌》等,成了那时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由于日本的宗教发展没有断代,他们对佛教有完整的传承,所以在敦煌文献中的宗教资料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另外,在历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很早就展开了研究,1937年松本荣一就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利用伯希和、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绢花展开了敦煌国际学的研究,至今,松本的《敦煌画研究》还是我们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日本学者秋山光和等与英法等国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西域美术》,首次将英藏、法藏的敦煌艺术系统完整地整理出版,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题记》是以敦煌文献为主,收罗了大量的有题记的中国写本文献。这些著作的出版是敦煌学界的重要大事,而且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90年代以后,日本老一辈敦煌学家大部分退休,有的相继去世,而年轻的敦煌学家较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但在敦煌历史文献、敦煌艺术方面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成果。
　　《华人世界》:中国敦煌研究与海外敦煌研究相比,有哪些特长优势,又有哪些需要学习借鉴之处?
　　赵声良: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在石窟艺术、语言文学、历史文献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0年代,可以说是复苏阶段,很多老一代学者在十年动乱中未能发表的论文逐步得到发表和出版,很多大学创造条件,让老一代专家培养出新一代的研究生。90年代,中国学者更加主动地、有目的地从事各个专业的研究,并且系统地刊布出了一批资料,如《敦煌石窟艺术》(23卷)大型图录,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石窟艺术的资料,《敦煌石窟全集》(26卷)更是从不同的学科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一个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成果。《英藏敦煌汉文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以及国内的浙江、甘肃、天津等地收藏的敦煌文献系统规模地出版了,体现了中国学者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成果和中国出版方面的经济实力。
　　敦煌文献大部分是汉语文献。特别是古代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文献,对于外国学者来说难度较大。这是中国学者研究的优势。敦煌石窟在中国,中国学者常年守护和调查研究敦煌石窟,这些学术研究的客观优势是外国学者无法拥有的;中国学者的学术传承在古代汉语、古代历史、古代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中国学术届都有着良好的传统。
　　


　　但在敦煌文献中的宗教文献,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方面,日本、法国、英国的学者取得过很多成果。艺术研究上,国外学者往往能在印度和中亚作实地考察进行比较研究,而以前的中国学者大多数仅知道国内的情况,对国外的研究状况知之甚少。国外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往往能懂几门外语,可以自由进行交流,而中国学者精通外语的还很少,在国际交流中存在着不足。
　　《华人世界》:前不久,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其中运用了数码模拟技术,可以看到樊院长提出的“数字敦煌”工程的一些端倪。那么,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合作开展的“数字敦煌”工程,目前它的进展如何?初衷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展现在国内外研究人员与爱好者面前?
　　赵声良:数码技术运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与开放,是近年敦煌研究院的一项重要项目,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进行多种合作项目,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现在仍在研究中。
　　数字敦煌一方面的意义在于利用数字技术完整全面地保存敦煌艺术的所有信息资料,数字技术取代了过去传统的胶片摄影和录像,所记录的色彩更准确稳定逼真。
　　另一方面,把数字技术运用于敦煌艺术的展示,让游客通过观看数字电影,查询敦煌图像,更加全面清楚明白地了解敦煌艺术,从而减少进入实地洞窟的时间和人数,达到保护敦煌石窟的目的。敦煌研究院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就是按数字敦煌的理念建设一个游客服务中心,从根本上解决因游客太多而造成洞窟损害的矛盾。传统的保护理念在于为保护好文物就不能随便让人看。而新的保护理念在于既要让观众参观,使文化遗产起到社会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同时又要保护好文物不能因观众太多而遭到破坏。这样的理念变成可行,就必须依赖新的数字技术,敦煌游客服务中心已完成了学术论证,已于2008年启动开始建设了,估计在数年之后,观众就可以在这个服务中心感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的享受,感受一个更有视觉冲击力的敦煌艺术。
　　
　　赵声良: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1998年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座研究员。2003年3月在日本成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美学美术史专业)。现为中国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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