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斯大林入主苏俄权力中枢后，立即发现自己面临执政道义合法性的巨大挑战——一帮白卫将军纷纷撰写俄国内战史，所披露的史实对斯大林很不利。斯大林决定自己编一套《内战史》，给对手以批判和反击。他组建了几套班子编写，但都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于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想到他在编修《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中的创作能力，便选定由高尔基主编一套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由高尔基挂帅，组成苏联建国后阵容最强大的写作班子，堪称苏俄文化史上一大奇观——“小说家主编历史”由此开场。（参见金雁《倒转“红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高尔基主编的苏联史和国外编修的俄国内战史，区别在哪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忠实历史”。国外的编修者主张“历史应该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高尔基则认为“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欺骗作用，他主张“摆正立场”叙述历史，“真实性必须让位于政治性”。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前提，注定了剪裁历史的编写方式。斯大林搞的这一套，就是要编修者罔顾史实，择取遮蔽，以为我用，最终编造出一套伪造历史的假大空，堂而皇之地作为国定史书传给后人。
　　斯大林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他是很重视编修史志的，一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教科书。那么，他为什么选择了作家当国史的主编？很显然，斯大林熟悉史家和作家的职业特点，史家强调对历史负责，习惯要求事事有来历有出处；而作家有虚构臆测的习惯，喜好传达个人意识，对一些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叙述，往往有一种习惯性的宽容。
　　作家喜欢强调自己的艺术感觉，岂不知，许多作家恰恰是历史感觉比较差。面对历史变化，他们往往进退失据。面对历史变局，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历史重心。学者余世存曾深刻分析过辛亥革命时代黄兴的历史感。他认为，黄兴率先意识到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时代的来临，决心矫正历史发展的轨迹，把一个古老的民族带进现代世界。黄兴出身于名门望族，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先祖留下遗书，要求子孙后代绝不仕清。几百年间，这个家族和政权的距离没有改变。像黄家这样的历史情怀哪里去找？强大的历史感，悠久的历史情怀，黄兴这一代革命党人树立了健全的历史意识。
　　我们当然不主张作家去编修史书。以当代的眼光看，让作家去编修史书实在是笑话，作家当然还是搞创作好。那么树立健全的历史意识，对创作来说无足轻重吗？对作家而言可有可无吗？绝对不是的。翻开我们的文学史，在上世纪的“合作化时代”，作家在热情歌颂集体化；“大跃进”时期，作家在狂热歌颂高指标，憧憬抬脚跨进共产主义的门槛。1960年发生大饥荒时，作家的作品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伪浪漫。“文革”中，也不乏献词致敬的。
　　检点那几十年，我们留下了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更让人悲哀的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这些历史弯路都有了结论，又有多少作家反思历史，重新检视当年的是非，清醒地描绘出那个历史年代的真实图景，把一份真实的历史叙述留给后人？这样的作家不能说没有，比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是饥饿年代的真实书写，但总的来说还是太少。许多地方写文学史，还是习惯翻出那些歌颂“大跃进”一日千里，歌颂饿死千万人是“暂时困难”等当时文坛的应时之作来说事。这样的文学史，有几分价值可言？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真正体现作家历史眼光的作品反而被遮蔽埋没。历史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曲折矫正，按说是非已经分明，道路已经清晰，但我们的作家对于历史行进的钝感和无视却令人惊讶。对于一个毫无历史感的人，你也只能徒唤奈何。
　　高尔基当年主持编修苏联历史，事情并不顺利。这种臆造改写，苏联史学家并不认同。高尔基也感觉到作家们不情愿参加，写得“颇为勉强”，“似乎人们在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的作业”。苏联官方也承认，尽管有大文豪高尔基主持，许多文学家也参与了编撰工作，但这套书并未能超越自己的对手。本来也是，让一帮作家去修史，借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伪造历史，这该是多么不得人心的事。说到我们这里，我们的作家历史感的淡漠，与高尔基等修史的作家倒是有相通之处。眼下的作家，其作品和当代人的历史经验距离很远。对于作家笔下历史感，好多人并不看重。20世纪是人类遭受巨大人道灾难的时代，看看我们的作家队伍，回避苦难有之，风花雪月有之，云里雾里的语言游戏有之，卖弄一点小清新有之。虽然不是属于写史，对历史的轻慢，却让作品价值大打折扣。两个国家，两批作家，对国家历史都那么不在意真伪，这是值得深刻思考的。
　　依照斯大林的本意，他还准备让高尔基接着主编《工厂史》《农村史》等，几乎要把高尔基安置成为全面编修苏联历史的大总管。但是，所有这些，都只能徒留历史的笑柄。斯大林对于苏联历史的强硬的“文学化施工”， 只能留下一堆意识形态烂尾楼。几十年过后，几乎没有人知道高尔基当年的巨制宏愿了。
　　（作者系《山西文学》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