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人格堪称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仕宦出身，陶渊明本能在仕途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却或仕或隐，乃至隐退不仕，这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一、出仕前——“少无适俗韵”与“猛志逸四海”
　　年少时的陶渊明志向远大，少年时期便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陶渊明天性闲静，对诗书、自然情有独钟，“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疏》），这俨然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书生形象，他向往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当时的社会现状是：腐朽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峰，门阀士族垄断了仕途。其次，在政治极端腐败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争权夺利斗争此起彼伏。在《荣木》中陶渊明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以车、马比喻功名，假如取得功名，那么，虽然理想很遥远，也要努力实现。
　　再者，魏晋以后中国社会进入门阀社会，东晋是门阀政治的鼎盛期，门阀士族享有显赫声望，他们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主角，一般庶族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根本无法实现“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志向，“士族从不与寒族往来，寒族人即使位登大权，身为贵戚近臣，也得不到士族的礼遇”陶渊明作为寒族之一，难以融入由门阀士族左右的仕途，但由于生活所迫，“亲老家贫”，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踏上了仕途。他在《饮酒》里写到：“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可见，这并不是他自觉自愿的出仕。
　　二、入仕后——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入仕后的陶渊明，身在官场，心在田园，他看到了官场的险恶，在《归园田居》中，他把官场比作“尘网”，把自己的出仕看成是“误入尘网”，他本是“羁鸟”“池鱼”，在官场这张网的世界里，不可能会有自由，这次出仕也是因为“亲老家贫”，不适合在官场的他在一年后“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宋书·隐逸传》，回到了自己的田园中。
　　回归田园的陶渊明并没有马上与世隔绝，在家闲居了近六年之久后，在他三十五岁时，又到桓玄手下任幕僚，本以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陶渊明后来发现，桓玄是一个粗暴贪婪的野心家，这次出仕又一次事与愿违，他进一步看穿了官场的黑暗腐败，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林》写到：“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抒发了他厌倦行役，眷恋故园的心绪，他认识到，在桓玄手下办事，不但不能实现抱负，反而要奔走东西，这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自荆请假还家”，在途中，他写到：“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拾此去，遥遥至南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道出了对家中园林的怀念和对官场生活的不适应，接着便辞职隐居，直到后来又做建威参军，彭泽令，在官仅八十馀日，“逢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宋书·隐逸传》，他说这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而且“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与他闲适优雅的心灵追求不相符合，终不再出仕。
　　在官场，他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下来。个人认为，在其出仕期间的几次归隐，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残忍和残酷，在其几次出仕后发现，每次的理想都破灭，不慕荣利，不愿和世俗同流合污的他毅然选择了归隐田园，只有在这里，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感。
　　三、隐退后——“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出仕十三年的陶渊明对政事和官场都有切身的体验，现在终于远离了官场世俗，就如羁鸟归林，池鱼入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和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终于回到了久违的“自然”，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归隐后的他生活并不是很好，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住宅遇火，“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而且，日子也很贫困，陶渊明为什么宁愿忍饥受冻而坚持隐退不仕呢？
　　从陶渊明十三年仕宦生活来看，其所做的官只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这根本不能实现他“猛志逸四海”的雄心壮志，由于官场的不得志，他转而走向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受儒家“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和对古代隐士的仰慕，他决定效仿他们，于是隐而不仕。在《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里他借春秋时著名隐士长沮、桀溺说明了自己与他们在思想上的相似性：“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此外，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构思了一个安逸、和谐、没有压迫与剥削、与外世隔绝的人间世界，这是陶渊明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隐退后的陶渊明虽然生活贫苦，但他却甘于贫苦，毫无怨言，这和儒家“君子固穷”、“君子忧道不忧贫”的思想有关，他特别推崇黔娄、袁安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这些更坚定了他安贫乐道和隐逸不仕的信念。
　　隐退后的陶渊明对官场政治不屑一提，隐居的立场坚定，对农夫好心劝他出仕，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这时的他，把心思完全放在了田园，即使是“耕植不足与自给”《归去来兮辞》，也心甘情愿与自然为友，不与官场虎狼为伴。
　　综上所述，陶渊明多次仕、隐，在仕隐的枯床上辗转反侧，最终彻底醒来。多次的仕、隐，可以看出他的矛盾心理，但从其在出仕过程中的诗文，我们又可以知道，他始终没有忘记恬静的自然，自然才是他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