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拐卖儿童这事，自古就是断子绝孙、人神共愤的缺德事。在普通人看来，对人贩子千刀万剐方能解其恨，甚至诅咒人贩子生孩子没屁眼。但骂归骂、恨归恨，最终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千古难题。为什么说是千古难题呢？因为拐卖儿童犯罪是个古老的行业，一直很兴旺，从未被灭绝，甚至死刑也威慑不住。
　　对人贩子处以极刑，咱老祖宗就从没手软过。2000年前，汉武帝就听到了群众的呼声，对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等同杀人越货，一律处以磔刑，即砍头分尸。那时还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更不是一个家家独生子女的社会。要知道，刘邦还曾在灾荒之年鼓励大家卖儿卖女图生存。如此重大改变，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从那时起，拐卖人口，尤其是拐卖儿童都是重罪，虽根据情节严重不同，量刑有所变化，但重罪性质一直未变。
　　然而，当收益远大于风险时，死刑也刹不住拐卖之风。在一个没有摄像头，没有DNA鉴定、通缉令也不联网的年代，打拐成功的几率可想而知。如果再有官府的纵容与参与，以坐地收成，那拐卖儿童几乎就是合法化了。从目前已知的资料看，清朝便是官府参与拐卖儿童最多的朝代，当然也是拐卖儿童最为猖獗的一个朝代。

贫困、发达地区都有“拐卖儿童”

　　很多人以为，贫困地区易发生拐卖儿童犯罪，没错！清朝就是这样的。但清朝还有一个让人困惑的特色，便是江浙等发达地区同样是拐卖儿童的重灾区。更让人惊骇的是，官府与官员有时也会积极参与其中。
　　据《清史稿》记载，自明以来，云贵川一带贩卖妇女儿童现象突出。雍正二年十一月，云贵总督高其倬向朝廷奏报：“贵州地连川、楚，奸人勾结，掠贩人口为害，请饬地方官捕治。”很多人贩子以帮忙到外地打工为名，在贵州等地四处诱惑穷困人家的妇女孩子，然后带到外地卖掉。女人卖到妓院，儿童或卖给“黑砖窑”，或卖给别人家当子嗣。一旦跟着人贩子出去，被害人便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甚至终身都无法见到亲人，最终遗憾至死。
　　对于这种拐卖，官府也难于打击。可以想象的是，以介绍打工为幌子的人贩子多为熟人，被害家庭根本就没有警惕性。再者，由于贫穷，被害人出去闯荡的愿望强烈，反正在家也是等死，不如出去一搏。
　　而且，贵州等地山高路远，信息闭塞，没有电话，没有手机，被害人报案、官府捉人等都有诸多不便。一旦去了外省，便断绝了通讯联系，家人也不知道是打工还是被拐卖，即使哪天知道亲人被拐卖，也是时过境迁，记忆模糊，非常不利于打拐。
　　贫困地区拐卖儿童严重，而发达地区也如此。乾隆五年，朝廷接到奏报，江浙的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地有大量儿童失踪，甚至有诸多儿童被害。乾隆震惊，下令彻查。在浙江巡抚卢焯的亲自指挥下，浙江多城戒严，全力搜捕人贩子，最终拿获8人。
　　卢焯亲自审问该犯罪团伙，这些人贩子供述的事实居然把巡抚也吓到了。人贩子将拐来的儿童分门别类，年龄小、长相好、身体健壮的卖给没有子嗣的人家。一些较差的便刺瞎双眼，打断双腿，被驱使上街乞讨。一些不听话，或是比较愚笨的儿童干脆杀掉吃肉，将剩下的骨头制成药丸以祖传秘方的形式进行出售，谋取暴利。
　　据人贩子供述，仅仅三四个月，就拐骗了200多名儿童。很多小孩惨死在人贩子手里，而小孩的家人根本并不知情。这还不算完，这伙人贩子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还供出了另外170多个拐卖团伙。不审不知道，一审吓一跳，170多个拐卖团伙，背后可能就是上万名儿童被拐卖，关系到近万个家庭。

买几个儿童与买特产没啥区别

　　为何江浙等富庶地区也有如此严重的拐卖儿童的行为呢？与贵州等地人贩子为本地人不同，江浙一带的人贩子大都为外来流动人口。江浙发达的手工业，吸引了大批周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打工者，另外还有大量的经商人员汇聚在江浙等发达城市。这些闯荡世界的外来流动人口，自然有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坐吃山空后便干起了拐卖儿童的勾当。在这些人贩子当中，安徽凤阳籍人贩子便是比较有名的拐卖儿童团伙。
　　乾隆十一年，以马占文为首的一伙安徽凤阳籍人贩子多省流窜作案，这帮人用川乌、草乌、人脑等制成迷药，然后撒到毛巾上，四处搜寻目标，只要碰到大人疏于照看的小孩，便用毛巾捂住小孩口鼻，致小孩很快昏迷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就把孩子拐跑了。
　　一时间，人贩子所到之处人心惶惶，谣言四散，说什么的都有。
　　各地官府鉴于维稳的压力，也加大了缉拿力度。人贩子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被抓只是早晚的事。最终，这伙人贩子在常州等地被一网打尽。
　　人贩子是抓住了，你以为判死刑就解决问题了吗？非也！对于贵州等地的拐卖儿童犯罪，《大清律例》曾有“为首者立斩，且在犯事地正法”的记载，不仅如此，清朝还对买方进行严厉惩罚治罪，但还是难刹拐卖儿童之风。拐卖儿童现象似乎在清朝是一窝一窝的蛆虫，蛆虫始终清理不干净。就在人们疑惑不解之时，突然发现原来蛆虫旁边是一个大粪坑，而官府才是粪坑的制造者。
　　还是云贵川等地，嘉庆年间，拐卖儿童之风仍然猖獗。一些势力大的人贩子与官府勾结，贿赂胥吏及当地长官，甚至与官府秘密分肥。有了官府这把保护伞，人贩子肆意掠卖妇女儿童，光天化日之下，便将堵住嘴的儿童装入口袋用船运到两湖一带贩卖。沿江、沿途各关卡通通用钱买通，当地的州县不是拿了钱就是慑于种种压力而睁一眼闭一眼。此时，无论多么英勇的群众举报都无济于事。一些目击者只得摇头叹息，感叹官府腐败无能，世风日下。
　　到了道光年间，一些出差到贵州等地的邻省官员，像买当地特产一样，居然明目张胆地购买妇女、儿童进行贩卖，尤以贵州石阡、镇远等地最为猖獗。在这些官员看来，买几个妇女儿童与买特产没啥区别，都是顺便捎带而已。道光知道后大为光火，严令各地整饬官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纪律作风建设，若有再犯者，定当严刑治罪。但无奈山高皇帝远，即使有皇帝的旨意，也收效甚微。
　　随着晚清沿海口岸城市的陆续开埠，人贩子又将拐卖事业大面积发展到了海外，成为跨洋贸易。同治皇帝不得不规定：“不论拐卖的是男是女，是良人、奴婢，已卖未卖，曾否上船出洋，及有无以洋人为护符，只要诱拐已成，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立决。”
　　斩立决，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啊。从汉代的砍头分尸，到清朝的斩立决，都是严酷的极刑。但拐卖儿童犯罪仍难以遏制，摸摸脚后跟都知道，这根本不是刑罚轻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