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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赛珍珠和安德森对女性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思索及探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东西方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失语”状态超越了时空，男性角色的弱化与男权秩序的内化透视了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缺失的相似情境。对比研究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有助于读者准确解读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小说技艺的独创性，进而理解中西文化中不同女性伦理所决定的母亲身份的差异性，以构建合理的母亲身份，寻求女性于观念和心理上真正自立。
关键词： 男性角色 弱化 男权秩序 内化
同时代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和舍伍德·安德森都曾在各自的主要作品中塑造了遭受男权压制的女性形象。在作家理解与同情的笔触下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初身处中美不同文化国度却有着相同牺牲意味的妇女群像。值得注意的是，在《群芳亭》、《母亲》（赛珍珠与安德森著有同名小说）、《小城畸人》和《林中之死》等代表作中，相对于女主人公的牺牲与奉献，男主角与父权社会文化秩序下推崇的“男性魅力”相差甚远，他们或无立家之能，或始乱终弃，或耽于享乐，然而，角色的弱化毫不影响他们根深蒂固的威严，内化了男权秩序的女人们生存得艰难竭蹶，虽试图反抗，却仍尽力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从未怀疑过男权社会里角色分配的不合理性。
一、颓废丈夫的隐性权威
1.恪守妇道的消极反抗
近四十年的在华生活经历赋予了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的人道主义情怀。她不仅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姐妹在男权大厦下的生存困境，更透视了她们悲剧生活的深层次社会文化根源。“中国女性作为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其母性与妻性职责与范围压制了女性的生命本能需求和作为人的主体资格”[1]P92。在赛珍珠看来，真正将女人置于“他者”地位的不是具体的“男性”个体，而是符号化的男权替身，因此，即便婚后发现所托非人，她们也无所适从，先天的依附性使得她们只能一味迎合男权的价值标准，甚至将这种标准彻底内化。从《大地》到《群芳亭》再到《母亲》，“就母亲获得权威的条件而言，“母亲”角色的正式启动，是在配偶——社会或家庭的男性绝对权威的 ‘缺席’状态下进行的”[2]P132。《母亲》中，丈夫嗜乐好赌，出身贫民却厌恶束缚手脚的土地，一味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每次赌钱回来，“看见替他生孩子的女人和一群需要他养活的孩子们，就会觉得突然有一种重担压在心头，这种责任就是他最大的梦魇”[3]P24。更有甚者，身为三个孩子父亲的男人竟然为了买一件价格昂贵的衬衫抢去了母亲的陪嫁，以致后来卷走了全部钱财，离家出走。此时的母亲并没有一筹莫展，生性刚烈的她为了不让邻居知道丈夫出走而让自己蒙羞，积极寻找对策，先是编织谎言说丈夫到城里做买卖，后又佯装收到丈夫的信件和汇款。遭遇地主管家始乱终弃的母亲为了不让孩子们蒙羞，毅然决然地私下打胎。为了挽回管家的温情，在丈夫失踪5年后她又编造了他死讯的谎言。在厄运接连而至的日子里，她始终坚守着母亲的本分。丈夫虽然角色缺失，但他的隐性存在自始至终操控着“母亲”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乐。
《群芳亭》中的吴太更是倾其半生悉心教导孩子成才，管家理财，全心全意爱着“阴柔而非阳刚，有燕雀之安而非鸿鹄之志”的丈夫，但又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二十年过去了，她方才醒悟，“我要在剩下的岁月里集合我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将细心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再去让男人喜欢，而是因为我住在里面。我要依靠它”[4]P49。同时，她决心开始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前提却是亲自替丈夫纳妾。“她一定要年轻，但年龄又不能比儿媳还小”，“她书一定不能读得太多”，“思想一定不能太现代”[4]P38。这时的吴太在为自己谋划自由的同时显然没有看到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在她眼里，小妾如商品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需要而存在，由此可见，吴太太不但明了男女有别的事实，而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依据，她不爱丈夫，却又要极力维护丈夫的绝对权威，通过牺牲更弱势的女人来满足丈夫的欲望，从而获得自身的相对自由。而在与安德烈相识后，因为爱而觉醒的女性意识并没有使她勇敢面对内心渴望，而是更加“冷静而成熟”地扮演着贤妻、良母和管家的角色。
由此可见，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中，表面上看母亲拥有管理家政的权威，但实质上在父权制语境中，母亲权力的实质不是张扬性别的主体性权，而是父权话语的代言人和表述者，“当他们倾力扮演母亲角色时，她们已经远离了女性的本质规定，成为了没有男性特征的父权‘守护神’”[2]P132。
2.畸形母亲的失语人生
被福克纳誉为“我们这一代作家之父”的安德森在短篇小说中深刻描绘了20世纪初美国西部女性所遭受的无法表达的痛苦。安德森笔下的女性在固有的性别秩序下一直被界定为被动、柔弱和纤细的感性特征，然而面对丈夫们不可救药的无能与颓废，她们却更多地表现出病态的失语。安德森的同名短篇小说《母亲》中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少女时代曾是个有着丰富精神追求的女孩 ，婚后因为丈夫的愚笨无能，她被迫独立经营父亲留下的旅馆，养家糊口。丈夫终日幻想自己能进入国会，每当幻想破灭就会无故迁怒于妻子。“他把那栋老房子和与他一起住在里面的女人看成是败落和不可救药的东西”[5]P18 ，此时的母亲对丈夫再无尊敬与爱意可言，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乔治身上，她感到“……和儿子之间有一种很深的并未表达出来的相互同情的纽带，这一纽带是在早已夭折的少女梦想的基础上形成的”[5]P10，但与儿子的交流总像是“毫无意义的形式”，纵然母爱炙热浓烈，伊丽莎白在孩子面前却显得胆怯、寡言，她常常把对丈夫的憎恶转化为对儿子的担忧，怕他被父亲熏染。内心充满矛盾，无比痛苦的母亲常常跪在儿子的房间外，听听里面的动静，继而洞察儿子的心声。当发现丈夫在儿子房间时，她会在黑暗中发抖，听到他们的对话她也会怒火中烧。“她的模样好像一只发现自己的虎崽受到威胁的母老虎，从阴暗处走出来，鬼鬼祟祟，手里拿着那把长长的罪恶的剪刀”[5]P26。然而母亲终究没有勇气谋杀丈夫，更没有勇气和儿子坦诚对话。尽管一生都在为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牺牲自己的兴趣，隐忍痛苦，她最终还是无法逃离在这个以男性利益为主导的社会里逃离被奚落、冷淡和伤害的命运。 在另外一部问世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短篇小说《林中之死》中，作家以一个男孩的口吻赞扬了一位为男性无私奉献的无名女性。这个曾在德国人农场里干活的丫头年轻时养活着自己周围的生命，结婚后继续供养着叫杰克·格赖· 姆斯的男人，他天天酗酒作乐，靠偷马为生，回到家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向可怜的老妇人要饭吃。有了儿子以后，老妇人的地位更加卑贱，她不仅要伺候丈夫、儿子，还要伺候和儿子在一起的泼妇女人。他们把她像奴隶一样使唤。而她“并不介意，早已习惯了一切；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一言不发，这便是她一直以来的处事方法 ”[6]P38。文中，老妇人的失语状态贯穿其悲惨的一生，她用尽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喂养着家中的活物（包括男人），日复一日地耗尽体力和心力，却不曾换来颓废丈夫与无能儿子的一丝同情与怜悯。而生就屈服宿命的女人最终被无情的男人们推向了痛苦与绝望的境地。或许，无声的死亡是这个卑贱的女人能向世人发出的唯一控诉声。
二、创作动因的差异
在赛珍珠笔下，我们看到了父权威慑下母亲与妻子的隐忍和坚持，与安德森作品中的失语女性不同，她们在艰难的人生之路上为了生存不断努力前行，表现出了更坚强的意志和更充沛的精力，她们将男权意志融入自己的血液，同时以极大的毅力、宽容和坚强为自己的生存而搏击。消极反抗与畸形的失语在反映了男权观念已经内化到东西方女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同时，透视了不同创作个体背后深刻的思想动因。
“从创作学的角度看，女作家描写母亲，往往有男作家不可替代的优长。由于性别类属的原因，她们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是相通或相近的”[7]P65 。在赛珍珠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与她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在表现母亲生活和情感时，赛珍珠没有男作家那种“隔”或距离感，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以女性体验洞察母亲的内心世界及微妙的情感变化，准确把握她们复杂的心理情态，为她们描述了伦理框架内所能实现的最大快乐和最高人生理想。作为男性作家，安德森虽然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深切同情，敢于揭示他们受压抑的状况，并以痛恨的笔调描绘了一个个“颓废”父亲形象，但他终究无法超越一位男权作家的意识形态，无法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和体验细腻地进入她们的深层生活领域。与赛珍珠力求为中国姐妹寻求出路的共情心理不同，“安德森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描述源于同情、理解与关爱，而非诊断和治愈，故事因而成为一个作家探索人性的工具”[8]P40。因而，他在作品中无法提供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生存方式，因此“孤独地生，寂寞地死”是安德森笔下女性的普遍命运。
从作家不同的女性主义立场看，赛珍珠笔下中国妇女的抗争折射了作家对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推崇和对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信仰。而安德森笔下的女性则更多地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影响下的价值理念。跨文化生活经历使赛珍珠熟知两种父权中心文化在歧视女性上的共同之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尤其是“家庭”和“家族”荣辱观的研究更让作家坚信女性意识的觉醒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身上不可能形成彻底的革命性，将父权意识内化至深的女性即使面对毫无家庭责任感的丈夫也不会僭越传统，作家明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灵与肉的较量，肉体注定要败下阵来”[9]P85。在文化融合理想制约下的女性主义诉求中，女性对弱化的男性角色即便有反抗，也不可能达到女性主义批评家认同的“逃跑的形象”，她们必然既向自己宣战，又为自己辩护，既宣泄又克制。
如果说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意识某种程度上是两种思想碰撞的矛盾体的话，那么安德森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权作家却也无法战胜自身源于父权制的道德观。安德森认为“手工业时代凸显男性的创造力和自信心——他们通过对世界的主宰转而控制女性的命运”[10]P155。因此，颓废丈夫的形象除了可以解读为作家对男权中心文化社会的一个笑柄和嘲讽外，也可以视为作家给予需要女人陪伴和关爱的遭受挫折的男性的同情，这些需要女人全力支持的男人却也同时带给身边女人无尽的痛苦。但小说中的女性在被赋予“母性”力量的同时，却无不蒙上了厚重的悲剧色彩，厚重到她们无法为自己呐喊，直至失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笔下的女人为摆脱困境所做的各种努力注定失败，因为她们用丈夫的错误惩罚自己，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和点缀物，女性只能在自我煎熬和怨怒中终结生命，而死亡对于她们来说也许是作家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正如David D. Anderson在“Moments of Insight”中提到“《小城畸人》不是一部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作品，它充分反映了作家坚信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怜悯与同情会永恒存在。安德森揭示人际疏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而是进一步强调他的一贯主张，即个体的存在价值远远大于群体”[8]P40。
三、结语
赛珍珠与安德森笔下的女性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内化的父权话语作为自己践行妇道与母职的绝对权威。二者相似的悲剧人生折射二十世纪初东西方女性意识与母亲意识的变迁，当女性被从权利中心驱除，母亲的话语无法表达，母亲的欲望受到压制。如果说中国母亲的独立与坚强渗透了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影赛珍珠对东方完美母亲的幻想，那么失语女性的畸形生存状态却包含不易觉察的男权意图，由此，两位作家间接向女性传达一种建设性的生存方式，同时中西文化中不同女性伦理所决定的母亲身份的差异及异化决定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在各自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容与过程并不一样，所主要依赖的社会资源也不一样，必须在具体的社会、时代和文化土壤下寻求对女性身份的合理构建。
参考文献：
[1]毛灿月. 两性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张爱玲与多丽斯.莱辛之比较[J].《兰州学刊》，2008（6）.
[2]王纯菲.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J].《辽宁大学学报》， 2012 （1）： 128-133.
[3][美]赛珍珠，著.万绮年原译，夏尚澄编译.母亲[M]. 东方出版中心，2010.
[4][美]赛珍珠，著.刘海平译.群芳亭[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5][美]舍伍德.安德森，著.刘士聪译.小城畸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
[6]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rd J. Duffey New York， RINEHART
关键词： 男性角色 弱化 男权秩序 内化
同时代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和舍伍德·安德森都曾在各自的主要作品中塑造了遭受男权压制的女性形象。在作家理解与同情的笔触下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初身处中美不同文化国度却有着相同牺牲意味的妇女群像。值得注意的是，在《群芳亭》、《母亲》（赛珍珠与安德森著有同名小说）、《小城畸人》和《林中之死》等代表作中，相对于女主人公的牺牲与奉献，男主角与父权社会文化秩序下推崇的“男性魅力”相差甚远，他们或无立家之能，或始乱终弃，或耽于享乐，然而，角色的弱化毫不影响他们根深蒂固的威严，内化了男权秩序的女人们生存得艰难竭蹶，虽试图反抗，却仍尽力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从未怀疑过男权社会里角色分配的不合理性。
一、颓废丈夫的隐性权威
1.恪守妇道的消极反抗
近四十年的在华生活经历赋予了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的人道主义情怀。她不仅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姐妹在男权大厦下的生存困境，更透视了她们悲剧生活的深层次社会文化根源。“中国女性作为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其母性与妻性职责与范围压制了女性的生命本能需求和作为人的主体资格”[1]P92。在赛珍珠看来，真正将女人置于“他者”地位的不是具体的“男性”个体，而是符号化的男权替身，因此，即便婚后发现所托非人，她们也无所适从，先天的依附性使得她们只能一味迎合男权的价值标准，甚至将这种标准彻底内化。从《大地》到《群芳亭》再到《母亲》，“就母亲获得权威的条件而言，“母亲”角色的正式启动，是在配偶——社会或家庭的男性绝对权威的 ‘缺席’状态下进行的”[2]P132。《母亲》中，丈夫嗜乐好赌，出身贫民却厌恶束缚手脚的土地，一味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每次赌钱回来，“看见替他生孩子的女人和一群需要他养活的孩子们，就会觉得突然有一种重担压在心头，这种责任就是他最大的梦魇”[3]P24。更有甚者，身为三个孩子父亲的男人竟然为了买一件价格昂贵的衬衫抢去了母亲的陪嫁，以致后来卷走了全部钱财，离家出走。此时的母亲并没有一筹莫展，生性刚烈的她为了不让邻居知道丈夫出走而让自己蒙羞，积极寻找对策，先是编织谎言说丈夫到城里做买卖，后又佯装收到丈夫的信件和汇款。遭遇地主管家始乱终弃的母亲为了不让孩子们蒙羞，毅然决然地私下打胎。为了挽回管家的温情，在丈夫失踪5年后她又编造了他死讯的谎言。在厄运接连而至的日子里，她始终坚守着母亲的本分。丈夫虽然角色缺失，但他的隐性存在自始至终操控着“母亲”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乐。
《群芳亭》中的吴太更是倾其半生悉心教导孩子成才，管家理财，全心全意爱着“阴柔而非阳刚，有燕雀之安而非鸿鹄之志”的丈夫，但又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二十年过去了，她方才醒悟，“我要在剩下的岁月里集合我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将细心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再去让男人喜欢，而是因为我住在里面。我要依靠它”[4]P49。同时，她决心开始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前提却是亲自替丈夫纳妾。“她一定要年轻，但年龄又不能比儿媳还小”，“她书一定不能读得太多”，“思想一定不能太现代”[4]P38。这时的吴太在为自己谋划自由的同时显然没有看到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在她眼里，小妾如商品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需要而存在，由此可见，吴太太不但明了男女有别的事实，而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依据，她不爱丈夫，却又要极力维护丈夫的绝对权威，通过牺牲更弱势的女人来满足丈夫的欲望，从而获得自身的相对自由。而在与安德烈相识后，因为爱而觉醒的女性意识并没有使她勇敢面对内心渴望，而是更加“冷静而成熟”地扮演着贤妻、良母和管家的角色。
由此可见，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中，表面上看母亲拥有管理家政的权威，但实质上在父权制语境中，母亲权力的实质不是张扬性别的主体性权，而是父权话语的代言人和表述者，“当他们倾力扮演母亲角色时，她们已经远离了女性的本质规定，成为了没有男性特征的父权‘守护神’”[2]P132。
2.畸形母亲的失语人生
被福克纳誉为“我们这一代作家之父”的安德森在短篇小说中深刻描绘了20世纪初美国西部女性所遭受的无法表达的痛苦。安德森笔下的女性在固有的性别秩序下一直被界定为被动、柔弱和纤细的感性特征，然而面对丈夫们不可救药的无能与颓废，她们却更多地表现出病态的失语。安德森的同名短篇小说《母亲》中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少女时代曾是个有着丰富精神追求的女孩 ，婚后因为丈夫的愚笨无能，她被迫独立经营父亲留下的旅馆，养家糊口。丈夫终日幻想自己能进入国会，每当幻想破灭就会无故迁怒于妻子。“他把那栋老房子和与他一起住在里面的女人看成是败落和不可救药的东西”[5]P18 ，此时的母亲对丈夫再无尊敬与爱意可言，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乔治身上，她感到“……和儿子之间有一种很深的并未表达出来的相互同情的纽带，这一纽带是在早已夭折的少女梦想的基础上形成的”[5]P10，但与儿子的交流总像是“毫无意义的形式”，纵然母爱炙热浓烈，伊丽莎白在孩子面前却显得胆怯、寡言，她常常把对丈夫的憎恶转化为对儿子的担忧，怕他被父亲熏染。内心充满矛盾，无比痛苦的母亲常常跪在儿子的房间外，听听里面的动静，继而洞察儿子的心声。当发现丈夫在儿子房间时，她会在黑暗中发抖，听到他们的对话她也会怒火中烧。“她的模样好像一只发现自己的虎崽受到威胁的母老虎，从阴暗处走出来，鬼鬼祟祟，手里拿着那把长长的罪恶的剪刀”[5]P26。然而母亲终究没有勇气谋杀丈夫，更没有勇气和儿子坦诚对话。尽管一生都在为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牺牲自己的兴趣，隐忍痛苦，她最终还是无法逃离在这个以男性利益为主导的社会里逃离被奚落、冷淡和伤害的命运。 在另外一部问世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短篇小说《林中之死》中，作家以一个男孩的口吻赞扬了一位为男性无私奉献的无名女性。这个曾在德国人农场里干活的丫头年轻时养活着自己周围的生命，结婚后继续供养着叫杰克·格赖· 姆斯的男人，他天天酗酒作乐，靠偷马为生，回到家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向可怜的老妇人要饭吃。有了儿子以后，老妇人的地位更加卑贱，她不仅要伺候丈夫、儿子，还要伺候和儿子在一起的泼妇女人。他们把她像奴隶一样使唤。而她“并不介意，早已习惯了一切；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一言不发，这便是她一直以来的处事方法 ”[6]P38。文中，老妇人的失语状态贯穿其悲惨的一生，她用尽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喂养着家中的活物（包括男人），日复一日地耗尽体力和心力，却不曾换来颓废丈夫与无能儿子的一丝同情与怜悯。而生就屈服宿命的女人最终被无情的男人们推向了痛苦与绝望的境地。或许，无声的死亡是这个卑贱的女人能向世人发出的唯一控诉声。
二、创作动因的差异
在赛珍珠笔下，我们看到了父权威慑下母亲与妻子的隐忍和坚持，与安德森作品中的失语女性不同，她们在艰难的人生之路上为了生存不断努力前行，表现出了更坚强的意志和更充沛的精力，她们将男权意志融入自己的血液，同时以极大的毅力、宽容和坚强为自己的生存而搏击。消极反抗与畸形的失语在反映了男权观念已经内化到东西方女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同时，透视了不同创作个体背后深刻的思想动因。
“从创作学的角度看，女作家描写母亲，往往有男作家不可替代的优长。由于性别类属的原因，她们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是相通或相近的”[7]P65 。在赛珍珠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与她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在表现母亲生活和情感时，赛珍珠没有男作家那种“隔”或距离感，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以女性体验洞察母亲的内心世界及微妙的情感变化，准确把握她们复杂的心理情态，为她们描述了伦理框架内所能实现的最大快乐和最高人生理想。作为男性作家，安德森虽然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深切同情，敢于揭示他们受压抑的状况，并以痛恨的笔调描绘了一个个“颓废”父亲形象，但他终究无法超越一位男权作家的意识形态，无法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和体验细腻地进入她们的深层生活领域。与赛珍珠力求为中国姐妹寻求出路的共情心理不同，“安德森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描述源于同情、理解与关爱，而非诊断和治愈，故事因而成为一个作家探索人性的工具”[8]P40。因而，他在作品中无法提供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生存方式，因此“孤独地生，寂寞地死”是安德森笔下女性的普遍命运。
从作家不同的女性主义立场看，赛珍珠笔下中国妇女的抗争折射了作家对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推崇和对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信仰。而安德森笔下的女性则更多地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影响下的价值理念。跨文化生活经历使赛珍珠熟知两种父权中心文化在歧视女性上的共同之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尤其是“家庭”和“家族”荣辱观的研究更让作家坚信女性意识的觉醒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身上不可能形成彻底的革命性，将父权意识内化至深的女性即使面对毫无家庭责任感的丈夫也不会僭越传统，作家明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灵与肉的较量，肉体注定要败下阵来”[9]P85。在文化融合理想制约下的女性主义诉求中，女性对弱化的男性角色即便有反抗，也不可能达到女性主义批评家认同的“逃跑的形象”，她们必然既向自己宣战，又为自己辩护，既宣泄又克制。
如果说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意识某种程度上是两种思想碰撞的矛盾体的话，那么安德森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权作家却也无法战胜自身源于父权制的道德观。安德森认为“手工业时代凸显男性的创造力和自信心——他们通过对世界的主宰转而控制女性的命运”[10]P155。因此，颓废丈夫的形象除了可以解读为作家对男权中心文化社会的一个笑柄和嘲讽外，也可以视为作家给予需要女人陪伴和关爱的遭受挫折的男性的同情，这些需要女人全力支持的男人却也同时带给身边女人无尽的痛苦。但小说中的女性在被赋予“母性”力量的同时，却无不蒙上了厚重的悲剧色彩，厚重到她们无法为自己呐喊，直至失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笔下的女人为摆脱困境所做的各种努力注定失败，因为她们用丈夫的错误惩罚自己，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和点缀物，女性只能在自我煎熬和怨怒中终结生命，而死亡对于她们来说也许是作家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正如David D. Anderson在“Moments of Insight”中提到“《小城畸人》不是一部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作品，它充分反映了作家坚信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怜悯与同情会永恒存在。安德森揭示人际疏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而是进一步强调他的一贯主张，即个体的存在价值远远大于群体”[8]P40。
三、结语
赛珍珠与安德森笔下的女性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内化的父权话语作为自己践行妇道与母职的绝对权威。二者相似的悲剧人生折射二十世纪初东西方女性意识与母亲意识的变迁，当女性被从权利中心驱除，母亲的话语无法表达，母亲的欲望受到压制。如果说中国母亲的独立与坚强渗透了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影赛珍珠对东方完美母亲的幻想，那么失语女性的畸形生存状态却包含不易觉察的男权意图，由此，两位作家间接向女性传达一种建设性的生存方式，同时中西文化中不同女性伦理所决定的母亲身份的差异及异化决定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在各自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容与过程并不一样，所主要依赖的社会资源也不一样，必须在具体的社会、时代和文化土壤下寻求对女性身份的合理构建。
参考文献：
[1]毛灿月. 两性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张爱玲与多丽斯.莱辛之比较[J].《兰州学刊》，2008（6）.
[2]王纯菲.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J].《辽宁大学学报》， 2012 （1）： 128-133.
[3][美]赛珍珠，著.万绮年原译，夏尚澄编译.母亲[M]. 东方出版中心，2010.
[4][美]赛珍珠，著.刘海平译.群芳亭[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5][美]舍伍德.安德森，著.刘士聪译.小城畸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
[6]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ernard J. Duffey New York， RINE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