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灾害的国家，从《墨子》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开始，3000多年来大小地震数千次，其中8级以上地震可见记载的从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公元1303年9月17日）山西洪洞、赵城大地震至今也不下20次。建国后，人们记忆犹新的就有1966年3月8日邢台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2013年4月20日雅安大地震。其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触目惊心，留给我们的惨痛景象仿佛触手可及。
　　面对震灾，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和应对。科学和历史已经证明，地震只是地球内部运动引起的地球表层的快速振动，是极其正常的自然现象。正如人们不能左右许多自然现象的发生一样，地震也是人类不能阻止的。于是古往今来，人们在面对这种无能为力的劫难时往往就给了它许多的附会，有的还与社会现象及重大事件进行关联，以至增添了不少的“人祸”。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包括地震灾害在内的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挑战自然并不断获得经验的历史。但是镶嵌在中华民族这部史书上的闪光点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在每次重大灾害之后能够站立起来？这似乎永远是这部史书的崭新篇章。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们善于思考和总结，二是快速的发展进步赋予了我们每次大劫难和大考验的行为内涵。以不久前发生的雅安地震为例，当灾害发生后，解读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反应及作为，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尊重生命、从容自信、高效坦荡的整体民族形象已经展现在世界面前：第一时间的救援、第一时间的主流媒体反应、第一时间的对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方式的安排，以及对国际社会参与救助的反馈，还有对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捐助情况的披露等等。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对灾后重建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就是：以政府为主导、以灾害应对机制为核心的高效有序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建设，而其中信念和精神是贯穿始终的灵魂。
　　首先，在硬件方面。灾前必须有充足的灾害应对物质准备（包括食品药品、机械设备、帐篷板房、交通运输等）和救灾专业人员保障；灾害发生后，上述救灾设备、物资和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开展救援的同时，临时安置措施能满足伤亡人员及受灾群众的安置需要。最重要的是，在灾后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建筑的御灾能力和城乡规划，又要切实考虑应对灾害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拟定包括异地重建在内的方案。
　　其次，在软件方面。重大自然灾害往往在摧毁家园的同时也能将人们的意志和精神一并摧毁。而能够支撑信念的，一是得到及时救援以及谁给予的救援，二是在灾后得到一个新的更好的家园以及谁给予的家园。不言而喻，一个以人为本的公仆团队和一个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宗旨的政府是人民信心的来源和保证。
　　第三，充分的信息披露与有效的救援同等重要，同时也是尊重生命、关爱人民的具体体现。灾害发生后，人们最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伤亡多少？施救人员和措施落实得如何？这些信息如果能在第一时间让公众了解，那么灾害损失再大，民众都会心中有底，受灾群体也会感受到关怀和增强摆脱困境的信心。反之，则会谣言传闻遍布、失望和怨恨情绪蔓延，甚至造成比灾害本身更大的信任灾难。
　　第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但其行为一定要纳入统筹轨道。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已达50万个以上，尤其是其中3000多个基金会更是成为参与社会管理和应急救灾的重要力量。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和这次的雅安地震灾害救援和重建中，共募集善款200亿元以上，为各级政府应对灾害以及帮助灾后重建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是在以往的社会组织参与救灾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行为不当、不能帮忙反添乱的情况，这既值得社会组织自身反思，也提醒政府，在我国解决好如何更好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曾说：“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地震等自然灾害给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挫折经历，而应对这些挫折时的经验或教训都会成为财富，使我们个人、组织乃至国家和民族永远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