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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初涉官场时也曾兢兢业业，政绩优异，但在走上高位、荣誉加身时，却在金钱、美女、奉承面前丢盔弃甲败下阵来，直到走进监狱才幡然醒悟……
赵增军：欲望链条上的奴隶
我曾经是个正直、勤奋的人。在部队是一个年年都向家中送喜报的热血青年，转业到地方，也曾是一个受人尊敬，领导认可的法官。但是，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担任县级党政一把手时，接触的面广了，手中的权大了，听到的赞扬多了，找上门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了。身处这种氛围，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缺口也正是从这里打开，危险也是从这里滋生。我爱好摄影，喜欢电脑，就不断地更换相机、电脑，追求最新产品，最终我使用的相机、电脑、打印机等都是万元以上的新产品。然而，满足这样的欲望，仅靠工资收入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通过各种途径去满足，直到身陷囹国才看清了自己走向深渊的轨迹：欲望——满足——新的欲望——更多的满足——直至成为欲望的奴隶。
对于后来担任宣城市常务副市长的我，手中有权，身边有人，放纵并满足某些欲望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于是在强烈欲望的支配下，我的头脑昏昏然，变得不明事理，不辨是非，踏入了犯罪的泥潭，还自我开脱，心存侥幸。当时的我眼中没有党纪国法，看见的只是“成克杰、王怀忠”那些大案，总觉得与他们受贿数百上千万元相比，我只是“小打小闹”，总觉得送钱给我的人很可靠，而且又是两人之间的事，决不会败露。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纪律，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品质、形象，甚至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当过法官，审理过案件，对受贿罪的定性、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很清楚。如果我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抑制住膨胀的欲望，如果我能丢掉幻想与侥幸心理，或许今天的悲剧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而今，两年的牢狱生活使我明白了惨痛的教训，忏悔万遍也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我想通过算三笔账来剖析内心的痛苦、痛恨与悔悟。
政治账。“一失足成千古恨”是我目前心境最贴切的写照。我1963年参军，1965年入党，到被“双开”的那天，已经有42年工龄，40年党龄。多年来党组织如何教育我、培养我、重用我，老一辈领导如何关心我、爱护我，人民群众如何信任我、选举我，这些都历历在目，成为我感情的寄托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后我却未能保住晚节，由辉煌走向堕落，由台上人变成阶下囚，由被前呼后拥变为身陷囹圄，由备受尊重变成被人指责。两年来，我在痛苦、愧疚、悔恨中度过每一天，经受着思想上的巨大折磨。说句心里话，面对法院宣告的判决，我没有提出上诉，在庭审中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但是当纪委宣布开除我党籍、撤销职务决定时，我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严峻的现实，不相信这是真的，更像是经历一场恶变。虽然我知道这是必经的程序，是必然的结果，也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无法承受。我含着泪向纪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有40年党龄，受党的多年教育，对党组织是有感情的。我对不起党组织!组织的决定我只能服从，但对党的感情始终在我心中。”
经济账。受贿是一种侵犯公共权力的职务犯罪，在法制不断完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犯罪成本到底有多大?在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回头冷静地算一算，结论是得不偿失，令人吃惊。我收受的现金和物品作为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被依法追缴，经济上未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被依法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令我吃惊的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给我算过一笔损失账，算得我心惊肉跳，后悔莫及。按75岁寿命计算，我还有15年的光景，如果不出这事，这15年，我可以享受国家发给的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待遇50余万元。犯罪成本太高了，损失太大了。
亲情账。在服刑生涯中怎么也算不清的就是亲情账，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就是对亲人的愧疚。我看着苍老了许多、消瘦了许多的老伴，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犯了罪，给家里人带去的是什么，是无尽的担心，是难言的羞辱，是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在一次会见中，老伴流着眼泪对我说：“真想和你换个位置。”听了这句话，我的心在颤抖，我明白了老伴在外面的处境。她从不拿家中的事为难我，不到万般无奈她绝对不会说这句话。2004年4月28日，我被带到省纪委，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讲清问题，原定5月3日女儿的婚礼未能参加，6月小孙子出世想见见不到，直到孙子牙牙学语会喊爷爷的时候才见了第一面。我忍不住想去抱他、亲他，可小孙子被吓哭了……
王建华：
做人、做事、做官千万别犯浑
我曾是一名军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王建华的声音依旧铿锵，但多了几分落寞)，在部队，我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名营级干部，曾多次立功受奖，并带出了一个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气的先进中队。转业到地方后，我先后担任灵璧县综治办副主任，交警大队大队长，县公安局政委、局长。在这期间我事业上一帆风顺，职务上步步升迁，得到了多项省市和全国级荣誉。我所在的公安局连续7年在全市公安机关评比中名列第一，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事业的成功，仕途的顺达，使我渐渐地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最终从一名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一步步走上歧途，成为一名罪人。
过去我常常给自己的部下讲：“要注意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人、做事、做官千万不能犯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业顺了，职务升了，吹我捧我的人多了，渐渐地也就自鸣得意，变得飘飘然了，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扭曲。特别是对社会上一些人住高档房子，坐高档车子，穿高档品牌，进高档娱乐餐饮场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从看不惯变成了看得惯，从抵制变成了追求。别人给我送钱，我也从反感、拒绝变成了半推半就，由脸红心跳发展到心安理得。比如我当交警大队长时，一名干警因为职位调整，给我送了5000元，感谢我的关照。我不仅当即拒绝，而且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可是后来思想发生演变，处理这类事情的态度也随之变了。在我母亲生病住院时，一名干警为了职务的升迁给我送了1万元，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钱收下了，但在以后的好长时间心里一直不安。应当说，那时候我心里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有了一次就会有许多次，收的次数多了，胆子也大了，直到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才猛然警醒：自己走向犯罪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思想演变过程，在追求事业上的轰轰烈烈，生活上的潇潇洒洒中失去了警觉，迷失了自我。
思想上迷失了，面对贪欲的侵蚀，我的权力观也开始扭曲演变：有意回避监督，滥用权力。特别是在干部使用上，我开始使用提名权，为求助我的下级谋官，也为自己谋私。在担任公安局长的几年里，我先后利用给干部提升职务、调整岗 位的机会收受贿赂近百万元，最终倒在了失去了监督的权力下。我们常说“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在看来，是千真万确。作为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失去监督，回避监督、拒绝监督是多么的危险。现在我常常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新开始，我一定会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绝对不会再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丝毫私利。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现在悔悟已经太晚太晚了。
回避了监督，我大权在握，威风八面，许多人围着我转，吹喇叭、抬轿子，送钱、送物、送高帽子。我当公安局长时，在会上随便讲几句，下来就会有人吹我讲得多么多么有水平，多么多么深刻，多么多么有逻辑性，多么多么发人深省、催人奋进。随便做一件事情也会有人伸着大拇指，吹我做得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效果好。我生病住院，一些人去看我，几乎都说我是累病的，甚至连鞠躬尽瘁这样的成语都用上了。他们送的钱物我若拒绝，他们又会吹我讲义气、够朋友、为他们操碎了心，他们应当感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渐渐地由清而浊。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的时候，确实也有人为我担心，有的当面给我提出忠告，有的为我痛心而主动跟我疏远了，有的通过朋友递话，说我早晚要出问题，让我谨慎。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些忠告当回事，有时甚至误以为他们是在妒忌我，以致产生反感。时到今日，我才猛然醒悟，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那些忠告我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正是因为拒绝了他们的忠告我才一步步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谈到这条教训，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以我为戒，千万要交真朋友，千万要警惕喇叭、轿子，千万要善纳逆耳忠言。
董炳旭：
上对不起党，下对不起妻儿
我是一个独子，自幼随母亲在农村干活，父亲一人在机关工作。1974年高中毕业时，父亲患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组织上出于关心照顾，为我和母亲解决了“农转非”，并于1975年把我推荐到邮电局工作。后不久，父母先后患病去世，这对我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市，参加工作不久，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不满二十岁的人来说可谓是大难临头，无力料理。就在我极度伤心痛苦、一筹莫展的时候，组织再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派人帮我料理了二老的后事。1978年我被调到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也就从那时起我在内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报答党。调到法院工作后，我胸怀抱负，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地工作，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转了干，入了党，先后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庭长。
担任法院中层领导干部后，开始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严守自己的为人处世规则，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拿，办案不讲关系、人情。但是后来由于自己的地位变了，权力大了，找我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由开始时的拒绝不去，到半推半就的去，再到后来的有约就去，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接触人员层面的放宽，一些人的行为也无形之中对我的意识产生了一种影响，每当看到别人挥金如土，大把大把地花钱、高消费，特别是与自己相当的人身着名牌服装，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家居豪华宅院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不是味的感觉，有一种失衡感，认为自己无能、没用。至今我对第一次接受贿赂的情形还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的一个下午下班的时候，一位朋友约我吃饭，说是几个熟人在一起聚聚。我到后除了有几个熟人外还有一个陌生人，朋友说是他的亲戚。饭后，我回家不久，这位朋友的亲戚就来到我家，说话中他讲他的案子正在我所在的庭审理，让我多关照，并随手将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说是反映情况的材料，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叠钱，推辞中他把钱丢下走了。事后，我打算把钱退给他，但转念想想自己也工作二三十年了，仍住在七十年代单位分配的不足60平方米的住房里，使用的仍是过时的家具，家中开支只有我一人工资维持，月月见底，再说自己与其他人相比够寒碜的了，就把钱留了下来。收钱之后，我几天心里不踏实，见人不敢抬头，看到同事在一起说话，就认为是议论自己，心里惴惴不安。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没有发现，同事中间也没有反映，我就逐渐平静下来，并用这笔钱补贴了家用。有了第一次，尝到了人得外财的“甜头”，渐渐开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最终导致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入狱后关在高墙电网之内，住囚室、穿囚衣、吃囚粮，失去了往日的自由，连与家人见面也得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一年多的服刑改造生活，使我常常感悟到：
人生在世，追求幸福无可非议，特别是在当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要想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只能靠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这样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永远的幸福。像我这样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捞取不义之财，看起来满足了一时的欲望，物质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其实内心的恐惧无时不有，终日如坐针毡，何谈幸福。今天落得如此下场，想想能对得起谁呢?上对不起党组织的关怀、培养、教育，下对不起妻儿。我案发后不久，妻子也被审查，家中只有一个在学校读书的女儿，每到阴天下雨，我的心也跟着下雨，担心女儿能不能照顾好自己。要是平常，打个电话问一下，或到学校看一下心里就踏实了。可关在牢房里的我与世隔绝，再也无法和女儿联系，那种牵挂之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编辑：盛汉卿
赵增军：欲望链条上的奴隶
我曾经是个正直、勤奋的人。在部队是一个年年都向家中送喜报的热血青年，转业到地方，也曾是一个受人尊敬，领导认可的法官。但是，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担任县级党政一把手时，接触的面广了，手中的权大了，听到的赞扬多了，找上门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了。身处这种氛围，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缺口也正是从这里打开，危险也是从这里滋生。我爱好摄影，喜欢电脑，就不断地更换相机、电脑，追求最新产品，最终我使用的相机、电脑、打印机等都是万元以上的新产品。然而，满足这样的欲望，仅靠工资收入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通过各种途径去满足，直到身陷囹国才看清了自己走向深渊的轨迹：欲望——满足——新的欲望——更多的满足——直至成为欲望的奴隶。
对于后来担任宣城市常务副市长的我，手中有权，身边有人，放纵并满足某些欲望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于是在强烈欲望的支配下，我的头脑昏昏然，变得不明事理，不辨是非，踏入了犯罪的泥潭，还自我开脱，心存侥幸。当时的我眼中没有党纪国法，看见的只是“成克杰、王怀忠”那些大案，总觉得与他们受贿数百上千万元相比，我只是“小打小闹”，总觉得送钱给我的人很可靠，而且又是两人之间的事，决不会败露。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纪律，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品质、形象，甚至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当过法官，审理过案件，对受贿罪的定性、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很清楚。如果我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抑制住膨胀的欲望，如果我能丢掉幻想与侥幸心理，或许今天的悲剧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而今，两年的牢狱生活使我明白了惨痛的教训，忏悔万遍也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我想通过算三笔账来剖析内心的痛苦、痛恨与悔悟。
政治账。“一失足成千古恨”是我目前心境最贴切的写照。我1963年参军，1965年入党，到被“双开”的那天，已经有42年工龄，40年党龄。多年来党组织如何教育我、培养我、重用我，老一辈领导如何关心我、爱护我，人民群众如何信任我、选举我，这些都历历在目，成为我感情的寄托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后我却未能保住晚节，由辉煌走向堕落，由台上人变成阶下囚，由被前呼后拥变为身陷囹圄，由备受尊重变成被人指责。两年来，我在痛苦、愧疚、悔恨中度过每一天，经受着思想上的巨大折磨。说句心里话，面对法院宣告的判决，我没有提出上诉，在庭审中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但是当纪委宣布开除我党籍、撤销职务决定时，我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严峻的现实，不相信这是真的，更像是经历一场恶变。虽然我知道这是必经的程序，是必然的结果，也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无法承受。我含着泪向纪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有40年党龄，受党的多年教育，对党组织是有感情的。我对不起党组织!组织的决定我只能服从，但对党的感情始终在我心中。”
经济账。受贿是一种侵犯公共权力的职务犯罪，在法制不断完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犯罪成本到底有多大?在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回头冷静地算一算，结论是得不偿失，令人吃惊。我收受的现金和物品作为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被依法追缴，经济上未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被依法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令我吃惊的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给我算过一笔损失账，算得我心惊肉跳，后悔莫及。按75岁寿命计算，我还有15年的光景，如果不出这事，这15年，我可以享受国家发给的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待遇50余万元。犯罪成本太高了，损失太大了。
亲情账。在服刑生涯中怎么也算不清的就是亲情账，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就是对亲人的愧疚。我看着苍老了许多、消瘦了许多的老伴，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犯了罪，给家里人带去的是什么，是无尽的担心，是难言的羞辱，是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在一次会见中，老伴流着眼泪对我说：“真想和你换个位置。”听了这句话，我的心在颤抖，我明白了老伴在外面的处境。她从不拿家中的事为难我，不到万般无奈她绝对不会说这句话。2004年4月28日，我被带到省纪委，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讲清问题，原定5月3日女儿的婚礼未能参加，6月小孙子出世想见见不到，直到孙子牙牙学语会喊爷爷的时候才见了第一面。我忍不住想去抱他、亲他，可小孙子被吓哭了……
王建华：
做人、做事、做官千万别犯浑
我曾是一名军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王建华的声音依旧铿锵，但多了几分落寞)，在部队，我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名营级干部，曾多次立功受奖，并带出了一个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气的先进中队。转业到地方后，我先后担任灵璧县综治办副主任，交警大队大队长，县公安局政委、局长。在这期间我事业上一帆风顺，职务上步步升迁，得到了多项省市和全国级荣誉。我所在的公安局连续7年在全市公安机关评比中名列第一，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事业的成功，仕途的顺达，使我渐渐地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最终从一名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一步步走上歧途，成为一名罪人。
过去我常常给自己的部下讲：“要注意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人、做事、做官千万不能犯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业顺了，职务升了，吹我捧我的人多了，渐渐地也就自鸣得意，变得飘飘然了，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扭曲。特别是对社会上一些人住高档房子，坐高档车子，穿高档品牌，进高档娱乐餐饮场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从看不惯变成了看得惯，从抵制变成了追求。别人给我送钱，我也从反感、拒绝变成了半推半就，由脸红心跳发展到心安理得。比如我当交警大队长时，一名干警因为职位调整，给我送了5000元，感谢我的关照。我不仅当即拒绝，而且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可是后来思想发生演变，处理这类事情的态度也随之变了。在我母亲生病住院时，一名干警为了职务的升迁给我送了1万元，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钱收下了，但在以后的好长时间心里一直不安。应当说，那时候我心里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有了一次就会有许多次，收的次数多了，胆子也大了，直到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才猛然警醒：自己走向犯罪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思想演变过程，在追求事业上的轰轰烈烈，生活上的潇潇洒洒中失去了警觉，迷失了自我。
思想上迷失了，面对贪欲的侵蚀，我的权力观也开始扭曲演变：有意回避监督，滥用权力。特别是在干部使用上，我开始使用提名权，为求助我的下级谋官，也为自己谋私。在担任公安局长的几年里，我先后利用给干部提升职务、调整岗 位的机会收受贿赂近百万元，最终倒在了失去了监督的权力下。我们常说“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在看来，是千真万确。作为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失去监督，回避监督、拒绝监督是多么的危险。现在我常常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新开始，我一定会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绝对不会再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丝毫私利。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现在悔悟已经太晚太晚了。
回避了监督，我大权在握，威风八面，许多人围着我转，吹喇叭、抬轿子，送钱、送物、送高帽子。我当公安局长时，在会上随便讲几句，下来就会有人吹我讲得多么多么有水平，多么多么深刻，多么多么有逻辑性，多么多么发人深省、催人奋进。随便做一件事情也会有人伸着大拇指，吹我做得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效果好。我生病住院，一些人去看我，几乎都说我是累病的，甚至连鞠躬尽瘁这样的成语都用上了。他们送的钱物我若拒绝，他们又会吹我讲义气、够朋友、为他们操碎了心，他们应当感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渐渐地由清而浊。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的时候，确实也有人为我担心，有的当面给我提出忠告，有的为我痛心而主动跟我疏远了，有的通过朋友递话，说我早晚要出问题，让我谨慎。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些忠告当回事，有时甚至误以为他们是在妒忌我，以致产生反感。时到今日，我才猛然醒悟，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那些忠告我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正是因为拒绝了他们的忠告我才一步步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谈到这条教训，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以我为戒，千万要交真朋友，千万要警惕喇叭、轿子，千万要善纳逆耳忠言。
董炳旭：
上对不起党，下对不起妻儿
我是一个独子，自幼随母亲在农村干活，父亲一人在机关工作。1974年高中毕业时，父亲患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组织上出于关心照顾，为我和母亲解决了“农转非”，并于1975年把我推荐到邮电局工作。后不久，父母先后患病去世，这对我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市，参加工作不久，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不满二十岁的人来说可谓是大难临头，无力料理。就在我极度伤心痛苦、一筹莫展的时候，组织再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派人帮我料理了二老的后事。1978年我被调到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也就从那时起我在内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报答党。调到法院工作后，我胸怀抱负，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地工作，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转了干，入了党，先后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庭长。
担任法院中层领导干部后，开始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严守自己的为人处世规则，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拿，办案不讲关系、人情。但是后来由于自己的地位变了，权力大了，找我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由开始时的拒绝不去，到半推半就的去，再到后来的有约就去，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接触人员层面的放宽，一些人的行为也无形之中对我的意识产生了一种影响，每当看到别人挥金如土，大把大把地花钱、高消费，特别是与自己相当的人身着名牌服装，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家居豪华宅院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不是味的感觉，有一种失衡感，认为自己无能、没用。至今我对第一次接受贿赂的情形还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的一个下午下班的时候，一位朋友约我吃饭，说是几个熟人在一起聚聚。我到后除了有几个熟人外还有一个陌生人，朋友说是他的亲戚。饭后，我回家不久，这位朋友的亲戚就来到我家，说话中他讲他的案子正在我所在的庭审理，让我多关照，并随手将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说是反映情况的材料，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叠钱，推辞中他把钱丢下走了。事后，我打算把钱退给他，但转念想想自己也工作二三十年了，仍住在七十年代单位分配的不足60平方米的住房里，使用的仍是过时的家具，家中开支只有我一人工资维持，月月见底，再说自己与其他人相比够寒碜的了，就把钱留了下来。收钱之后，我几天心里不踏实，见人不敢抬头，看到同事在一起说话，就认为是议论自己，心里惴惴不安。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没有发现，同事中间也没有反映，我就逐渐平静下来，并用这笔钱补贴了家用。有了第一次，尝到了人得外财的“甜头”，渐渐开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最终导致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入狱后关在高墙电网之内，住囚室、穿囚衣、吃囚粮，失去了往日的自由，连与家人见面也得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一年多的服刑改造生活，使我常常感悟到：
人生在世，追求幸福无可非议，特别是在当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要想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只能靠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这样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永远的幸福。像我这样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捞取不义之财，看起来满足了一时的欲望，物质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其实内心的恐惧无时不有，终日如坐针毡，何谈幸福。今天落得如此下场，想想能对得起谁呢?上对不起党组织的关怀、培养、教育，下对不起妻儿。我案发后不久，妻子也被审查，家中只有一个在学校读书的女儿，每到阴天下雨，我的心也跟着下雨，担心女儿能不能照顾好自己。要是平常，打个电话问一下，或到学校看一下心里就踏实了。可关在牢房里的我与世隔绝，再也无法和女儿联系，那种牵挂之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