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剧界普遍玩概念玩观念的时候，
　　它的叙事方式显得一本正经，反而让人感受到一份厚实的尊重
　　
　　话剧《立秋》演出现场，许多观众都含着眼泪。每次演员在念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观众也默默地跟着念。
　　这样的情景，在近年来的中国话剧场很少见到。从2004年4月27日首演至今,《立秋》演出近250场,观众达20余万人次，投入150万元，票房收入突破500万元。所到之处，好评如潮，特别在台湾，场场爆满。
　　其实，从艺术角度讲，《立秋》虽然不乏亮点，但并没有超越舞台意义的话剧经验，它的成功，更多是击中了时下人们浮躁的心态，在话剧界普遍玩概念玩观念的时候，它的叙事方式显得一本正经，情节推进并无出奇之处，一切都按着人们完全可以预知的既定的宿命完成。但这种中规中矩，反而让人感受到一份厚实的尊重。靠着不疾不徐的演绎，观众在没有大喜大悲的跌宕情绪之下，默默地承受着难以宣泄的家仇国恨，那是一种过于深沉的爱，以及对于社会诚信的价值的思考。
　　从题材上讲，《立秋》并无新意，是近几年很热的晋商题材，它讲述了丰德票号马氏家族，在民国初年，面对客户挤兑、天津票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总经理马洪翰恪守祖训，循规蹈矩，誓死为丰德护牌，副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革新，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
　　翻阅一下晋商历史，就可以找到故事的原型。19世纪末，战乱频仍，山西票号屡遭损失。不仅如此，外国银行逐渐主宰了中国金融业，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对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票号打击很大。当时，清政府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职业经理们，商讨成立国家银行，而不信任政府的票号大掌柜们后来商量的办法是，山西只出人，不出钱，帮助政府办银行。一个叫李宏龄的职业经理人力劝大掌柜和股东们创办银行而不逮，最终被大掌柜拿下。
　　虽然题材并无新意，但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场不同以往的晋商故事，它开始反思，开始批判，而不是一厢情愿地重叙辉煌。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那就是山西票号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这出话剧，也在某种意义上企图展现一种可能的原因。
　　推动整部戏剧情的，是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丰德票号该怎么办？最迫在眉睫的困难是，大量客户不再信任丰德票号，纷纷取钱。而战乱形成的各种呆坏账目，以及金融流通本身的周转规律，使得票号无力支付。这样的窘境，最终将丰德票号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总经理马洪翰表面镇定张狂，内心里却六神无主。这时候，他老母吩咐人打开祖宗祠堂，里面藏着他们祖宗13代人积累的60万两黄金。为了丰德票号的招牌，他们什么都可以舍弃，包括生命。
　　这也是整出剧的高潮。在全社会诚信度低下的今天，这种自然而然的道德思考引起了大家一种共鸣。也因此，这个话剧在商业界受到极大的追捧，许多大老板纷纷走进话剧场。这种現象在中国话剧界并不多见。
　　也许《立秋》在无意间，被放大了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但作为话剧，它点中时代的命脉，并且毫不矫揉造作地去展现，单从这点上讲，它值得今天那些回避当下或娱乐化当下的话剧编导们汲取经验。
　　从剧情结构来讲，《立秋》选取了24节气中的“立秋”这天，把宏大的主题，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故事本身的多重矛盾，都集中在一天内展现。而话剧的情节，完全按时间顺序，起承转合都循规蹈矩，竟产生了一种正史正说的奇妙气势，浩浩荡荡的直抵人心。
　　这好比下棋，有的人不按常理下，步步诡谲，轻灵飘忽；有的人则按部就班，步步推进，按照传统的棋风审美来说，后者首先就占了上风。话剧《立秋》的剧情若以下棋作比，可以说有大家的风范。
　　该戏让人唏嘘的还有一个插曲，它的前任导演陈禺页在快排完此剧时，殉职在现场，继任导演是她的学生、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查明哲。
　　“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敛也。”立秋，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来临，生命到此就是归宿。立秋过去很多个节气后，是立春——这是后任导演修改的结局。从剧情本身来说，这样的结局安排，笔者总觉得有矫揉造作之嫌，但它或许表达出另外的意义——中国人向来是活在无穷无尽的希望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