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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硕士，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因上书朱镕基总理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后辞职。曾任《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副主编，现为河北大学教授、香港慈善组织“乐施会”顾问，“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应“看世界大讲坛”邀请，李昌平教授于7月4日至6日在广东佛山、东莞、南海等地作精彩演讲。
李昌平博客：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38
灾后重建警惕滋生腐败
地震之后，各界捐款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但灾后重建的需要肯定会超过这个数字。仅我所工作的香港乐施会，20天内就在香港筹集到了1亿多元。灾害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是否能够让人们在赈灾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善大爱留下来呢？
先说我的两次亲身经历。1996年某县发洪水，60万人痛失家园，省委书记失声痛哭，并号召举全省之力赈灾。但是，受灾群众仅仅得到了少量的衣被、药品和食品，政府的开仓放粮变成了“开仓借粮”，受灾群众必须在第二年连本带利归还。中央与地方各拨款多少是非公开的，只有少数人知道。可灾害之后呢，很多单位都换了新车新房。救灾民实际上变成了救“灾官”。
1998年长江大洪水，我当时就在堤上，重建时我又是工作组长。那次政府确实做得不错，很得民心。但灾后变化最大的是哪里呢？县宾馆升级了，县委、县政府办公楼翻修了，干部的住房面积扩大了，甚至连最穷的妇联、共青团都换了新车。有些政府部门盗用受灾群众的名义去冒领救灾款，是很普遍的现象。把各界捐款用作行政开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的垄断式慈善
我觉得，公务员队伍借救灾来提高福利不是个别现象。本来损失100万元，就上报1000万元，给受灾群众一些，自己留一些。如果你不这么做，当地人甚至会说你不是个好干部，没本事。这种现象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
一、中国的垄断式慈善，你捐款只能捐给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红会和慈善总会给地方政府捐款之后，从来不会追究钱的花法。没有问责问题，为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
二、很多单位的捐款具有行政性质，捐款数目多少与官阶大小相挂钩，你不能比领导多捐。捐款就变成各地政府或单位对口援助的款项了，并不是直接到受灾群众的手里，使用得不到监督，也不给捐款人反馈，也没人过问，你敢不相信政府和领导吗？
三、政府拨款与私人捐款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都由政府统筹使用，鱼目混珠。为救灾资金的挪用提供了便利。
四、在救灾资金的使用中，并没有强调受灾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受灾群众连参与权都没有。所以，腐败在所难免。大灾来临时大家众志成城，灾后重建时却腐败严重，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长江干堤加固工程，政府财政拨款铲1立方米土方是12元，层层转包，等转包到农民手中时，每立方米土方就只剩3.6元。国家重点工程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结果有人把这事上报了，政府下令查。县里的干部就开始想办法讨好纪委和检察院，大灾前纪委和检察院的办公条件是县里最破的，结果大灾后跃升至全县最好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灾后重建必须要完善制度，甚至立法。
“猫腻”让捐款者有钱不敢捐
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全世界华人所表现出的大善大爱。但是，灾难过后，人的私心就会荒草一样地疯长，会蚕食掉大善大爱。当然，现在有网络的监管，有审计署的审计，我相信我们的灾后重建会好很多，但仍有问题。
比如，救灾机构不够专业。浪费很严重，纯净水用来洗手、洗脚，而最缺乏的女性用品却占捐助物资中很少的比例。
我同事在灾区，讲起赈灾补偿的问题。我主张一致原则，无论你损失3万还是30万，都要补偿同样的数额，捐款人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捐款在灾区造成“贫富差距”。但是当地争论很严重，结果还是按照贫富区别补偿了。这个标准谁来决定呢？当地官员，因为官员钱多，他们收到的补偿也多。人的“私”和“恶”就表现出来了。
这对捐款人是很大的伤害，也不会再有人愿意捐款了。如果很多社会体制不改革，我们就会对很多事情熟视无睹，大善大爱无法表现出来。我们很想帮助人，但是总怕自己的钱被挥霍，所以就不愿意捐钱。
怎么创新体制呢？我曾在体制内干了很多年，上边来检查卫生城市，城建部门就用卡车沿街“捡”那些乞丐、流浪汉，就成了“文明城市”。前年，北京西客站，一个老奶奶病了几天没人管，身下一摊血，死在那里。学校组织孩子捐款，孩子不赚钱，但是妈妈怕孩子被人笑话，就不能少捐，甚至把捐款当成摆阔。这种下指标式的捐款，并不是真爱，也不是真善，是你逼着他爱，逼着他善。
香港的小学生并不捐款，而是背着善款箱上街募捐。他把一个乐施会的标志贴在叔叔身上，叔叔就会捐款。小孩并不创造财富，但可以有力出力。领导号召的下指标捐款，也是下计划的捐款，不是真爱真善。员工应该自己去寻找信得过的慈善单位，多少不必显摆，更没必要张榜公布。有钱多捐，没钱有时间可以去做义工，没钱没时间可以去献血。
社会组织有竞争，社会才和谐
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并非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自私、恶毒，而是在社会发展体制上有欠缺，使得人们无法自由表达内心的真爱真善。该怎样改革社会体制呢？
首先，中国应建立起众多社会主体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发展体制。企业是经济主体，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有企业竞争，物质才会极大丰富;而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组织，做环保，追求社会公正，这些社会组织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企业竞争遗留下的社会问题就交由社会组织来解决了，社会就和谐了。一个追求效益，一个追求社会公正。但中国只有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等五家有筹款资格，像香港乐施会就不能在内地筹款。
之所以网易在地震捐助中要放弃红十字会转投别家，就是因为红十字会的财务不够公开。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不公布财务，就因为它是垄断的慈善，你不捐就拉倒。所以，只有竞争，才能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和能力。
香港有9万多的普通市民捐钱给乐施会，每月工资的5%～8%自动转到乐施会的账户，我们每年都要给捐款人发邮件，请他们去考察，公布捐款使用状况。如果我们出了丑闻，名声扫地，就没人捐钱，我们就失业了。汶川地震中，香港慈善机构捐建的小学都没有倒塌，因为这事关乎信誉度，没有信誉的社会组织在香港无法生存。
其次，中国要建立政府与NGO组织竞争合作的社会服务体制，谁做得好，就把钱拨给谁。NGO之间也需要竞争。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市场都很有效率的时候，GDP一定会增长很快。当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很有效率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很和谐，大善大爱才会无处不在。
而且，社会服务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地方是否留得住财富。香港没有工厂，房价那么高，人们还是愿意把钱放到香港去，因为香港人对香港有认同感;而大陆有些高官却把老婆、孩子和钱都送到美国去了，人们缺乏归属感，发展了、赚了钱，也都成别人的了。
（本刊编辑关飞整理）
应“看世界大讲坛”邀请，李昌平教授于7月4日至6日在广东佛山、东莞、南海等地作精彩演讲。
李昌平博客：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38
灾后重建警惕滋生腐败
地震之后，各界捐款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但灾后重建的需要肯定会超过这个数字。仅我所工作的香港乐施会，20天内就在香港筹集到了1亿多元。灾害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是否能够让人们在赈灾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善大爱留下来呢？
先说我的两次亲身经历。1996年某县发洪水，60万人痛失家园，省委书记失声痛哭，并号召举全省之力赈灾。但是，受灾群众仅仅得到了少量的衣被、药品和食品，政府的开仓放粮变成了“开仓借粮”，受灾群众必须在第二年连本带利归还。中央与地方各拨款多少是非公开的，只有少数人知道。可灾害之后呢，很多单位都换了新车新房。救灾民实际上变成了救“灾官”。
1998年长江大洪水，我当时就在堤上，重建时我又是工作组长。那次政府确实做得不错，很得民心。但灾后变化最大的是哪里呢？县宾馆升级了，县委、县政府办公楼翻修了，干部的住房面积扩大了，甚至连最穷的妇联、共青团都换了新车。有些政府部门盗用受灾群众的名义去冒领救灾款，是很普遍的现象。把各界捐款用作行政开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的垄断式慈善
我觉得，公务员队伍借救灾来提高福利不是个别现象。本来损失100万元，就上报1000万元，给受灾群众一些，自己留一些。如果你不这么做，当地人甚至会说你不是个好干部，没本事。这种现象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
一、中国的垄断式慈善，你捐款只能捐给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红会和慈善总会给地方政府捐款之后，从来不会追究钱的花法。没有问责问题，为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
二、很多单位的捐款具有行政性质，捐款数目多少与官阶大小相挂钩，你不能比领导多捐。捐款就变成各地政府或单位对口援助的款项了，并不是直接到受灾群众的手里，使用得不到监督，也不给捐款人反馈，也没人过问，你敢不相信政府和领导吗？
三、政府拨款与私人捐款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都由政府统筹使用，鱼目混珠。为救灾资金的挪用提供了便利。
四、在救灾资金的使用中，并没有强调受灾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受灾群众连参与权都没有。所以，腐败在所难免。大灾来临时大家众志成城，灾后重建时却腐败严重，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长江干堤加固工程，政府财政拨款铲1立方米土方是12元，层层转包，等转包到农民手中时，每立方米土方就只剩3.6元。国家重点工程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结果有人把这事上报了，政府下令查。县里的干部就开始想办法讨好纪委和检察院，大灾前纪委和检察院的办公条件是县里最破的，结果大灾后跃升至全县最好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灾后重建必须要完善制度，甚至立法。
“猫腻”让捐款者有钱不敢捐
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全世界华人所表现出的大善大爱。但是，灾难过后，人的私心就会荒草一样地疯长，会蚕食掉大善大爱。当然，现在有网络的监管，有审计署的审计，我相信我们的灾后重建会好很多，但仍有问题。
比如，救灾机构不够专业。浪费很严重，纯净水用来洗手、洗脚，而最缺乏的女性用品却占捐助物资中很少的比例。
我同事在灾区，讲起赈灾补偿的问题。我主张一致原则，无论你损失3万还是30万，都要补偿同样的数额，捐款人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捐款在灾区造成“贫富差距”。但是当地争论很严重，结果还是按照贫富区别补偿了。这个标准谁来决定呢？当地官员，因为官员钱多，他们收到的补偿也多。人的“私”和“恶”就表现出来了。
这对捐款人是很大的伤害，也不会再有人愿意捐款了。如果很多社会体制不改革，我们就会对很多事情熟视无睹，大善大爱无法表现出来。我们很想帮助人，但是总怕自己的钱被挥霍，所以就不愿意捐钱。
怎么创新体制呢？我曾在体制内干了很多年，上边来检查卫生城市，城建部门就用卡车沿街“捡”那些乞丐、流浪汉，就成了“文明城市”。前年，北京西客站，一个老奶奶病了几天没人管，身下一摊血，死在那里。学校组织孩子捐款，孩子不赚钱，但是妈妈怕孩子被人笑话，就不能少捐，甚至把捐款当成摆阔。这种下指标式的捐款，并不是真爱，也不是真善，是你逼着他爱，逼着他善。
香港的小学生并不捐款，而是背着善款箱上街募捐。他把一个乐施会的标志贴在叔叔身上，叔叔就会捐款。小孩并不创造财富，但可以有力出力。领导号召的下指标捐款，也是下计划的捐款，不是真爱真善。员工应该自己去寻找信得过的慈善单位，多少不必显摆，更没必要张榜公布。有钱多捐，没钱有时间可以去做义工，没钱没时间可以去献血。
社会组织有竞争，社会才和谐
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并非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自私、恶毒，而是在社会发展体制上有欠缺，使得人们无法自由表达内心的真爱真善。该怎样改革社会体制呢？
首先，中国应建立起众多社会主体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发展体制。企业是经济主体，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有企业竞争，物质才会极大丰富;而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组织，做环保，追求社会公正，这些社会组织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企业竞争遗留下的社会问题就交由社会组织来解决了，社会就和谐了。一个追求效益，一个追求社会公正。但中国只有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等五家有筹款资格，像香港乐施会就不能在内地筹款。
之所以网易在地震捐助中要放弃红十字会转投别家，就是因为红十字会的财务不够公开。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不公布财务，就因为它是垄断的慈善，你不捐就拉倒。所以，只有竞争，才能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和能力。
香港有9万多的普通市民捐钱给乐施会，每月工资的5%～8%自动转到乐施会的账户，我们每年都要给捐款人发邮件，请他们去考察，公布捐款使用状况。如果我们出了丑闻，名声扫地，就没人捐钱，我们就失业了。汶川地震中，香港慈善机构捐建的小学都没有倒塌，因为这事关乎信誉度，没有信誉的社会组织在香港无法生存。
其次，中国要建立政府与NGO组织竞争合作的社会服务体制，谁做得好，就把钱拨给谁。NGO之间也需要竞争。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市场都很有效率的时候，GDP一定会增长很快。当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很有效率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很和谐，大善大爱才会无处不在。
而且，社会服务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地方是否留得住财富。香港没有工厂，房价那么高，人们还是愿意把钱放到香港去，因为香港人对香港有认同感;而大陆有些高官却把老婆、孩子和钱都送到美国去了，人们缺乏归属感，发展了、赚了钱，也都成别人的了。
（本刊编辑关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