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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出版的三个集子，从《追思自然》、《现代化之忧思》到《自由的科学》，其间一直贯穿着一个思想主题，那就是“让科学回归人文”。这个主题动机逻辑上包含着三个部分。第一，是对危机的直觉，对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敏感，对问题的深层实质进行探索的兴趣，总之是一种“忧患”意识；第二，把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看成是现代性危机最重要的根源和后果；第三，把“科学回归人文”看成是走出危机的一条道路。
应该强调的是，我所谓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回归，都是就西方传统而言的，中国文化中本质上不存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问题，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化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西方与中国两大文化体系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人文尺度，但深入地考量这两种人文尺度的异同并做创造性的融合，非我目前能力所及。我只是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仁—礼”和西方的“自由—科学”构成了各自文化体系最深层的基础，而用中国的人文来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尚未进入我的视野。
即便如此，对中国人而言，讨论西方语境中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实情况是，在某种深层结构上，现代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现代的问题本质上是西方的问题。现代中国也脱离不了这一现实情况。而自中国人被迫加入现代化的进程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在中国重演，因此，现代性的反思决不是什么发达国家的特权，而是一切被裹人现代化的民族不可回避的任务。而且，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条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迫”和“后发”性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那些“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型，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主义”的传人，传人以后又被“功利主义”的培养，而它本来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却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排异性”，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破坏。于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造成科学与人文之间严重的失衡。相比之下，西方几百年来强大的人文传统倒是与迅猛发展的科学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都对西方科学可能的僭越设定了壁垒。而在中国，这些能够与科学达成生态平衡的东西都极度欠缺，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近二十年来，人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补足西方人文的必要性，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文献被引介进来，五四时期与赛先生齐名的德先生被反复讨论和实践，甚至引进基督教精神也在被考虑之列。我自己的工作则是，试图重新阐释科学的本质，重新确立科学的形象，恢复科学的人文本性，从科学的内部打破“科学主义”的神话。我探讨“自然哲学的复兴”和“第二种科学哲学”，重审“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人文”，“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是从理论方面做工作，我“听科学家做报告”、“给孩子们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搞“科学传播”，谈“地外文明”和“气功的真理”，是从实践方面做工作。
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工具。要克服这种分裂，就要在恢复自由的理念上下功夫。这个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加困难。首先，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这个维度，我们的传统思想库中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深探细究，而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没有着眼“自由”做文章，很长一段时间，“自由”竟然还是一个贬义词。今天我们谈自由的科学远不只是在谈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而是作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的基础的科学理性。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希腊时代的理性不是今日片面的技术理性，而是包含着目的论和“善”的理念的健全理性。学者、知识分子、科学家固然有其“长技”，但关键在于“载道”、“弘道”。希腊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包含着“德性”和“操守”，绝不是什么“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学问。在希腊教育体系中，数学既非理科课程，也非文科课程，或许可称“德育”课程。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首先要恢复科学内在的道德功能，唤起科学家内在的社会责任感。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曾几何时，随着“真”被规定为对外在世界的“复印”，“美”也变成了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于是，求“真”之科学也就与“美”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了。实际上，科学与“美”的疏离，也就是与“意义世界”的疏离，从而使得科学的求真过程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过程。当把科学研究看成是一种机械的知识产出活动，当把科学家越来越细致的探究工作看成是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活动时，确实印证了这种“无意义”感、“荒谬感”。然而，有更多的科学家却相信科学研究工作更像是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其中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意义的突现。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荒谬和虚无。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就要恢复科学内在的审美特征，唤起科学家内在的创造激情。
自由的科学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的并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不能经受外来的批评，而是说纯粹理性的科学是内在性的科学，它自己能够为自己立法，自己能够为自己开辟可能性空间。自由的科学因其对“自由”的持守而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但今日功利性科学因丧失了对“自由”的持守，而不再是“公有的”、“普遍的”、“无私利性”的，因而就不能保持对自身的彻底的批判性。
“让科学回归人文”事关重大，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是为序。
(《让科学回归人文》，吴国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15．00元)
应该强调的是，我所谓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回归，都是就西方传统而言的，中国文化中本质上不存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问题，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化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西方与中国两大文化体系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人文尺度，但深入地考量这两种人文尺度的异同并做创造性的融合，非我目前能力所及。我只是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仁—礼”和西方的“自由—科学”构成了各自文化体系最深层的基础，而用中国的人文来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尚未进入我的视野。
即便如此，对中国人而言，讨论西方语境中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实情况是，在某种深层结构上，现代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现代的问题本质上是西方的问题。现代中国也脱离不了这一现实情况。而自中国人被迫加入现代化的进程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在中国重演，因此，现代性的反思决不是什么发达国家的特权，而是一切被裹人现代化的民族不可回避的任务。而且，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条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迫”和“后发”性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那些“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型，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主义”的传人，传人以后又被“功利主义”的培养，而它本来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却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排异性”，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破坏。于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造成科学与人文之间严重的失衡。相比之下，西方几百年来强大的人文传统倒是与迅猛发展的科学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都对西方科学可能的僭越设定了壁垒。而在中国，这些能够与科学达成生态平衡的东西都极度欠缺，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近二十年来，人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补足西方人文的必要性，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文献被引介进来，五四时期与赛先生齐名的德先生被反复讨论和实践，甚至引进基督教精神也在被考虑之列。我自己的工作则是，试图重新阐释科学的本质，重新确立科学的形象，恢复科学的人文本性，从科学的内部打破“科学主义”的神话。我探讨“自然哲学的复兴”和“第二种科学哲学”，重审“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人文”，“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是从理论方面做工作，我“听科学家做报告”、“给孩子们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搞“科学传播”，谈“地外文明”和“气功的真理”，是从实践方面做工作。
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工具。要克服这种分裂，就要在恢复自由的理念上下功夫。这个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加困难。首先，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这个维度，我们的传统思想库中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深探细究，而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没有着眼“自由”做文章，很长一段时间，“自由”竟然还是一个贬义词。今天我们谈自由的科学远不只是在谈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而是作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的基础的科学理性。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希腊时代的理性不是今日片面的技术理性，而是包含着目的论和“善”的理念的健全理性。学者、知识分子、科学家固然有其“长技”，但关键在于“载道”、“弘道”。希腊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包含着“德性”和“操守”，绝不是什么“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学问。在希腊教育体系中，数学既非理科课程，也非文科课程，或许可称“德育”课程。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首先要恢复科学内在的道德功能，唤起科学家内在的社会责任感。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曾几何时，随着“真”被规定为对外在世界的“复印”，“美”也变成了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于是，求“真”之科学也就与“美”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了。实际上，科学与“美”的疏离，也就是与“意义世界”的疏离，从而使得科学的求真过程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过程。当把科学研究看成是一种机械的知识产出活动，当把科学家越来越细致的探究工作看成是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活动时，确实印证了这种“无意义”感、“荒谬感”。然而，有更多的科学家却相信科学研究工作更像是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其中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意义的突现。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荒谬和虚无。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就要恢复科学内在的审美特征，唤起科学家内在的创造激情。
自由的科学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的并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不能经受外来的批评，而是说纯粹理性的科学是内在性的科学，它自己能够为自己立法，自己能够为自己开辟可能性空间。自由的科学因其对“自由”的持守而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但今日功利性科学因丧失了对“自由”的持守，而不再是“公有的”、“普遍的”、“无私利性”的，因而就不能保持对自身的彻底的批判性。
“让科学回归人文”事关重大，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是为序。
(《让科学回归人文》，吴国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