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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重农抑商”政策。的确，我国古代有重农的传统。战国的李悝和商鞅更是以国家法令的高度明确“重农抑商”的国策。从夏商西周，到秦汉帝国，很多皇帝和中央政府都多次下令重视农业生产。但在重农政策之外，有的朝代也农商并重，比如西汉和宋元帝国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即是一个明证。中国古代的农商政策，与我们国家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家国体制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两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这就导致中国古代王朝在“重农”政策之外，有时也采用灵活的现实主义措施，实行农商并重，以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比如西汉帝国和大宋王朝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兴盛发展的基础之上，商业也很繁荣，海外贸易也很兴盛。这当然有造船业发达和北宋指南针运用与航海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这种商业繁荣的局面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宽容与引导。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而两宋时期，我国商业更是繁荣，发行和流通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海外贸易也是空前活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
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货物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刻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2）宋代贸易港口更多，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细。
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政府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
宋代海外贸易接经营者身份可分官营和私营二类。官府经营又分2种：一种是国家之间的以交换礼物形式的所谓“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是很频繁的。据《宋史》、《宋会要》等不完全统计，高丽向宋派出的使臣达30多次，另一种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贸易。私商经营也分而种：一种是权贵和官僚：一种是民间商人，包括豪家大姓和中小商人。
宋代海外贸易如此兴盛，怎样解析这一现象呢？这个问题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凭学生的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从多个方面解析这一现象。
（1）从地理条件看。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因而更加兴盛。
（2）从国际环境看。十字军东征、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这就从客观上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3）从国内环境看。宋代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人口流徙到南方，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南方优越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经济观念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金属制造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大量出版成为可能。这些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新货源。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两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这就导致中国古代王朝在“重农”政策之外，有时也采用灵活的现实主义措施，实行农商并重，以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比如西汉帝国和大宋王朝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兴盛发展的基础之上，商业也很繁荣，海外贸易也很兴盛。这当然有造船业发达和北宋指南针运用与航海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这种商业繁荣的局面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宽容与引导。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而两宋时期，我国商业更是繁荣，发行和流通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海外贸易也是空前活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
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货物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刻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2）宋代贸易港口更多，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细。
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政府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
宋代海外贸易接经营者身份可分官营和私营二类。官府经营又分2种：一种是国家之间的以交换礼物形式的所谓“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是很频繁的。据《宋史》、《宋会要》等不完全统计，高丽向宋派出的使臣达30多次，另一种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贸易。私商经营也分而种：一种是权贵和官僚：一种是民间商人，包括豪家大姓和中小商人。
宋代海外贸易如此兴盛，怎样解析这一现象呢？这个问题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凭学生的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从多个方面解析这一现象。
（1）从地理条件看。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因而更加兴盛。
（2）从国际环境看。十字军东征、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这就从客观上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3）从国内环境看。宋代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人口流徙到南方，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南方优越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经济观念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金属制造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大量出版成为可能。这些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新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