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群众喜爱的大众诗人。他一生写下100多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有的是讴歌民主的，有的是鞭挞黑暗的，有的是反对内战的，有的是抒写爱情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最大的特点是口语化、大众化，人称“大众诗”。
　　今天，我们读起他的诗，既可以陶冶品德，又可以增长知识，从中获益匪浅。
　　陶行知有个亲戚叫吴立邦，才13岁，在自己的家乡从事平民教育的发动工作，碰到一位顽固老太婆的阻挠，有点畏缩，想打退堂鼓，便写信向陶行知求教。陶行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中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话：“在社会上做事情就要预备碰钉子。解决的办法，一是以钢头碰铁钉的精神，把钉子碰弯；二是以热情把钉子烧化掉。”信尾赠给吴立邦一首诗：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陶行知的信和诗，是打开吴立邦头脑里畏难退缩的金钥匙，他重新振作起精神，力克阻力，把平民教育的发动工作做得很出色。
　　一天，陶行知来到南京栖霞寺山脚下，访问了一家姓张的贫苦农民。这家夫妇生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大约3岁，最大的13岁，全家八口人住一间破茅草屋，屋里只有一张吃饭的桌子和一张由长凳子搭起的大床，生活过得十分艰苦。陶行知认为这种人家是他推行平民教育最好的对象，于是就和张家夫妇聊了一会儿家常，答应回去后马上寄《平民千字课》给他们，又留了一点钱让他们买纸墨笔砚，叫他们请栖霞寺慧空法师教他们识字，并表明他已做好了法师的工作。
　　陶行知回来的当天晚上，那六个高低不一、衣不蔽体的孩子的形象，在他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于是，提笔写了一首《家穷孩子多》的诗：
　　家穷孩子多，睡觉抢被窝，
　　吃饭打破锅，妹嫁等姐姐。
　　弟娶等哥哥。
　　诗写得滑稽幽默，一幅“穷家乐”的图画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泛起无限同情。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把他的老师杜威的学说引进了中国，对当时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有所冲击。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滚了几滚”之后，发现资本主义的一些教育制度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实行起来，到处碰壁。他虽认识到中国传统的“老八股”应该改革，但外国的那一套“洋八股”也不适合中国之情，自己不能做“洋车夫”，把外国的那一套生搬硬套地拉来。他坦言自己过去当了“洋车夫”，这是害国害民的，万万不能再做。他写了两首诗，检讨了自己这种不顾国情而“拉洋车”的错误。
　　拉车的教员
　　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
　　拉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
　　拉 车
　　先生拉洋车，满身汗为雨。
　　拉他一辈子，马路知他苦。
　　学生坐洋车，风凉而舒服。
　　坐他一辈子，还是不知路。
　　于是，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转变为“生活即教育”。由此他的教育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南京城的劳山脚下，有一片茂密的松林，翠绿欲滴；还有一园桃杏，正值芳菲。陶行知选择了这一风景秀丽的山区，建造平民学校。他率领几十名教职员工挥锄开荒，他们脱掉上衣，打起赤脚，干起了苦工似的劳动。每个人的手上都起了泡，血一滴一滴地沁出，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喊一声累。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劳动，他们盖起了一座美丽的校园，这就是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学校建成后，陶行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之余，赋诗两首：
　　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黄金时代歌
　　拔茅草，搬石块，自己的学校自己开。
　　互相教导，互相信赖，读书不做读书呆。
　　分析过去，抓住现在，创造未来。
　　《自立歌》由陶行知的好友、著名作曲家任光谱成曲子，成为晓庄师生及农友们爱唱的流行歌曲，并逐渐扩散到晓庄以外的地域。
　　农民的生活非常简单枯燥，有的找不到正确的娱乐途径，遂染上了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为了改变这种不良习惯，改善农民的业余生活，陶行知发动农民，办了一间茶社，吸引农民开展健康的消闲活动。他请一位农民担任茶社经理，请一位中年农妇烧水冲茶，茶社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陶行知写了两副对联，贴在茶社的柱子上。一副是：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喳喳谈心。另一副是：山好好，水好好，入社一笑无烦恼；来匆匆，去匆匆，饮茶几杯各西东。茶社变成了引导农民养成健康消闲娱乐习惯的场所。
　　为了培养晓庄师范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自食其力的能力，陶行知让学生轮流担任烧饭的工作。冯玉祥参观晓庄师范学校时，对这种方法很感兴趣，意欲在部队里推广。陶行知便把学生轮流烧饭的趣事写成一首诗念给冯玉祥听：“书呆子烧饭，一锅四样样：生、焦、硬、烂。”冯玉祥听了哈哈大笑：“妙！妙！短短三句诗，把书呆子缺乏生活能力的呆气，写得活灵活现。”
　　陶行知写诗，不但在形式上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朴实平易的风格，而且在创作宗旨上也遵循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的原则，因此，他的诗在内容上为民而呼，形式上为民所懂，有人称赞他的诗写得好。陶行知听了这话以后，谦虚地用一首诗回答说：
　　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
　　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
　　只叫战士向前冲。
　　简短的几句话，把自己写诗的原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1930年，英籍厂主勾结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四三”惨案，有数十名工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组织大批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群情激昂，呼声震天。由于晓庄师范师生也参加了示威活动，于是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办晓庄师范学校。 　　陶行知得知消息，非常愤怒，立即写了一篇《护校宣言》。宣言严正指出：“晓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笔不可封，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我们想不到人间有什么势力，可以把他们连根拔掉。”
　　为了保护学校的合法权益，陶行知还组织了请愿团到教育部请愿，责问当局为什么停办晓庄师范学校，教育部长避而不见，只是派次长朱经农接见陶行知。
　　朱经农原是陶行知的朋友，曾一起推行平民教育，共同编写过《平民千字课》。不料他不但不坚持正义，反而对老朋友大泼脏水，说什么“我们以为行知原是很纯洁的，谁知也是一丘之貉”。
　　陶行知听了这话以后，气愤至极，操笔写了首《牛变为貉》的诗回敬这位“老友”：
　　劳山有牛，好用其角。
　　先生说：“是一丘之貉”。
　　牛变为貉，这事可确？
　　纪常听之，磨刀霍霍。
　　天下的老牛，生来都有角。
　　只因受驯育，有角也无角！
　　无角令人爱，有角令人愕。
　　平常当非常，老牛竟成貉！
　　用力耕田，应敌用角。
　　天下的牛联合起来啊，谁敢剥削？
　　此诗把朱经农驳得哑口无言，面部发呆。（注：诗中的“纪常”是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的字。）
　　由于蒋介石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对日妥协的政策，不但全力“围剿”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而且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对要求抗日救国的同胞大打出手，残酷镇压，弄得陶行知在上海无立锥之地，不得不离开上海，转至广西、广东避难。后又不得不转赴香港，在那里会见了邹韬奋、胡愈之、章乃器，四人一起商讨制定了“团结御侮” 的纲领性文件，并联合签名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不退让，不动摇，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
　　这份文件是刺向蒋介石胸膛的一把利剑，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陶行知兴奋地写了一首诗：
　　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
　　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1936年，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谏蒋扣蒋事件，坊间传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杀了。有人叹息说：“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中国要倒退10年。”
　　陶行知不赞成这种说法，写了一首《倒退十年歌》驳斥道：
　　倒退十年，也不惶悔，
　　十年之前，要好十倍，
　　东方睡狮，不可再睡。
　　接着，诗回述十年前国共合作北伐的伟大场面：
　　国共合作，亲如姐妹，
　　工农商士，联合军队，
　　全民阵线，力量最伟。
　　动员北伐，军阀崩溃，
　　汉口租界，一日收回，
　　内蒙无恙，满洲无伪，
　　华北无私，冀察完备。
　　诗锋一转，直指蒋介石反动政府：
　　将今比昔，地图破碎。
　　对内残忍，对外下跪。
　　汉奸升官，忠义有罪。
　　最后，诗人警醒国人：
　　莫再徘徊，莫作流泪，
　　走错了路，赶快倒退，
　　退到生路，再向前追。
　　这首诗是声讨邪恶势力的檄文，是奔向未来的鼓点。从诗中可以看到陶行知身上放射出来的诗人与政治家的光华。
　　1937年7月的一天，陶行知离开了香港，开始远涉海外，此时的他苦闷和忧愁黯然交织在一起，一首小诗悄然爬上心头：
　　天上星光欲泻，海上波光一片片，
　　一百年前的有谁念？
　　我带得一船的愁来，问在何处可卸？
　　陶行知愁的是什么？此时，日军入侵中国，大片国土沦丧；陶行知的母亲、妹妹、妻子也相继离世，三个幼子漂流异乡。这诺大的国难家愁像千钧重担压在他的身上，这愁，这恨，即使万吨的巨轮也载不动啊！但陶行知有超人的自控力，当他看到前面远航的目标时，那缕缕愁思化作轻烟淡雾。陶行知静静地坐在“哥夫”号巨轮上，准备驰往英、法、德、荷兰、瑞士、苏联等国，考察新文化运动推行的情况，并宣传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实况，扩大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他振作精神，趴在铺上，写了下面一首诗：
　　我是一个大孩，我要看世界，
　　认识世界；和大家一起改造世界。……
　　我们要为世界改造中国，
　　同时要为中国改造世界。……
　　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远大的目标！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主战士。
　　1937年9月中旬，欧洲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来自英、法、荷、瑞士、法国多地的华侨，操着粤、鲁、闽、浙的乡音，相互招呼，相互握手，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踊跃地进入会场。陶行知被推选为救国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激昂慷慨地说：“要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我们军队的责任是保卫国家领土的，决不能互相残杀，作无益的内耗。”讲到这里，他用沉痛的声调，念了一首诗：
　　九一八，九一八，手执钢刀八十八，
　　刀刀把自己杀。
　　伪军队，忍看山河碎，
　　他自有本事，会杀亲姐妹。
　　人人都说要抗日，最是包办要不得，
　　包办包成大光棍，光棍如何能救国？
　　包办救国是小众，小众不许大众动，
　　大好河山不足重，一块一块向外送。
　　救国救国又救国，只有大众能救国，
　　大众一起联起手，才能创造新中国。
　　陶行知的演说，亦庄亦谐，寓民族生存之路的深刻道理于俚语俗谈之中，深入浅出，明白如画，堪称一首绝好民歌。
　　9月23日是个悲痛的日子。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巴比赛在苏联逝世。陶行知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参加了巴比赛的葬礼，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哀痛，回到寓所，摊开信笺，写了一首小诗： 　　世界将起变化，火把要换人拿。
　　但愿天翻地覆，青年领着老大。
　　这里的青年是指华侨青年及世界青年，陶行知指出，青年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一股强大力量，不可小视。
　　10月10日，陶行知在巴黎参加了一次鸡尾酒会。会上，法国友人请他为大家朗诵他的大众诗。陶行知谢过友人，略思片刻，即兴朗诵道：
　　两个好姐妹，生辰有意义。
　　一是“七·一四”，一是十月十，
　　姐名大中华，妹名法兰西，
　　拿起笔和剑，保卫德谟克拉西（民主）。
　　会上，酒醉了人，诗迷了人，大家沉浸在欢歌笑语的友谊之中。
　　10月中旬，陶行知到达英国伦敦，他从种种迹象中看出，英国首相张伯伦奉行纵容德意侵略的绥靖主义，打着“不干预”的幌子，实际上只是一副麻醉剂。他写了两首痛斥张伯伦的诗。
　　和平与战争
　　有人好唱高调，空说不甚可靠。
　　大家都行公道，和平自然来到。
　　和平要花血本，帝国主义须滚，
　　想为战神挖坟，先要民族平等。
　　张伯伦一派
　　老狐狸信不得，甜言蜜语心肠黑。
　　他和墨索里尼吊膀子，预备承认“满洲国”，
　　中国同胞四万万，万众一心赶暴客。
　　等到暴客赶出去，锦绣山河归中国。
　　归中国，只有狐狸信不得。
　　这两首大众诗，写得深刻而又通俗，对张伯伦之流的绥靖政策，揭露得入木三分。
　　陶行知住在伦敦时，很想拜谒马克思的陵墓。当他打听到墓在市郊公众坟场时，便买了一束鲜花，乘公共汽车到那里祭拜。这是一片荒凉的坟地，杂树丛生，野草萋萋。陶行知在群坟中穿来插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二四七四八” 号墓碑的背面，发现了恩格斯用英文为他的亲密战友马克思写的一段墓铭志，一代“旷世伟人”就静静地长眠在异国的乱草丛中。陶行知看到这些景象，涌上无限的感慨，信手拈来一首小诗：
　　光明照万方，宏论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短短数字，把一思想深邃、光芒四射的伟人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美洲有20余万华侨，由于美国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从中挑拨离间，致使华侨内部经常发生械斗，伤亡很大，积怨甚深。对此，陶行知感到非常痛心，便写了一首《以为歌》，对侨胞进行深情劝导：
　　你以为，我以为，你们之间出了鬼。
　　有鬼掣我的肘，有鬼拉你的腿。
　　灵魂正在渡河，桥梁被鬼炸毁。
　　扑龙通儿一齐掉下水，笑煞东洋鬼。
　　诗歌幽默、风趣，比喻生动，很有说服力。侨胞听了，很受感动，各个华侨团体的抗日活动自觉地统一组织起来，抱成一团。
　　陶行知在纽约时经常到华侨组织洗衣业联合会宣传抗日主张。洗衣工人说：“我们从早到黑，天天洗呀！浆呀！熨呀！怎么做抗日的工作？”
　　陶行知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只要不买日本货，不帮助日本打中国，就算是做到抗日了。”后来洗衣业联合会的华侨工人果然做到了。陶行知高兴地为他们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洗衣歌》，节选如下：
　　世界有多少罪恶？待我们洗净。
　　人间有多少障碍？待我们熨平。
　　熨啊！熨啊！熨去衣服的皱纹，
　　熨去自救的障碍。洗啊！洗啊！
　　洗去衣服的龌龊，洗去中国的国耻。
　　兄弟们联合起来，拿出我们的真本领。
　　另一首是《不买日货歌》：
　　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
　　不买东洋货，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
　　好姑娘，顶呱呱，宁可打赤脚，
　　不愿穿丝袜！如果穿丝袜，便是一个女王八。
　　这两首歌在美国不少城市的华侨中流传开来，男人学唱，女人学唱，老人学唱，小孩学唱，小伙子学唱，姑娘们学唱，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抗日歌曲的洪流。
　　1938年7月中旬，陶行知到达耶路撒冷，亲眼看到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在火拼，炸毁了铁路桥，切断了去耶路撒冷的路。他实在很痛心，感慨万端，写出下面一首诗：
　　昨夜铁路被炸毁，基督门前不能过。
　　并非害怕吃炸弹，小命要为中国活。
　　写罢，他觉得这四句诗意犹未尽，即未把他所要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便再写一首《敬告犹太和阿拉伯两大民族》：
　　犹太的朋友，阿拉伯的勇将！
　　你们杀得凶呀，为什么忘了阿无罗汉？
　　你们是被压迫的民族，有共同的敌人要抵抗。
　　为什么让人火把两头烧，彼此都上当。
　　这首诗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仍闪耀着光芒，对犹太和阿拉伯两大民族来说确实是一副苦口良药。
　　陶行知由耶路撒冷进入埃及首都开罗，在尼罗河畔爱资哈尔大学会见了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一遍又一遍，尽情地唱着，歌声激越嘹亮。谁也没有想到，在非洲的莽莽沙漠上，竟能响起中华民族的歌声！
　　陶行知激动得眼眶湿润了，他吟出了一首诗：
　　巍巍金字塔，滚滚尼罗河，
　　法老如犹在，惊醒为谁歌！？
　　埃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22年独立了。这首诗既是对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歌颂，又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谴责，警醒埃及人民，要念念不忘国耻，要珍惜胜利来之不易。
　　8月6日，陶行知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下船时与同船的一大群中国同胞依依握别，赠诗曰：
　　他日如相见，东方大战场。
　　愿作东道主，洗尘黑龙江。
　　陶行知念念不忘洗雪国耻、不忘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令人钦佩。 　　陶行知为扩大海外的抗日活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出国两年后，于1938年8月回国了。回国后，蒋介石接见了他，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李宗仁接见了他，周恩来接见了他，许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也都接见了他，他变成了一个大红人。各方面的高官位子让他去坐，他都婉言谢绝，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推行平民教育。在新安旅行团（中共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大会主持人要他发表讲话。陶行知看到这个团体最初只有七个小光棍，现在发展成了这样庞大的团体，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掏出昨夜赶成的“三万歌”高声朗诵给大家听。这首七八十行的长诗，描绘出“新旅”小朋友以社会为家，手脑并用，真干抗日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因诗太长，未选录）。
　　作曲家任光把这首诗要去谱上曲子，成为新安旅行团的团歌，唱响了大江南北。
　　12月下旬，陶行知重到香港，为晓庄研究所采办仪器，主持香港中外业余学校的工作。不料刚到香港，他便听说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居然擅离重庆，潜逃至越南河内，发出主和电报，公开暴露出汉奸的真面目。嫉恶如仇的陶行知立即发电给蒋介石，要求解除汪精卫这个败类的一切职务，开除出党。至此，陶行知还写下《除夕除精卫》一首诗，批判汪的卖国行径：
　　自从沈阳事变，秦桧便已出现。
　　忸忸怩怩，到如今才露面，
　　从今后，没有人受他的骗。
　　他的建议，只是一张名片。
　　向精卫，学毛遂自荐。
　　想做买办，开个日本店。
　　战士们！驳斥精卫宣言应该念，
　　念完一百遍。冲出前线，
　　把秦桧捉住，锁上铁链，
　　跪在一百万无名英雄墓前，
　　再问他，对这笔买卖，还留恋不留恋？
　　有人评价这首诗说他把汪精卫骂得痛快淋漓，不减抗日阵前三军持枪横扫的威力。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沧白堂较场口举行民众大会，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的情况及讨论的问题。参加大会的有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的代表、民主党派的代表。会开得非常好，大家踊跃发言，热烈讨论，畅抒己见，大长了民主的力量，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这就引起了蒋介石反动分子的不满，于是利用特务分子、流氓打手，在大会上捣乱，放鞭炮、吹口哨、敲小锣、干扰会场秩序，甚至甩石头、扔手榴弹，打伤炸伤李公朴等几个民主人士。于是，陶行知写了一首诗，描绘出一个民主斗士在死亡面前毫无畏惧的高大形象。诗曰：
　　主人要谈话，公仆摔石头；
　　纵被石打死，死也争自由。
　　继较场口事件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下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疯狂杀害民主人士，惨案屡起：6月23日，南京下关惨案发生，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等人被殴伤；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社会大学副校长李公朴被暗杀；7月15日，民主运动的勇士、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教授又被暗杀。陶行知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实在无法继续容忍。他不讲求诗的韵律和语言，以口号的形式，奔腾的感情，含着血泪，呐喊出下面控告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罪恶的一首诗：
　　你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
　　你争取和平，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
　　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
　　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
　　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
　　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你的死是民主的巨大损失，
　　是和平的巨大损失。
　　我们自己要为民主和平加倍地努力，
　　来补偿这巨大的损失。
　　这两次血案发生后不到一百天的日子里，陶行知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镇压民主发表了80多次的演说，这些演说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罪行的揭露是那样深刻有力。国民党反动派怎能不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掉而后快！他们罪恶的黑手已经伸到他的头上，就像一把魔剑，随时有降下来的危险。
　　陶行知没有害怕，而是挺起胸膛，随时迎接厄运的到来。
　　陶行知一生，为了推行平民教育、宣传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政治、为创造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奔走。他的足迹遍及国内各地，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从中原到边疆。之后，他又远渡海外，跋涉欧、亚、非和南、北美洲。他七次进美国，六次进法国，五次进英国，四次进加拿大，三次进德国，二次进日本。到过一次的国家还有荷兰、墨西哥等16个国家。他餐风饮露，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不辞劳苦，日夜奔走不息；他像一只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突发脑溢血，于1946年7月25日，安然与世长辞。
　　人民用陶行知说过的一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送别他的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