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lO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0月10日晚，二局跟随中革军委从瑞金梅坑出发，踏上漫漫征程。蒋介石命令几十万国民党军，不停地追击、围堵、绞杀，想趁机一举消灭红军。当时，红军的行动飘忽不定，没有据地群众可依靠，与地下党也无法及时取得联络，军委二局几乎是唯一的情报来源。二局一路及时提供准确情报。红军最终行万里而不溃，陷绝地又逢生。
　　
　　配合及时战略转移
　　
　　按原计划，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日期应为10月底或11月初，而实际上提前了近一个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局的侦察工作非常出色，及时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军将提前发动大规模进攻。共产国际驻江西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说：
　　我们从破译的电报(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在9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出发时二局的组织序列是：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负责破译的，仅有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2人；二科负责(校)译电，科长李作鹏，译电员有段连绍、陈仲山、戴镜元、叶楚屏等；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有李力田、胡备文、雷永通、钱江、刘少宏、贺俊侦、李廉士、唐明、李行律、叶根等。全局共有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多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等的相关人员数十人。
　　1934年10月20日晨，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雩都河，转向外线。早在几个月前，红军准备从南线突围时，即与陈济棠的南路军预先达成约定，红军在转移中不进入广东。与陈济棠的无线电联络工作由二局负责，具体由邹毕兆执行。红军顺利冲破国民党军在赣西南安远至信丰一线构筑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陈济棠的部队仅稍加抵抗，即全线撤退。
　　10月27日至11月8日，二局提供了国民党北路军及湘军无力顾及粤湘边地区防堵空隙的情报。11月5日，趁蒋介石的兵力尚未部署停当，封锁线上仅有地方武装防守，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湘南汝城之敌，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快速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紧接着，在郴(县)宜(章)地区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碉堡防线，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一带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
　　
　　先敌抢占湘江渡口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定出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调派各路兵马，在湘江一线150公里布防，严阵以待。
　　11月中旬，二局侦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已在全州、兴安、灌阳一线布防，其四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的主阵地，设在界首以东的石塘圩南北地区。为了调动国民党军，寻机渡江，中央红军以一部出嘉禾、兰山，向湘桂边境的永明(今江永)县佯动，威胁桂林。
　　11月22日，二局获悉，蒋介石在给何键的电报中称，桂军主力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将撤离湘江防线，回防桂林以东的恭城，原桂军沿江防线薄弱，要何键注意调整部署。也就是说，桂军尚未完全离开湘江防线，二局就已掌握了桂军的意图和动向。
　　23日和24日，二局又连续截获数份国民党军电报，确悉桂军主力已向东南方向的恭城转移，何键正调整部署。这表明国民党军的湘江防线，从兴安至全州一段，出现了一个暂无重兵设防、约50公里宽的大缺口。
　　24日22时30分，红军野战军总部根据二局的报告向全军通报了敌情，指出：“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向。”总部决心抓住桂军主力撤离、何键的湘军填补原桂军沿江防线尚未实现之机，把桂军主力撤离的兴安至全州一段江面作为红军的湘江渡口。25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军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27日，红一军团二师渡过湘江，并开始在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架设浮桥。当日下午，二局侦悉：何键第一路军向全州前进，桂军主力向灌阳前进，周浑元第三路军全部渡过潇水。17时至18时，红军总司令部再次给红一、三、五军团等部下达加速抢渡湘江的命令。
　　28日，红一军团主力进至石塘圩，红三军团四师十团顺利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地区。湘江渡口的南北两翼地区均被红军控制。但此时离渡口还有80公里的中央机关拖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加上甬道式的进军部署，使红军的机动和作战能力都受到削弱。
　　11月28日至29日，二局又侦获李宗仁密电：命令撤走的桂军主力速返湘江前线，以及各路国民党军正从南、北、东三个方向，迅速向渡口迫近的情报。29日，北翼的红一军团在湘江渡口西岸抵抗湘军刘建绪部的攻击，渡口南翼的红三军团在湘江东岸阻击桂军向北推进。当日，二局随中革军委平安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损失惨重。12月1日，国民党军全线进攻，红军浴血奋战，至17时，全部中央机关和大部红军终于渡过湘江。
　　红军虽然在湘江受到重创，但中央和红军主力大部总算是渡过了湘江。如果没有二局的情报，使红军能够选择在基本没有设防的50公里江面渡江，并使红一、三军团先敌抢占渡口，那么后果将更加严重。
　　
　　避开敌人的口袋阵
　　
　　红军到达通道之前，二局侦译数份国民党军往来密报，何键在电文中称：“判断匪循肖匪故道西窜已甚明显”，电令刘建绪和薛岳部分别组成第一、第二兵团，“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方面转移”，并在湘西修筑四道碉堡封锁线，张网以待，准备堵截并围歼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的中央红军。
　　12月11日，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县城。当日，二局破译了敌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中央红军于湘黔边境的密电，得悉：薛岳兵团先头已抵洪江；桂军正分向龙胜、古宜“追剿”；刘建绪部署陶广部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刘建文旅主力向木路口“追剿”……12日凌晨2时，红军总部将上述敌情和薛岳兵团情况一并通报全军。从连日不断截译的国民党军电报显示：蒋介石针对中央红军要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已调集重兵在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等待红军往里钻。湘军主力在中央红军通往红二、六军团的必经之路上，正在修建和加固四道堡垒封锁线；薛岳的第二兵团迅速跟进。各路国民党军总兵力有15个师，有红军五六倍之多。红军疲惫之极，弹药不足，如硬向国民党军设伏的防线推进，无异于自投罗网。
　　在此严重关头，中革军委于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吕黎平回忆：
　　12日，党中央与军委领导同志到了通道，仍准备按原计划向北进军。毛泽东看到二局送给他的情报和我军次日的行动计划时，非常生气，立即来一局找到周恩来、博古，激动地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的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哪有把红军投入蒋介石设计好了的陷阱里去自寻灭亡之理?”当晚，应毛泽东的要求，中革军委召开了紧急碰头会，在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泽东的 主张，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黎平方向进军，避免了一场自投罗网被歼灭的厄运。
　　二局的情报促使周恩来、朱德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并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博古、李德陷于孤立。12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全军继续西进贵州的命令和行动部署。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绕开了蒋介石军队布下的口袋阵，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聂荣臻评价黎平会议“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二局为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作出调头西进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依据。
　　保障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5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根据二局的综合敌情报告，向各军团作了通报，指出：各路“追剿”的敌军将在12日左右对红军布置新的围攻，并指示：在渡过乌江后，六七两日在指定地点休息，整理补充，开始进入反攻的战斗，争取首先在黔北发展。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乌江；7日，红军总司令部随红一军团二师之后，进驻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进入遵义城。
　　红军迅速占领遵义，把尾追的国民党军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南。总司令部从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四川军阀刘湘派模范师第三旅廖泽，辖江防穆肃中部为援黔部队，原拟进到绥阳、湄潭，因怕孤军深入，只进到松坎。薛岳的八个师，正乘机攫取王家烈的贵州省。留驻贵阳、清镇，无力北渡乌江。湘军要对付红二、六军团，难以入黔。蒋介石急忙从鄂豫调上官云相的第九军，进入川、黔。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这一态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
　　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与军委决定利用这一空隙。休整和扩大红军，而二局的同志却仍要坚持工作。钟夫翔回忆：
　　我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遵义会议后，根据二局情报，军委分别于1月16日、17日、18日、20日，四次向各军团通报敌情：蒋介石令刘湘速派潘文华二十四军，郭勋祺教导师(应为旅)、范绍导模范师进到长江南岸；南面薛岳的7个旅(应为师)已离开贵阳向北开进，现已过息烽，准备渡过乌江；蒋介石已亲飞重庆指挥……1月19日，按照军委确定的行动路线，红军各军团撤离遵义，向西面的川南开进。
　　
　　土城战斗绝地逢生
　　
　　红军在进军川南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前后夹击。此时，二局对新遇川军的电台尚未严密布控。
　　1935年1月27日下午，红军总司令部到达土城。毛泽东决定依托土城以东两侧有利地形，痛击尾追的川军。二局开始布控尾追川军郭勋祺旅的电台。破译科着手破译川军的密码，发现郭勋祺使用的密码不仅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战事紧急，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三人彻夜工作，突击破译。
　　从28日清晨起，红军在土城与川军激战，双方损失惨重，形势危机四伏。川军一度逼近军委指挥所前沿。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周恩来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夺回阵地，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周恩来、王稼祥满面尘土，急促赶来，对曾希圣、曹祥仁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工作，28日下午，二局终于破开郭勋祺的来去本密码——“正密”，才把敌情完全弄清：同围布满敌军，敌军正在收紧包围，敌人的包围圈只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二局侦译，南岸川军总指挥潘文华电称：“我达、廖两旅，正向土城猛攻，期协同郭、番各部，一致歼灭。匪主力全在土城一处，合围之势已或。”
　　下午5时左右，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中，中央收到二局的准确情报后，立即在土城召开政治局和军委负责同志紧急会议，果断作出决定：改变作战和行军计划，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中央红军主力遵照命令，分三路摆脱当面国民党军，29日黎明前在土城渡口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向西南方的叙永、古蔺和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今威信)地区快速退去。
　　土城战斗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幸亏二局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川军密码，中央及时改变决策，红军抢在敌人最后收紧包围之前撤出战斗。否则，继续与敌纠缠，后果不堪设想。
　　土城战斗危急关头，毛泽东给二局局长曾希圣一个手令，要求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这个手令表明，红军长征史中的又一重要军事转折已悄然开始。1935年1月28日下午。毛泽东面对川军凶猛的攻势防御，并根据二局的报告，及时、果断地作出战略判断：陷于重围的红军，摆脱被敌消灭的危局已无捷径，只有西去云南，北渡金沙江，才可能是红军突出重围的生路。也就是说，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受挫的当日，绕道云南，北渡金沙江的战略目标正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形成。
　　
　　二渡赤水脱离死地
　　
　　土城之战后，国民党军对红军甚为轻视。龙云在电报中称，“匪势残破，又人死地”，“消灭之功，指日可待”。红军“昼夜兼行，未克喘息，纵为铁铸之身，至今亦难持久……唯一目的，只在逃生。……(各部尽可)放胆进剿”。
　　红军南渡赤水后，进入叙永、古蔺、扎西一带狭小地区。向北、向西、向南的路都被国民党军堵住，截获的国民党军情报反映：敌判断红军意图沿盐津、绥江北上渡江，川军3个旅自北向南向红军压来，扎西南面的群山背后。滇军孙渡纵队正从毕节、昭通向红军西面的牛街、盐津调动，南北两面敌军各自与中央红军的直线距离仅有几十公里，东面薛岳的部队正朝红军开来，目前距离扎西尚远。蒋介石打算压迫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西和以北的狭窄地区，进行合围聚歼。红军身处危地，不容片刻迟疑。
　　扎西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在原地留下一部佯动，迷惑敌军，主力悄然离开扎西，回师向东挺进，跳出敌人正在收紧的包围圈。2月18日至21日，二局侦获的敌报显示，国民党军尚不明红军主力去向，正在按原计划向扎西进军。2月18日、19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向北二渡赤水，重人贵州，主动出击，一个回马枪，倒插国民党军防守的薄弱处——黔北。
　　
　　再占遵义重振雄风
　　
　　1935年2月24日，中央红军进占桐梓。二局报告：蒋介石已命各路国民党军向黔北跟进，遵义城内只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少量部队守卫。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机，迅速占领娄山关及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25日，王家烈急电薛岳：“遵义只驻第一团，担任卫戍”，“请总指挥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均被二局侦悉。红军于当日强攻娄山关。
　　26日，中革军委又依据二局提供的国民党军吴奇 伟部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进军的位置，判断该敌当日不可能赶到遵义城，于是，命令红一、三军团乘娄山关溃敌喘息未定，迅速发起攻击。27日，红军向遵义城发起进攻，王家烈率残部弃城溃逃。28日晨，红三军团再占遵义城。
　　同日，吴奇伟赶到遵义附近，率所部和王家烈残部进行反攻。战斗打响后，二局又及时将侦破的敌情动态及吴奇伟指挥部所在位置——忠庄铺报告军委。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研究敌情后认为：此时，川军距遵义尚远，吴奇伟两个师孤军深入，王家烈残部已成惊弓之鸟，便决定围歼吴奇伟部，遂命红一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首先打乱敌人指挥部，然后各个击破。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敌人溃不成军，吴奇伟仅率少量残部狼狈逃出红军包围圈。遵义大捷是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红军声威大振。
　　毛泽东说，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
　　
　　三渡赤水调敌北上
　　
　　吴奇伟的两个师被击溃之后，国民党军再不敢轻视红军，战术改为长追稳打。3月上旬，蒋介石的重庆行营频频发报，令国民党军从各个方向对黔北的红军合围，一张大网再次撒开。
　　3月5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军委意图：乘吴奇伟部新败，集中主力寻歼仁怀、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个胜仗。3月5日至10日，二局侦获的数份敌报表明，蒋介石已知晓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坎一线，判断红军有可能“将折经打鼓新场(今属金沙县)、黔西、安顺之线窜逃”，电令“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令滇军“孙(渡)纵队向打鼓新场、白腊坎之线推进策应”，命吴(奇伟)纵队乘红军与周(浑元)纵队对峙之机，“用最速方法，渡江(乌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剿之”，并派“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蒋介石认为，“如各会剿纵队进击”，“则匪周围受我胁制。不难予以聚歼”。很显然，打鼓新场、黔西一线已是国民党军图谋聚歼红军的预设战场。
　　3月8日，毛泽东、朱德以及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境内的苟坝。3月lO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两位首长致电军委，建议红军主力向苟坝西边的打鼓新场、三重堰方向进军，歼灭该地黔军。
　　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与会成员均赞成采纳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根据二局最新破译的敌电指出，黔军、滇军已向打鼓新场集结，附近有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也距此不远，也就是说蒋介石将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计划在此聚歼红军。毛泽东认为，进攻打鼓新场是啃硬骨头，搞不好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陷入敌人5个纵队的围攻，遭受土城战斗那样的败局。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并罢免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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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周恩来又认真研究了二局侦破的情报，表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第二天政治局再次开会，改变了前一天的决定，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15日晨，中央红军对仁怀县城南鲁班场之周浑元部发起进攻。在发起进攻之前，毛泽东已派出工兵分队，控制鲁班场西北面20公里处的茅台渡口，并架设浮桥。15日晚，鲁班场仍未攻克，军委决定撤出战斗。鉴于各路国民党军迅速向鲁班场进逼合围，军委决定调头。摆脱敌人形成的新包围圈，于16日晚至17日中午，大摇大摆地在仁怀县茅台镇三渡赤水河西进，北向古蔺。此次渡河实际上是一次全军佯动，目的在于把已经“调集”到黔西北的国民党军再向北“调动”到川南，为红军南渡乌江做好准备。
　　
　　兵临贵阳钻出重围
　　
　　红军三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部队再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3月16日、17日、18日三日，二局侦知，重庆行营频频发电。催令各部向赤水进发。
　　3月18日，军委发出敌情通报：川军仍在桐梓、遵义、赤水、合江一线；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最近全部从乌江南岸调到黔北，集中在成昆公路以东、川黔公路以西、乌江以北这一狭小地区，并在土城、古蔺、长岗山、枫香坝、仁怀、金沙地域，构筑封锁线，企图在此围歼红军。
　　3月20日，红一军团派出1个团，伪装主力，由铁厂、两河口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中央红军主力则钻出敌人尚未封死的合围圈，于21日晚，以隐蔽、迅速的动作，突然掉头向东，过二郎滩、太平渡的浮桥，四渡赤水。浮桥是二渡赤水时红军用的老浮桥，红军三渡赤水时毛泽东下了密令，预先派工兵进行了维修。
　　刚刚渡过赤水，二局报告军委，蒋介石3月22日电告薛岳：红军已“渡过赤水河，向东回窜”，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进攻遵义，继续调兵北上，准备在黔北地区消灭红军。而毛泽东早已从二局提供的密息情报中得悉，-贵阳及其周围防备空虚，守敌仅有第九十九师的四个团，乌江南岸也只有少量部队防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后，又忽然掉头南下，避开黔北，向南疾进，逼向贵阳。
　　红军南渡乌江，将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乌江北岸。4月2日，红军前锋逼近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贵阳，吓坏了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这个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二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合，于是急令吴奇伟部、周浑元部及龙云的滇军主力部队孙渡纵队等火速到贵阳救驾。
　　同日，二局再获敌电，得知蒋介石认为红军“麇集潮水场、九庄、龙盘山、石洞、底寨一带地区，显有东窜之势”。命令各部东进，阻止红军东渡清水江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让敌人错上加错，毛泽东派兵一部，向瓮安佯动。4月4日，蒋介石发出电令，命各路国民党军向“瓮安大道猛进，星夜驰进”，各师均至“瓮安附近会剿”。邹毕兆回忆：
　　毛主席早有经云南北进的战略，讲过：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现在蒋介石的嫡系已向镇远东去，连孙渡的滇军也东去了。于是轻松了几天的红军，忽然掉头西进，让开滇军，分多路通过龙里、贵阳间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把蒋介石所有的军队都甩在东边了。(被)拖得筋疲力尽的各路敌人，要追赶士气旺盛的红军，将是望尘莫及，连送行都来不及了。周副主席讲过：四渡赤水，南破乌江，困贵阳，甩掉敌人，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4月7日至8日，二局从蒋介石、薛岳、孙渡、何键等往来电报中侦知，敌人重兵已集聚在瓮安一带，滇军也已远离云南，孙渡纵队正从贵阳东面向贵定方向继续东进。毛泽东实施跳出包围圈的预定战略，所需前提条件的准备终于完成。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开始以日行120里的强行军速度向南疾进。4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在离贵阳东约20公里处转向西南，从贵阳和龙里之间国民党军防线空隙处突围，在贵阳东北面的国民党军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已无力尾追西进的红军。叶剑英说：四渡赤水之后，“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 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巧渡金沙挥师北上
　　
　　4月29日，红一、三军团分别攻占昆明东北的嵩明、寻甸，龙云赶忙收缩部队，加强昆明城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昆明虚晃一枪之后，即向北转向金沙江边的渡口。
　　蒋介石通过空军和地面侦察，发现红军主力深入云南，到达昆明附近。5月1日，二局得知蒋又电令薛岳的二纵队向会泽转进，如红军“果向元(谋)、武(定)，则该纵队即由会泽向西转进兜剿”，命孙渡纵队“即抽六团以上兵力，立向禄劝、武定分途前进，且须星夜兼程，必超出于匪先头部队，迎头堵剿”。蒋介石已大体锁定红军的渡江地段，而且薛岳纵队的万耀煌师离主力红军也不过三四天的路程，离红军后卫部队仅有l天半的路程，国民党军留给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时间并不很多。
　　5月3日，军委纵队在皎平渡巧渡成功。4日，位于皎平渡的军委在金沙江北岸的山洞里组成渡江指挥部，军委纵队共找到6只大木船，预计5月5日军委纵队可全部渡完。但抵达龙街渡口的红一军团和到达洪门渡口的红三军团，均因江面宽，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大部队无法渡江，而尾追的敌前锋部队——万耀煌师已接近昆明。如果万耀煌师疾进金沙江渡口，再加上薛岳的其他部队跟进，与我纠缠，红一、三军团和军委就有被国民党军隔江截断之危险，毛泽东和军委都很着急。此时，曹祥仁破译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向蒋介石谎称，他们没有发现共军，并决定在团街休整。万耀煌师是蒋军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对蒋介石也是阳奉阴违。
　　毛泽东得到二局的报告大喜，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
　　毛主席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一道来到设在一个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主席用一支红铅笔指画着一幅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地图，示形而又风趣地对我们几个作战参谋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中革军委据此认为，只要充分利用蒋、万矛盾所赢得的四五天时间。就可以让全军在皎平渡顺利渡江，即发电命令红一、三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一无所获，只能望江兴叹。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
　　据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在长征途中的亲笔记录显示。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二局破译科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相继破译了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共180余种密码。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也是二局情报的写照。敌人哪儿强哪儿弱，哪儿有薄弱环节，哪儿可以通过，都是靠二局提供的情报来判断。邹毕兆说：二局“对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对长征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整个工作的成绩，是二局全体同志勤劳的结果……在中央红军搞破译的是曾希圣、曹祥仁和我三个人，而曹祥仁同志破译得最快，也破译得最多”。
　　毛泽东说，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