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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江宁知府王安石在南京城大笔一挥，一篇不足300字的《湖田疏》便将玄武湖从南京的版图上消失了300年。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深秋，因变法受挫而外放江宁（今南京）知府的王安石在友人陪同下游赏了金陵山水。心情抑郁的他在江山依旧、人事变迁的感慨中留下了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的千古绝唱。
这是王安石第二次出任江宁府尹。尽管因保守势力的反对与宋神宗的动摇而被迫辞去相位，王安石此行并未灰心懊恼。他开始在江宁继续探索、试行各项变法制度，并将重点瞄准了与江宁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源泉——玄武湖。
就这样，饱受争议的北宋宰相王安石在江宁城大笔一挥，从此将玄武湖从南京的版图上消失了300年。
一封《湖田疏》
尽管玄武湖在六朝时曾与长江相连，可操练水军，面积大至近半个南京城，但在知府王安石的眼中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况，而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烂摊子”。
《宋史·河渠志》是这样记载北宋时期玄武湖景象的：“城北有后湖，往时岁旱水竭，给为民田，凡七十六顷，出租钱数百万，荫灌之利遂废。”可见，当时的玄武湖淤塞面积较广，部分湖面在干旱后已经被辟为农田，长此下去，世世代代养育着江宁百姓的玄武湖就要消失了。
面对这个“烂摊子”，王安石很是头痛：如果将淤塞的玄武湖弃置不用，自然可惜了这么一大片水域；如果疏浚复湖，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巨大工程，无法在短时间内见到实利，与王安石天生的急性子不合。
思索再三，他做出了一个“泄湖为田”的重大决定，并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向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湖田疏》：
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戍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然臣窃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馀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去馀水，决沥微渡，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无令豪强大作侵占。专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
王安石“泄湖为田”的主张非常明确，也十分契合“农田水利法”的精神：他希望在玄武湖中开十字形河道，将湖水泄去，将湖中鱼虾分给江宁的贫穷百姓；水退之后再将田地分给贫民耕种，一方面解决了当地贫民的生计，一方面又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可谓两全之策。
“一水护田将绿绕”
王安石此举虽能取得以上二项近利，却忽视了玄武湖最大的功能——它是南京城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国时期，孙权曾在南京开挖潮沟、运渎、青溪等河道，与玄武湖相通，通过蓄积周围山上流下的雨水，向南京城输水，以利民用、运输、灌溉。如果遇上洪水，玄武湖还可以蓄留一定水量，减轻城市水患。
此时，王安石本人已从江宁任上调离，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度进京主持变法。对王安石恢复信任的宋神宗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江宁知府王安石恢复相位，他的主张自然得到了极为彻底的贯彻执行。继任的江宁知府按照王安石的要求，命当地民工将玄武湖水泄去，在湖中开设十字形河道，改湖为田，将桑田分给当地贫民；为了方便交通，还在湖上架起了桥梁。
这项在王安石看来利国利民的工程一旦完工，玄武湖便彻底消失了，“惟城北十三里仅存一池”。
而与此同时，王安石也经历了与玄武湖一样多舛的人生道路。他再度拜相后，朝政已经被吕惠卿搅得乌烟瘴气，新法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其爱子王雱又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六月病逝。在一系列的打击下，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十月求退金陵，第三次担任江宁知府。
经历过人生几度沉浮的王安石再次回到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江宁，心境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心灰意冷的他出任知府不久，便辞官离去，从此隐居在燕雀湖畔的半山园。
一日，王安石应好友杨德逢的邀请来到玄武湖畔，看到往日的湖水已经变成长满麦苗的绿田，眼前一派田园风光。这沧海桑田的变化让他十分高兴，兴之所至，他便在杨德逢屋壁上留下了一首诗——《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诗中的王安石沉浸在这项“泄湖为田”工程所带来的眼前利益中，完全未曾料到后患即将到来。
“窥近利而失远图”
消失后的玄武湖很快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南京城陷入了“雨则涝，旱则涸”的尴尬境地。城内不少河道因缺水而淤塞，原本三面环水的南京城居然变成了一个缺水城市。王安石“窥近利而失远图”的做法引发了无穷后患。
同样是治湖，王安石的政敌苏轼则比他聪明得多。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当苏轼第二次任杭州知府时，他面临的是与王安石同样的“烂摊子”：西湖淤塞近半。
苏轼的做法是：立刻向朝廷起草《乞开杭州西湖状》，提出疏浚西湖的要求。获得准许后，他发动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从湖中挖出的大量淤泥筑成一条横贯湖面的长堤，在堤上修筑桥梁、种植大量的桃树和柳树。很快，西湖又重现山青水碧、烟波浩渺的景象。
此后，世世代代的杭州人纷纷用诗文称颂“苏堤”带给杭州的安宁与平静。相形之下，饱受水患与旱灾的南宋人曾多次对王安石“泄湖为田”的主张耿耿于怀。南宋《景定建康志》也指责王安石“田出谷麦，所利者小；湖关形势，所利者大”，并提出复湖的主张。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和至正三年（公元1343），元朝的南京地方官曾两次疏浚玄武湖，以期减少后患，南京城遇雨成灾的局面才稍获改善。
明代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了扩大南京城的规模，特意派人对十字河进行了一次大疏浚，同时建闸提升城外水面，玄武湖才得以重现。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深秋，因变法受挫而外放江宁（今南京）知府的王安石在友人陪同下游赏了金陵山水。心情抑郁的他在江山依旧、人事变迁的感慨中留下了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的千古绝唱。
这是王安石第二次出任江宁府尹。尽管因保守势力的反对与宋神宗的动摇而被迫辞去相位，王安石此行并未灰心懊恼。他开始在江宁继续探索、试行各项变法制度，并将重点瞄准了与江宁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源泉——玄武湖。
就这样，饱受争议的北宋宰相王安石在江宁城大笔一挥，从此将玄武湖从南京的版图上消失了300年。
一封《湖田疏》
尽管玄武湖在六朝时曾与长江相连，可操练水军，面积大至近半个南京城，但在知府王安石的眼中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况，而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烂摊子”。
《宋史·河渠志》是这样记载北宋时期玄武湖景象的：“城北有后湖，往时岁旱水竭，给为民田，凡七十六顷，出租钱数百万，荫灌之利遂废。”可见，当时的玄武湖淤塞面积较广，部分湖面在干旱后已经被辟为农田，长此下去，世世代代养育着江宁百姓的玄武湖就要消失了。
面对这个“烂摊子”，王安石很是头痛：如果将淤塞的玄武湖弃置不用，自然可惜了这么一大片水域；如果疏浚复湖，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巨大工程，无法在短时间内见到实利，与王安石天生的急性子不合。
思索再三，他做出了一个“泄湖为田”的重大决定，并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向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湖田疏》：
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戍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然臣窃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馀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去馀水，决沥微渡，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无令豪强大作侵占。专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
王安石“泄湖为田”的主张非常明确，也十分契合“农田水利法”的精神：他希望在玄武湖中开十字形河道，将湖水泄去，将湖中鱼虾分给江宁的贫穷百姓；水退之后再将田地分给贫民耕种，一方面解决了当地贫民的生计，一方面又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可谓两全之策。
“一水护田将绿绕”
王安石此举虽能取得以上二项近利，却忽视了玄武湖最大的功能——它是南京城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国时期，孙权曾在南京开挖潮沟、运渎、青溪等河道，与玄武湖相通，通过蓄积周围山上流下的雨水，向南京城输水，以利民用、运输、灌溉。如果遇上洪水，玄武湖还可以蓄留一定水量，减轻城市水患。
此时，王安石本人已从江宁任上调离，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度进京主持变法。对王安石恢复信任的宋神宗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江宁知府王安石恢复相位，他的主张自然得到了极为彻底的贯彻执行。继任的江宁知府按照王安石的要求，命当地民工将玄武湖水泄去，在湖中开设十字形河道，改湖为田，将桑田分给当地贫民；为了方便交通，还在湖上架起了桥梁。
这项在王安石看来利国利民的工程一旦完工，玄武湖便彻底消失了，“惟城北十三里仅存一池”。
而与此同时，王安石也经历了与玄武湖一样多舛的人生道路。他再度拜相后，朝政已经被吕惠卿搅得乌烟瘴气，新法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其爱子王雱又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六月病逝。在一系列的打击下，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十月求退金陵，第三次担任江宁知府。
经历过人生几度沉浮的王安石再次回到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江宁，心境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心灰意冷的他出任知府不久，便辞官离去，从此隐居在燕雀湖畔的半山园。
一日，王安石应好友杨德逢的邀请来到玄武湖畔，看到往日的湖水已经变成长满麦苗的绿田，眼前一派田园风光。这沧海桑田的变化让他十分高兴，兴之所至，他便在杨德逢屋壁上留下了一首诗——《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诗中的王安石沉浸在这项“泄湖为田”工程所带来的眼前利益中，完全未曾料到后患即将到来。
“窥近利而失远图”
消失后的玄武湖很快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南京城陷入了“雨则涝，旱则涸”的尴尬境地。城内不少河道因缺水而淤塞，原本三面环水的南京城居然变成了一个缺水城市。王安石“窥近利而失远图”的做法引发了无穷后患。
同样是治湖，王安石的政敌苏轼则比他聪明得多。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当苏轼第二次任杭州知府时，他面临的是与王安石同样的“烂摊子”：西湖淤塞近半。
苏轼的做法是：立刻向朝廷起草《乞开杭州西湖状》，提出疏浚西湖的要求。获得准许后，他发动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从湖中挖出的大量淤泥筑成一条横贯湖面的长堤，在堤上修筑桥梁、种植大量的桃树和柳树。很快，西湖又重现山青水碧、烟波浩渺的景象。
此后，世世代代的杭州人纷纷用诗文称颂“苏堤”带给杭州的安宁与平静。相形之下，饱受水患与旱灾的南宋人曾多次对王安石“泄湖为田”的主张耿耿于怀。南宋《景定建康志》也指责王安石“田出谷麦，所利者小；湖关形势，所利者大”，并提出复湖的主张。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和至正三年（公元1343），元朝的南京地方官曾两次疏浚玄武湖，以期减少后患，南京城遇雨成灾的局面才稍获改善。
明代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了扩大南京城的规模，特意派人对十字河进行了一次大疏浚，同时建闸提升城外水面，玄武湖才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