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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展示与塑造中国形象，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央视《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的定位和目标。本文以该特别节目中反映东南亚地区7国内容的纪录片为例，重点分析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表达，以此传播中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展现具有大国责任担当的中国形象，同时突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中国形象;东南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南亚地区在古丝绸之路和当今“一带一路”中都占据着重要的空间地理位置，《一带一路》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推出的第八部大型系列特别节目，节目组从第38集开始行走东南亚7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总共制作了95集相关节目，为观众生动讲述中国国家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塑造和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故事。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依靠传播建立起来的”。①华夏文明传播是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这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包括了对传统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对现实中国形象的塑造。②《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肩负着“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力求让全世界真正了解“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中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理念，突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时代精神。③本文将以该节目中反映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内容为例，分析华夏文明传播以及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表达。探析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明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
一、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历史与记忆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地理相近、情谊相通，友好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在东南亚地区寻找传统“中国形象”的塑造，需要对华夏文明历史记忆进行深入挖掘、阐释、表达。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既蕴藏着“礼治”“和谐”“友善”等内涵丰富的传播观念，也含括着如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法显西行、郑和下西洋等影响深远的广义传播活动。《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通过追忆历史文化激活我国与东南亚共同的记忆，展现“礼治”“文明”“贵和”的传统中国形象。
（一）郑和下西洋历史以及华夏文明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
郑和下西洋是华夏文明对外传播史上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对于塑造传统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地区是郑和下西洋前3次的目的地，后四次的必经之地。④其中，郑和船队在航海沿途设立的四大交通中心站和航海贸易基地（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和古里）中，占城和苏门答剌就属于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给东南亚地区带去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郑和下西洋致力于远播华夏文明，缩小东南亚诸国与我国的文明差异、“共享太平之福”，⑤换句话说，郑和下西洋拥有一种强烈、自觉的文明使命感——“敷宣教化于海外諸藩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郑和下西洋为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确立了“礼尚往来，不以强凌弱”“友好往来，不损人利己”“互相帮助，排解纠纷”的准则，⑥这些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礼治、文明、贵和的传统中国形象。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中，许多节目以郑和下西洋为主要叙事基点，串联起生动的历史记忆，打造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大国形象。首先，郑和远航给东南亚地区带去的影响之一是郑和形象的建构和“郑和崇拜”现象的出现。这些形象建构和崇拜由媒介场所——博物馆、寺庙等呈现和完成，例如，新加坡圣淘沙海事博物馆珍藏了郑和远航的寻宝船舰艏复制品（第40集《欢乐宝石圣淘沙》）、柬埔寨磅湛有三宝公庙（第101集《从金边到暹粒》）、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垄和三宝宫（第55集《远渡重洋郑和节》）等。郑和形象的历史记忆无疑是华夏文明在东南亚传播的代表性的缩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具体结晶”。⑦
其次，有关郑和下西洋以及华夏文明与东南亚文明往来的记忆借助当地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和媒体形成、传播和延续;此外，有关郑和的文化交流记忆还借助节日仪式、神话、图像和舞蹈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每年农历六月三十都会举办“郑和节”（第55集《远渡重洋郑和节》）。
再次，郑和下西洋建构和延续了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共通的文化记忆空间，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认同价值。如在第40集《欢乐宝石圣淘沙》中，节目组来到新加坡圣淘沙，走进海事博物馆，通过博物馆馆藏文物“讲述”了郑和舰队28年间在30多个陌生国度停泊，长达9万里波澜壮阔的历史航程。可以说，通过这些展示，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壮举和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怀想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展现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追忆在这个伟大的远航中不同文明相互走近的可贵，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场跨越时空的、壮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以便在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交流沟通，传播华夏文明过程中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二）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器物媒介的表达
文化记忆的存储有文字、器物等，文字媒介和器物媒介在建构“礼治”“和谐”“友善”的传统中国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字是永生的媒介和文化记忆的重要支撑。⑧在第103集《微笑的吴哥》和第104集《生活在洞里萨湖畔》中，《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组走进柬埔寨巴戎寺与洞里萨湖，讲述文化记忆建构者中国学者周达观在东南亚的传播活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6年），地理学家周达观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今柬埔寨），使团取海路从温州出发，经七洲洋，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横渡淡洋至吴哥国登岸。到访真腊后，周达观将自己的见闻文本化为《真腊风土记》一文，用文字长久地将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信息编码存储下来。尽管该文仅有八千五百字，但是《真腊风土记》作为一部介绍位于东南亚地区真腊古国历史文化的中国古籍，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该文不仅记载了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风土人情和中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以文本方式记录描绘了真腊国都吴哥城的建筑和雕刻艺术，真腊的山川、物产，详细记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还记载了当时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人的状况。其文字为中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建构、存贮、提供了文化记忆空间，展示出中国睦邻友好和谐的传统大国形象。 器物媒介在传播华夏文明与塑造传统中国形象中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礼治”“友善”“和谐”的传统中国形象就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塑造起来。⑨通过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丝绸，东南亚的香料、黄蜡，源源不断送达彼此人民群众手中。
在传播华夏文明和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瓷器等器物既是作为产品与商品的“具象之物”，又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传播符号，瓷器等器物在东南亚的传播，有效塑造了“礼治”“文明”的传统中国形象。瓷器等器物传入东南亚的意义指向，是华夏文明传播与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具象表达，即“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⑩瓷器等器物本身具有的花纹装饰不仅反映了制作者和使用者的生活旨趣，宏观层面上还表达了华夏文明中有关“礼”与“和”的相关传播理念，经由生产者大量生产、复制、仿制和使用者使用、展出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形成较强的文化影响力。此外，由于东南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中国礼文化的影响，部分瓷器等器物在东南亚地区常被当作礼器来使用。例如，马来西亚有些部族的人民会把中国瓷器当作办婚事时的宴席用品、馈赠用的礼物等，如，该特别节目第71集《穿越婆罗洲》，马来西亚古晋拉招镇的华人刘佑格就表示，自己古董店内的中国元素——铜器、瓷器等，不仅便利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还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文明程度。
二、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现实表达与传播建构
“传统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建构为“现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表达奠定了历史基础，“现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各种现实因素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往来密切，“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现代中国形象逐步塑造，这既体现在东南亚生活工作的华侨、海外工作者的一言一行中，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等语言层面的主动建构与展现，还体现在经济、政治层面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中。
（一）民心相亲相通，编织情感纽带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离不开华侨华人的付出和努力。东南亚的华侨，带去华夏文明，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华夏文化，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展现“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现代中国形象的重要主体。
海外华人与中国血脉相连、情感互通，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一带一路”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民族认同添砖加瓦。华人社团与会馆的运行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有文化传承的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其凝聚成员的精神力量是认同感，缘就是这种认同感与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结合。”华侨华人群体以“五缘”（亲缘、 地缘、 神缘、 业缘和物缘）为情感纽带， 形成与其他国家地区移民不同的强大内在凝聚力和独特生存方式。会馆、社团等群体组织就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情感的重要载体，以柬埔寨为例，华侨华人的五大宗乡会馆：潮州会馆、福建会馆、广肇会馆、客属会馆和海南会馆，推动与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如第98集《浓浓中国味，悠悠桑梓情》就重点讲述了潮州会馆在建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中发挥的影响。再如，第70集《古晋华人中国情》，节目以小见大，展现海外华侨强烈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民族认同：马来西亚沙捞越中华总商会于1993年改造的古晋华族历史博物馆，记录着一部华人移民奋斗史，承载着华人华侨“虽然人在东南亚，但心在中国”、眷恋故土的朴实情感。
海外中国企业员工在“现代中国”的形象建构方面，注重帮助提升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编织民心相亲的情感纽带。例如，第110集《生活在海陆相连处》节目组在柬埔寨戈公省七星海了解到：由中国企业——天津优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一带一路”项目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工作机会、帮扶了当地员工的生活，还让这片偏远的土地逐渐被世人所熟悉。再如，第71集《穿越婆罗洲》中，身处沙捞越州的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发展（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海外企业员工表示，远离故乡与亲人在异国他乡工作长达8年的时间，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与当地人民的交往需要真诚、友善的付出，并在与马来西亚同行交往中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与肯定，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海外工作无小事”，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孔子学院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基本方式和桥梁，汉语在东南亚地区是重要的语言之一。历史上，大量华侨“下南洋”或移居东南亚，促进了汉语在该地区的发展;现阶段，部分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新时期，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成为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地区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增进国家友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第97集《絲路上的金色王国》中，孔子学院里的柬埔寨学生对前往中国留学充满向往;参议院中的汉语班里，政府官员对学习汉语充满浓厚兴趣。再如，第123集《共饮一江水》则反映了华文教育在我国与老挝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作为我国在东南亚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传播阵地，孔子学院在建构与传播现代中国形象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桥梁作用。优化孔子学院在东南亚的布局，推动汉语言文化的应用和传播，使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能够更好地沟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基础性工作。依赖于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截止到2020年11月，我国已与东南亚地区合作共建孔子学院共计40所，孔子学堂共计18所。又如，央视《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组的柬埔寨之行部分节目内容提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柬埔寨每年都吸引着许多中国投资，汉语在柬埔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去华文学校学习汉语，为柬埔寨华文教育事业复兴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也为中柬双方沟通搭建了桥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广泛的实施，孔子学院将在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沟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互联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早在1511年东南亚地区就先后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占有。西方不断向东方扩张，从哥伦布到达·伽马他们的航海动机都是要找到“黄金遍地，香料四野”的东方，是有组织的到东方掠夺财富的犯罪行为和强盗行为。与西方强调文化霸权的语境和带去的“火和剑、抢劫、残杀和殖民”不同，“我国的航海者在抵达东南亚地区时，带到当地的是丝、瓷、与友谊。”然而，一些西方评论者撰文认为，我国提倡“一带一路”是在试图恢复古时的“朝贡体系”，是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事实上，我国不是要恢复古代的“朝贡体系”，而是要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一带一路”的布局无论是陆上通道还是海上通道，都要经过东南亚。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在同年11月举行的第17届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2+7”合作框架。2018年11月14日我国发布《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中国致力于促进中国--东盟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从深耕民心相通工程再到广建文化交流平台，再到政策与经济的双重保证，我国努力从多层次、多方面促进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从《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中讲述的“老挝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柬埔寨水净华桥、马来西亚婆罗洲沐若水电站等一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先后加速推进便可见一斑。2013年之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多家中国水资源开发企业走进柬埔寨助力柬方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该特别节目第111集探访了柬埔寨最大的水利项目——额勒赛项目，该项目自2014年开始每年为柬埔寨提供超10亿度的清洁电力，极大地缓解了柬埔寨的电力紧缺问题、改善了柬埔寨农村及偏远地区用电短缺状况。大量项目在东南亚的建设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其人才培养，更是塑造与传播了共商、共建、共享、担当、负责的现代中国形象，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四、借鉴与启示
长久以来，中国形象的建构往往被内括在西方文明的传播机制内。16世纪至18世纪，“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凭借传教士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启蒙学者在新的哲学思维的观照下对中华文明的诠释，已经牢固树立。”但工业革命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华夏文明的内核逐渐被西方话语稀释、碎片化，中国形象也由16世纪至18世纪对国外具有“中国崇拜”式的、为其“展示了令人艳羡的幸福生活”的榜样形象演变成了“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形象在国际舞台的塑造逐渐趋向良好。《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以古丝绸之路文化记忆为内容基石，以国家战略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叙事依托，文化记忆与时代话语交融共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理念，呈现了“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时代精神。全球化背景下，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更需要我们积极对外传播华夏文明、塑造担当负责的现代中国形象、建构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年初以来，人类发展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与考验，我国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积极为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国家提供中国抗疫经验、人道主义帮助，印证了我国一直坚持的睦邻友好政策，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和承诺，展现出负责、担当的现代中国形象，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友好合作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正如《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主题曲《路的呼唤》中的歌词描述的：“朋友之间，坦诚相见”“有福同享，有难同担”“这一条路在呼唤”“不达远方，怎么知道答案”。
因此，后疫情时代，仍需依托“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持续深入地挖掘、研究、实践华夏文明传播，增强华夏文明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通过对外传播以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彼此间的理解与尊重，努力营造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氛围、塑造担当、负责的中国形象、构建全人类共建共享的文化共同体、缔造互利互惠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梁晓波：《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传播学报》2014年第1期。
②孙英春：《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
③《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一带一路>8月29日开播》，中文国际频道：http：//tv.cctv.com/2016/08/26/ARTI8uYzYgqM9sORH4yx8iW9160826.shtml#0-tsina-1-57095-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2016年8月26日。
④王介南：《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4期。
⑤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对15世纪中期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王天有、徐凯编著：《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第23页、第24页。
⑥王付兵：《郑和下西洋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的地位》，《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
⑦赖进义：《郑和远航在台海历史中的价值》，王天有、徐凯编著：《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⑧﹝德﹞阿萊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⑨哈艳秋、鄢晨：《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
⑩﹝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张癸：《全球化移民新趋势与五缘文化传承发展》，《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郭志超、黄向春：《五缘文化探讨概观》，《谱牒研究与五缘文化》福建省民俗学会会议论文集。
陈璐：《东南亚孔子学院分布与数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文学教育》2020年第6期。
数据来源：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孔子学院·课堂：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毛峰：《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从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看中华文明的传播角色》，《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1期。
（作者张兵娟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莹莹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刘徐州;责任编辑：陈小希】
【关键词】中国形象;东南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南亚地区在古丝绸之路和当今“一带一路”中都占据着重要的空间地理位置，《一带一路》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推出的第八部大型系列特别节目，节目组从第38集开始行走东南亚7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总共制作了95集相关节目，为观众生动讲述中国国家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塑造和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故事。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依靠传播建立起来的”。①华夏文明传播是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这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包括了对传统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对现实中国形象的塑造。②《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肩负着“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力求让全世界真正了解“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中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理念，突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时代精神。③本文将以该节目中反映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内容为例，分析华夏文明传播以及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表达。探析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明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
一、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历史与记忆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地理相近、情谊相通，友好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在东南亚地区寻找传统“中国形象”的塑造，需要对华夏文明历史记忆进行深入挖掘、阐释、表达。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既蕴藏着“礼治”“和谐”“友善”等内涵丰富的传播观念，也含括着如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法显西行、郑和下西洋等影响深远的广义传播活动。《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通过追忆历史文化激活我国与东南亚共同的记忆，展现“礼治”“文明”“贵和”的传统中国形象。
（一）郑和下西洋历史以及华夏文明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
郑和下西洋是华夏文明对外传播史上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对于塑造传统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地区是郑和下西洋前3次的目的地，后四次的必经之地。④其中，郑和船队在航海沿途设立的四大交通中心站和航海贸易基地（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和古里）中，占城和苏门答剌就属于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给东南亚地区带去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郑和下西洋致力于远播华夏文明，缩小东南亚诸国与我国的文明差异、“共享太平之福”，⑤换句话说，郑和下西洋拥有一种强烈、自觉的文明使命感——“敷宣教化于海外諸藩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郑和下西洋为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确立了“礼尚往来，不以强凌弱”“友好往来，不损人利己”“互相帮助，排解纠纷”的准则，⑥这些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礼治、文明、贵和的传统中国形象。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中，许多节目以郑和下西洋为主要叙事基点，串联起生动的历史记忆，打造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大国形象。首先，郑和远航给东南亚地区带去的影响之一是郑和形象的建构和“郑和崇拜”现象的出现。这些形象建构和崇拜由媒介场所——博物馆、寺庙等呈现和完成，例如，新加坡圣淘沙海事博物馆珍藏了郑和远航的寻宝船舰艏复制品（第40集《欢乐宝石圣淘沙》）、柬埔寨磅湛有三宝公庙（第101集《从金边到暹粒》）、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垄和三宝宫（第55集《远渡重洋郑和节》）等。郑和形象的历史记忆无疑是华夏文明在东南亚传播的代表性的缩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具体结晶”。⑦
其次，有关郑和下西洋以及华夏文明与东南亚文明往来的记忆借助当地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和媒体形成、传播和延续;此外，有关郑和的文化交流记忆还借助节日仪式、神话、图像和舞蹈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每年农历六月三十都会举办“郑和节”（第55集《远渡重洋郑和节》）。
再次，郑和下西洋建构和延续了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共通的文化记忆空间，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认同价值。如在第40集《欢乐宝石圣淘沙》中，节目组来到新加坡圣淘沙，走进海事博物馆，通过博物馆馆藏文物“讲述”了郑和舰队28年间在30多个陌生国度停泊，长达9万里波澜壮阔的历史航程。可以说，通过这些展示，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壮举和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怀想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展现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追忆在这个伟大的远航中不同文明相互走近的可贵，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场跨越时空的、壮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以便在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交流沟通，传播华夏文明过程中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二）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器物媒介的表达
文化记忆的存储有文字、器物等，文字媒介和器物媒介在建构“礼治”“和谐”“友善”的传统中国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字是永生的媒介和文化记忆的重要支撑。⑧在第103集《微笑的吴哥》和第104集《生活在洞里萨湖畔》中，《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组走进柬埔寨巴戎寺与洞里萨湖，讲述文化记忆建构者中国学者周达观在东南亚的传播活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6年），地理学家周达观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今柬埔寨），使团取海路从温州出发，经七洲洋，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横渡淡洋至吴哥国登岸。到访真腊后，周达观将自己的见闻文本化为《真腊风土记》一文，用文字长久地将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信息编码存储下来。尽管该文仅有八千五百字，但是《真腊风土记》作为一部介绍位于东南亚地区真腊古国历史文化的中国古籍，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该文不仅记载了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风土人情和中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以文本方式记录描绘了真腊国都吴哥城的建筑和雕刻艺术，真腊的山川、物产，详细记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还记载了当时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人的状况。其文字为中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建构、存贮、提供了文化记忆空间，展示出中国睦邻友好和谐的传统大国形象。 器物媒介在传播华夏文明与塑造传统中国形象中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礼治”“友善”“和谐”的传统中国形象就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塑造起来。⑨通过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丝绸，东南亚的香料、黄蜡，源源不断送达彼此人民群众手中。
在传播华夏文明和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瓷器等器物既是作为产品与商品的“具象之物”，又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传播符号，瓷器等器物在东南亚的传播，有效塑造了“礼治”“文明”的传统中国形象。瓷器等器物传入东南亚的意义指向，是华夏文明传播与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具象表达，即“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⑩瓷器等器物本身具有的花纹装饰不仅反映了制作者和使用者的生活旨趣，宏观层面上还表达了华夏文明中有关“礼”与“和”的相关传播理念，经由生产者大量生产、复制、仿制和使用者使用、展出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形成较强的文化影响力。此外，由于东南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中国礼文化的影响，部分瓷器等器物在东南亚地区常被当作礼器来使用。例如，马来西亚有些部族的人民会把中国瓷器当作办婚事时的宴席用品、馈赠用的礼物等，如，该特别节目第71集《穿越婆罗洲》，马来西亚古晋拉招镇的华人刘佑格就表示，自己古董店内的中国元素——铜器、瓷器等，不仅便利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还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文明程度。
二、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现实表达与传播建构
“传统中国形象”在东南亚地区的建构为“现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表达奠定了历史基础，“现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各种现实因素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往来密切，“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现代中国形象逐步塑造，这既体现在东南亚生活工作的华侨、海外工作者的一言一行中，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等语言层面的主动建构与展现，还体现在经济、政治层面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中。
（一）民心相亲相通，编织情感纽带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离不开华侨华人的付出和努力。东南亚的华侨，带去华夏文明，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华夏文化，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展现“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现代中国形象的重要主体。
海外华人与中国血脉相连、情感互通，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一带一路”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民族认同添砖加瓦。华人社团与会馆的运行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有文化传承的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其凝聚成员的精神力量是认同感，缘就是这种认同感与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结合。”华侨华人群体以“五缘”（亲缘、 地缘、 神缘、 业缘和物缘）为情感纽带， 形成与其他国家地区移民不同的强大内在凝聚力和独特生存方式。会馆、社团等群体组织就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情感的重要载体，以柬埔寨为例，华侨华人的五大宗乡会馆：潮州会馆、福建会馆、广肇会馆、客属会馆和海南会馆，推动与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如第98集《浓浓中国味，悠悠桑梓情》就重点讲述了潮州会馆在建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中发挥的影响。再如，第70集《古晋华人中国情》，节目以小见大，展现海外华侨强烈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民族认同：马来西亚沙捞越中华总商会于1993年改造的古晋华族历史博物馆，记录着一部华人移民奋斗史，承载着华人华侨“虽然人在东南亚，但心在中国”、眷恋故土的朴实情感。
海外中国企业员工在“现代中国”的形象建构方面，注重帮助提升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编织民心相亲的情感纽带。例如，第110集《生活在海陆相连处》节目组在柬埔寨戈公省七星海了解到：由中国企业——天津优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一带一路”项目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工作机会、帮扶了当地员工的生活，还让这片偏远的土地逐渐被世人所熟悉。再如，第71集《穿越婆罗洲》中，身处沙捞越州的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发展（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海外企业员工表示，远离故乡与亲人在异国他乡工作长达8年的时间，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与当地人民的交往需要真诚、友善的付出，并在与马来西亚同行交往中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与肯定，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海外工作无小事”，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孔子学院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基本方式和桥梁，汉语在东南亚地区是重要的语言之一。历史上，大量华侨“下南洋”或移居东南亚，促进了汉语在该地区的发展;现阶段，部分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新时期，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成为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地区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增进国家友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第97集《絲路上的金色王国》中，孔子学院里的柬埔寨学生对前往中国留学充满向往;参议院中的汉语班里，政府官员对学习汉语充满浓厚兴趣。再如，第123集《共饮一江水》则反映了华文教育在我国与老挝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作为我国在东南亚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传播阵地，孔子学院在建构与传播现代中国形象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桥梁作用。优化孔子学院在东南亚的布局，推动汉语言文化的应用和传播，使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能够更好地沟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基础性工作。依赖于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截止到2020年11月，我国已与东南亚地区合作共建孔子学院共计40所，孔子学堂共计18所。又如，央视《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组的柬埔寨之行部分节目内容提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柬埔寨每年都吸引着许多中国投资，汉语在柬埔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去华文学校学习汉语，为柬埔寨华文教育事业复兴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也为中柬双方沟通搭建了桥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广泛的实施，孔子学院将在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沟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互联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早在1511年东南亚地区就先后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占有。西方不断向东方扩张，从哥伦布到达·伽马他们的航海动机都是要找到“黄金遍地，香料四野”的东方，是有组织的到东方掠夺财富的犯罪行为和强盗行为。与西方强调文化霸权的语境和带去的“火和剑、抢劫、残杀和殖民”不同，“我国的航海者在抵达东南亚地区时，带到当地的是丝、瓷、与友谊。”然而，一些西方评论者撰文认为，我国提倡“一带一路”是在试图恢复古时的“朝贡体系”，是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事实上，我国不是要恢复古代的“朝贡体系”，而是要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一带一路”的布局无论是陆上通道还是海上通道，都要经过东南亚。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在同年11月举行的第17届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2+7”合作框架。2018年11月14日我国发布《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中国致力于促进中国--东盟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从深耕民心相通工程再到广建文化交流平台，再到政策与经济的双重保证，我国努力从多层次、多方面促进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从《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中讲述的“老挝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柬埔寨水净华桥、马来西亚婆罗洲沐若水电站等一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先后加速推进便可见一斑。2013年之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多家中国水资源开发企业走进柬埔寨助力柬方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该特别节目第111集探访了柬埔寨最大的水利项目——额勒赛项目，该项目自2014年开始每年为柬埔寨提供超10亿度的清洁电力，极大地缓解了柬埔寨的电力紧缺问题、改善了柬埔寨农村及偏远地区用电短缺状况。大量项目在东南亚的建设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其人才培养，更是塑造与传播了共商、共建、共享、担当、负责的现代中国形象，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四、借鉴与启示
长久以来，中国形象的建构往往被内括在西方文明的传播机制内。16世纪至18世纪，“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凭借传教士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启蒙学者在新的哲学思维的观照下对中华文明的诠释，已经牢固树立。”但工业革命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华夏文明的内核逐渐被西方话语稀释、碎片化，中国形象也由16世纪至18世纪对国外具有“中国崇拜”式的、为其“展示了令人艳羡的幸福生活”的榜样形象演变成了“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形象在国际舞台的塑造逐渐趋向良好。《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以古丝绸之路文化记忆为内容基石，以国家战略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叙事依托，文化记忆与时代话语交融共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理念，呈现了“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时代精神。全球化背景下，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更需要我们积极对外传播华夏文明、塑造担当负责的现代中国形象、建构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年初以来，人类发展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与考验，我国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积极为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国家提供中国抗疫经验、人道主义帮助，印证了我国一直坚持的睦邻友好政策，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和承诺，展现出负责、担当的现代中国形象，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友好合作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正如《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主题曲《路的呼唤》中的歌词描述的：“朋友之间，坦诚相见”“有福同享，有难同担”“这一条路在呼唤”“不达远方，怎么知道答案”。
因此，后疫情时代，仍需依托“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持续深入地挖掘、研究、实践华夏文明传播，增强华夏文明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通过对外传播以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彼此间的理解与尊重，努力营造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氛围、塑造担当、负责的中国形象、构建全人类共建共享的文化共同体、缔造互利互惠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梁晓波：《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传播学报》2014年第1期。
②孙英春：《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
③《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一带一路>8月29日开播》，中文国际频道：http：//tv.cctv.com/2016/08/26/ARTI8uYzYgqM9sORH4yx8iW9160826.shtml#0-tsina-1-57095-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2016年8月26日。
④王介南：《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4期。
⑤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对15世纪中期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王天有、徐凯编著：《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第23页、第24页。
⑥王付兵：《郑和下西洋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的地位》，《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
⑦赖进义：《郑和远航在台海历史中的价值》，王天有、徐凯编著：《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⑧﹝德﹞阿萊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⑨哈艳秋、鄢晨：《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
⑩﹝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张癸：《全球化移民新趋势与五缘文化传承发展》，《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郭志超、黄向春：《五缘文化探讨概观》，《谱牒研究与五缘文化》福建省民俗学会会议论文集。
陈璐：《东南亚孔子学院分布与数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文学教育》2020年第6期。
数据来源：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孔子学院·课堂：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毛峰：《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从16—18世纪欧洲“中国热”看中华文明的传播角色》，《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1期。
（作者张兵娟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莹莹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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