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颗门牙
　　抵四筐粪
　　雪季到来之前，强劲的西风先是化作能把榆树林吹哭的西北风。用不了几日，西北风就会转成呜呜嚎叫的北风。风起处，雪就会一场接一场下个没完。
　　颗粒归仓了，生产队早早关了场院门。关了门的场院显得空旷而寂寞。在连绵的风雪中，只有高大的谷草垛、豆秸垛還在天地间兀自挺立着。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休村的人们大都无事可做。能耐得住清闲时光的人家，饭后大都坐在自家的热炕头上，手搭火盆，望着窗外那些缩着脖的麻雀们，不再叽叽喳喳，而是三五只聚在一起，选一处无雪或是雪少的空地，默默地把日出啄成日落。
　　闲不住的就三五个人聚到一起，或是摸纸牌，或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闲唠嗑。
　　这样的光景，就是松嫩平原乃至整个东北农村所特有的“猫冬”习俗。
　　那个时候，在休村，唯一不敢猫冬的，或许只有我们家。
　　每天清晨，外面的天还不太亮，大哥就起来了。他拉上粪爬犁，爬犁上绑着一个用红毛柳编成的大粪笸箩，就着残月寒星的微弱光亮，到村里村外去捡拾大小牲畜的粪便。接近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把那些粪便牢牢地冻在地面上，像生了根的石头，必须要拿专用的粪镐才能刨下来。大哥把这些捡拾的牲畜粪便拖回我们家门前的菜园里积攒起来，留待开春时卖给生产队，作为种地的底肥。
　　当大哥第一趟拖着爬犁上足有三四百斤的冻粪回来时，天才刚刚放亮。大哥把粪卸了，就来到他和二哥睡觉的屋子前面，站在窗外，不说话，只是用力地空咳两声。二哥听到后就得赶紧爬起来穿戴整齐。
　　如果哪一次二哥因为睡得太沉，没有听见大哥的两声空咳，或是明明听到了故意装睡，大哥就会不由分说地冲进屋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从被窝里拎出来。在那种情形下，母亲基本不会干预，每次都是二姐过去推开大哥，再佯装数落上二哥几句。二哥便惶惶然穿了衣服，蔫蔫地来到屋外，背上大哥为他量身定制的粪筐，提了小粪镐，乖乖地跟在大哥的爬犁后面，赶在早饭前，和大哥一起再拾上满满一爬犁粪。
　　到了白天，大哥和二哥会分头行动，大哥拉着爬犁负责离家较远的区域;离家近的地方留给二哥。走在一跐一滑的冰雪地面上，二哥吃力地背着一筐粪回来，趔趔趄趄来到粪堆跟前，从肩上卸下了粪筐，他的体力已近透支。
　　倘若大哥哪天有事出去，临走前他都会叮嘱二哥，把这一天捡来的粪单独堆放在大粪堆的旁边，他回来要验收。
　　一次，生产队有几匹马跑丢了，大哥和生产队的其他社员一起出去找马，日头快落山时才到家。大哥没有马上进屋，他绕着粪堆走了一圈，然后停在二哥当日的小粪堆旁边，大声喊二哥的名字。喊声吼吼地，吓飞了一群正在粪堆上觅食的麻雀。
　　二哥一步三挪来到大哥面前，低下头尽量闪躲着大哥眼里的火星子。看到二哥那副心虚的模样，大哥眼里的火星子瞬间燃烧成两颗火球。他怒不可遏，抬起脚来在二哥的屁股上猛踹了一下。
　　大哥的脚上当时穿着一双高筒毡疙瘩（羊毛毡做的靴子），走起路来通通作响，孔武有力，即便站着不动也是虎虎生威。所以，他那只套在毡疙瘩里的大脚一挨上二哥的屁股，二哥就扑倒在地。在突如其来的力道作用下，二哥的身体像一架轻盈的爬犁，头前脚后，贴着结冰的地面盲目向前滑行。滑行了一段距离，二哥的脸重重撞上了一个大冰坨子，他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便晕了过去。
　　这个突发情况让大哥始料不及，他跑过去，慌乱地蹲下身子抱起二哥，大声呼叫。
　　二姐闻声从屋子里跑出来，看到二哥的嘴唇撞破了，鼻血直流。她赶紧上前和大哥两个一起把没了动静的二哥弄进屋里。
　　母子连心，那一刻最心疼的非母亲莫属。她一遍一遍唤着二哥的名字，不停地拍着他的后背。折腾了好半天，晕过去的二哥才终于醒转，哇地一下哭出声来，然后一张嘴，一颗门牙混着口里的血水吐进了脸盆里。那颗门牙落到搪瓷盆底的时候，砸出一声清脆的动静。
　　见二哥无甚大碍了，母亲就问二哥受伤的因由，大哥承认是他踢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开始数落大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你爹死了，我是叫你这个当大哥的管好弟弟妹妹。你下手这么狠，这是管么？你这是拿自个儿的兄弟当仇人呀！
　　大哥木头一样诺诺地戳在地上，满脸惶愧。看母亲声泪俱下的哭诉没有在短时间内停止的迹象，大哥噗地跪倒在地，哽咽着认错：妈我知道，这遭是我不对，你别生气了！我以后再也不踢我弟了。
　　母亲拿毛巾轻轻擦拭着二哥血糊糊的脸，继续责备大哥：妈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可不管怎么说，他是你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呀，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妈，不是我狠心，大哥哽咽着辩解道，我就是想要叫我弟长志气，我们哥儿俩多挣些工分，再也不想让你过苦日子了！
　　大哥的话如同催泪瓦斯，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眼泪都催了出来。
　　其实，大哥对二哥并非心狠脚重，不念兄弟之情。因为我知道，天乍冷的时候，大哥就把挂在屋檐下晒干的乌拉草取下来，放在石板上，手持木槌，将边缘处长有利刃的乌拉草砸成软软乎乎的细毛状，然后依据脚型的大小，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副乌拉草鞋垫。那种鞋垫不光垫着暖和，还吸汗祛臭预防脚气。体谅二哥每天出去捡粪走路多，脚又爱出汗，大哥特别为他一个人准备了三副鞋垫，让二哥轮换着垫。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大哥都会记着把二哥胶皮鞋里溻湿的乌拉草鞋垫抽出来，放到炕席下面。第二天早起，他会选出另一副早已烘干的，替二哥在鞋里垫好。
　　一直在炕上躺着当伤员的二哥，这时从炕上爬起来，也跪在母亲面前，说，妈你不哭吧！不怪我哥踢我，是我不好。
　　二姐也说，妈你叫我哥起来吧，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哥早晨出门前，给二哥下达了捡七筐粪的任务。过了中午，二哥才捡了三筐。冬季天短，二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一天的任务很难完成了，便偷偷地对二姐说，二姐我实在捡不动了。二姐就问他怎么了。二哥说难受。 　　二姐伸手摸摸二哥的额头，有些烫。二姐说，你是感冒了。捡不动今天就不捡了。
　　二哥说，还差四筐呢。完不成，大哥回来该发火了。二姐自作主张，没事，你不用怕，我帮你想法。
　　二姐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弄虚作假。她背着母亲，悄悄从大粪堆上扒下了四筐粪，把它们攒到二哥的小粪堆上，凑足了当天的定额。
　　看着二姐毫无技术含量的作弊手法，二哥不免有些担心，二姐，你这样糊弄，大哥回来看出来咋办？没事，这么大的粪堆，少那么几筐，咱哥看不出来。二姐说，你当他是神仙么？
　　谁知，不是神仙的大哥一眼就看出了破绽。大哥误以为那个拙劣的移花接木的把戏是二哥一人所为，当然很生气。他无法忍受弟弟挑战自己身为长兄的权威;他更无法忍受二哥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于是，大哥用力踹出的一脚，让二哥付出了一颗门牙的代价。不过，具体到整件事情的真相而言，二哥的那个代价付出得实在有点儿冤枉。
　　大哥、二哥一个冬天捡来的粪肥，堆积在我们家的房子前面，壮观得如一座巍峨的小山。
　　开春，队长派了三挂马车和十几个壮劳力过来，足足干了五六天，才把那些粪运完。会计现场估算了一下，说那一大堆粪，差不多能为我们家换来三千个工分。
　　三千个工分的概念，几乎相当于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年的劳动报酬。
　　那是公元一九六八年。是我们全家从胶东半岛逃荒到松嫩平原的第一个年头。
　　这一年，大哥二十二;二姐十七;二哥十三;三姐九岁;我四岁。
　　二 芦花和二花
　　春节前，家里收到了已经结婚的大姐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里面有几斤花生米和一些熟地瓜干。母亲领着二姐、三姐，几乎是一粒、一片地将地瓜干和花生米分成大小相同的三份，然后打发大哥分别给队长、会计以及四姨家送去。
　　四姨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或许因为都是后来户的缘故，自从我们家搬到休村那天起，四姨就经常过来串门。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四姨告诉母亲，她上面有三个亲姐姐，可是都在千里之外的南方。眼下自己身边没什么亲人。她说看母亲在这个村子里也是无亲无故的，她有意认母亲做个干姐姐，以后，两家人在大事小情上也好相互有个帮衬。
　　四姨的想法，对于初到异乡、举目无亲的母亲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她还是有些犹豫，她说，妹子你看看，我们这一家子是吃饭的嘴多干活的手少，就怕拖累了你们呢。
　　不等母亲说完，四姨就打断了她，姐你这么说，是不是不乐意认下我这个妹子？
　　母亲连连摇头说不是不是。
　　那好，四姨很干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姐，我就是你妹！
　　见四姨如此情真意切，母亲明白，自己再多说半句客套話，都会有不识抬举之嫌。所以她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拉住四姨的手，连连点头，不小心抖落了一大串眼泪。
　　从此，两个身处异乡的后来户之间，就搭起了一座友谊的小桥。两家人的情谊通过这座小桥你来我往，不断相互输送。输送的结果是越走动越亲近，那种亲近的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收下花生米和地瓜干的四姨，第二天就给我们家送来了两只母鸡。
　　见母亲望着那两只鸡，诚惶诚恐，一副过意不去的表情，四姨抚摸着我的头说，姐，你看看这孩子，太缺乏营养了。你得让他吃点鸡蛋补一补！
　　我在六七岁以前，的确是个小病猫。有流感我会感冒，没有流感我也时常感冒，身体因此瘦骨嶙峋。大哥要是哪一天高兴，他会将我拦腰抱起来，在母亲担心的目光中，把我抛向半空。当再次落入大哥的怀里，不经我的允许，他就把一只粗糙的大手塞进我的棉袄下面，反复摩挲我的鸡胸脯。在摩挲的过程中，大哥常常还要发出几声夸张的哎哟。以此证明，我的鸡胸脯是多么的瘦削，简直像刀子一样，割疼了他的手。
　　那样的场面，往往会引来全家人一阵轻松的笑声。
　　四姨送的那两只母鸡分别叫芦花和二花，是很普通的两只母鸡，样子与别的母鸡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故，都与这两只鸡有关。或者说，这两只鸡，是整个事件的最关键诱因。
　　四姨走后，母亲答应我说，等到了我的生日，芦花和二花应该就差不多开张了，到时候一定给我煮上几个鸡蛋补身子。
　　记住了母亲的许诺，我就天天盼着生日那天快点来到，更盼着那两只母鸡早日开张下蛋。
　　我盼了一天又一天，盼得房顶上厚厚的积雪化成了雪水，滴滴答答在地上流成了小河，芦花、二花还是没有下出蛋来。我只好天天跟在它俩的后面，房前屋后地转悠，生怕它们把蛋下在了别处。
　　有时候，望着芦花和二花在日渐暖和的阳光下踱着方步不紧不慢地到处溜达，我会特别着急，不得不拖着长长的哈喇子冲它们大声吼叫：下蛋，快点儿下蛋！
　　那两个家伙可能是鸡眼看人低，对我的诉求不理不睬，甚至不屑一顾。
　　看我馋得实在可怜，三姐就找来了一根长长的葵花秆，去捅缀在屋檐下的冰溜子。胡萝卜一样的冰溜子掉在地上，摔得断成几截。三姐挑拣出一块看起来相对干净的递给我。我就把那冰块放进嘴里，试探着一点儿一点儿去舔。冰块的味道有点苦，有点涩，还有些怪怪的土腥味。
　　等到那两只母鸡终于下出蛋来，我的生日早过完了。
　　芦花和二花总算没有辜负母亲和二姐的精心喂养。开张之后，两只鸡就比着赛着下蛋。不到半个月就下了二十几个鸡蛋。母亲依诺给我煮了两个让我解馋，又打发三姐给四姨送去了六个，剩下的就一个也舍不得动了。她说等攒够三十个，让二姐拿到供销社卖了，换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
　　一天早晨，三姐刚打开了鸡舍的小门，芦花鸡就冲了出来。它浑身的鸡毛都扎撒开来，咯咯咯咯地叫着，一副惊恐万状的神情。三姐见状，疾呼母亲、二姐。
　　母亲和二姐来到院子里，看到芦花仍在不停地咯咯着，流露着恐惧与不安。母亲忙问三姐二花在哪里。三姐说不知道，打开门就只有芦花一个跑出来。母亲便骂三姐是废材。这时，二姐已经掀开了鸡舍上面的天窗，看见二花正趴在鸡舍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也不动。二姐费了好大劲才把二花弄了出来。 　　二花身体僵硬，已经死了，而且死状很惨。它的脖子被咬断了，一只腿也被撕扯得血肉模糊，露出了骨头。
　　母亲无力地倚在门框上，脸色苍白，嘴里不停地叨咕着，天哪，是什么东西这么不长眼哟！说着说着，眼泪就开始往外流。
　　大哥这时恰好从外边回来，看到院子里的死鸡，再看看母亲和我们几个的表情，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径直来到鸡舍前，探头朝鸡舍里看去，鸡舍的角落里赫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是耗子，大哥很肯定地告诉母亲，二花一定是叫大耗子咬死的。
　　母亲就问大哥，二花那么大的鸡，得多大的耗子才能咬死它呀？
　　大哥说肯定是大耗子呗。母亲又担心道，今晚它要是再出来，芦花可咋办？
　　二姐安慰母亲，今晚就让芦花在屋里睡吧，不让它进鸡窝了。二姐向来干净，在此之前，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鸡跟主人住在一起的。
　　望着地上死去的二花，我仿佛闻到了香喷喷的鸡肉味。于是，凑过去不知轻重地对母亲说，妈，我要吃鸡肉。
　　母亲抬手给了我一巴掌，要馋死么小混账！
　　我捂着脸吓得赶忙躲到一边。听母亲吩咐二姐，要她和三姐两个去找个地方把二花埋了。大哥说先不能埋，还有用。说完，他就急匆匆出去了。回来时，大哥手里提了两盘带锯齿的钢板踩夹。他切下二花的一只鸡腿，剁掉了上面的鸡爪子，把一块肥嘟嘟的鸡大腿固定在踩夹的踏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设定好机关的踩夹布设到鸡舍里面的洞口旁边。踩夹踏板上的鸡肉正对着洞口，充满着无限的诱惑。
　　三 黄鼠狼进宅，
　　无事不来
　　二花死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在炕上做针线的母亲吩咐二姐去仓房舀些苞米子回来煮。二姐说，妈你跟我一起去吧。母亲没有抬头，自顾忙着手里的活计，对二姐说，舀点儿苞米子又不是抬石头，还用得着两个人？
　　二姐就跟母亲解释，说她刚刚挑水回来走到仓房门口，听见仓房里面好像有什么动静，让她头皮刷刷发麻，感觉仓房那地方瘆得慌。
　　听二姐说得蹊跷，母亲就从炕上下来，边穿鞋边说，大白天的，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邪？说完，母亲拿起一个盆子朝屋外走。二姐一把拉过我跟在她的身后。
　　到了仓房门口，母亲朝地面唾了两口，又抬起右脚跺了跺，这才伸手去拉仓门。就在仓房门开到一半的时候，母亲突然跌坐在地上。她的左手虎口处正在往外冒血。
　　在离母亲不远的地上，一条前腿被踩夹夹住了的黄鼠狼，正瞪着圆鼓鼓的眼睛，极警觉地盯着我们。黑嘴巴上的髭须不停地前后摆动，嘴唇张合之间，满口利牙闪烁，一副随时都会发起攻击的凶恶模样。
　　听二姐后来说，在山東老家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鼠狼，就连有关它的传说，也只是一句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此刻，目睹这个从传说中突然闯入眼前的东西，体量不大却如此阴鸷凶残，二姐已经吓得面无血色，她赶紧过去拉起了母亲。母亲推开她，转身抄起一把铁锹返回到仓房门前，将手中的铁锹高高扬起，对准黄鼠狼那个令人憎恶的脑袋，不停地拍下去。
　　扶着气喘吁吁的母亲回到了屋子里，二姐打发我赶紧去生产队喊大哥回来。
　　大哥那时正在生产队的马棚里和几个人一起铡马草。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他跟前，大哥不好了，快回家吧，咱妈叫一个东西咬了！
　　扔了手里的半捆谷草，大哥撒腿朝家里跑。和他一起干活的那几个人也都撂下手头的活计，呼呼啦啦跑了出来。在半路上，众人又截住了四姨夫，拉上他一块来到了我们家。
　　抢先一步赶回来的大哥把那条被母亲拍死的黄鼠狼丢到了院子中间。它的脑袋已经被母亲拿铁锹拍得有些变形，一条后腿上仍然钳着踩夹，软塌塌的身子萎缩着，早已失去了先前的凶戾之气。
　　四姨夫走过去拎起踩夹，黄鼠狼就大头朝下，悠悠荡荡地展示在众人面前。四姨夫表情严肃，煞有介事地说，伙计，凭你的道行，还祸害人？不该呀！然后他面向大伙，你们信不信？别看这个东西的个头不大，论岁数，没八十岁，也差不多有六十岁啦。
　　人们知道四姨夫在下放到休村之前，曾经是小兴安岭一个国营林场的场长。这样的人物，自然是见多识广。大家都不出声，饶有兴致地盯着黄鼠狼看。
　　当然，四姨夫那时的结论应该属于民间说法，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多年以后，我曾查阅过一些与黄鼠狼有关的资料。资料上普遍认为，黄鼠狼的寿命一般在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极个别的可以活到五十岁。
　　四姨夫说，黄皮子这种东西是十年黄，百年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是它浑身的毛全部成了黑色，那证明它的岁数差不多有一百岁了。当然，那么大岁数的黄皮子道行都深，轻易不会叫人看见它。
　　把手里的黄鼠狼往上提了提，四姨夫继续慢条斯理地跟大伙讲解，看见没？这个伙计已经把它的下巴和半个脑袋修炼成了黑色，所以我肯定它比我的岁数还大，恐怕不止六十岁。我这么说还有一条根据，你们看看它的肚皮和尾巴，贴地的这一面都没有毛，这是天长日久毛被磨掉了。
　　众人果然注意到，那个黄鼠狼的腹部只剩下短短的毛茬，而那条几乎与身子等长的大尾巴，朝下的一面确实磨得一根毛都没有，露出了光秃秃很丑陋的皮板。
　　黄皮子为啥还叫黄鼠狼呢？四姨夫说，咱国家有科学家在专门研究它。研究它为啥能魅人？可是直到现在，好像也没研究出个子午卯酉来。你们都知道狐狸那东西奸（狡猾）吧？黄皮子比狐狸还奸。
　　大哥搬来了一块大垡头，放在四姨夫脚下说，四姨夫你坐下，慢慢跟大伙讲。
　　四姨夫也不客气，坐在垡头上，眼睛看着手里那只断了气的黄鼠狼，说，你们别看这玩意长得跟个大耗子差不多，可它俩根本不是一码事。黄皮子是耗子的克星。它自己从来不打洞，藏身或是逃跑，它都是借用人家耗子挖好的洞。要是在洞里碰见了耗子，它还会立马把耗子抓住咬死。不过黄皮子很少会像猫那样把耗子嚼吧嚼吧吃掉，它一般都是先咬断耗子的脖子，再喝耗子血，直到把耗子的血喝得一滴不剩为止。 　　现在你们知道这东西为啥叫黄鼠狼了吧？四姨夫指出，它有的地方像狼，可是它比狼更狠、更凶。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今天是叫人发现早了，要是再晚一会，为了保命，它能拿自个儿的牙把那条叫踩夹夹住的腿活生生咬断，然后逃走。
　　得知母亲被黄鼠狼咬伤了，四姨第一时间赶过来探望。听母亲讲述完经过，四姨就埋怨大哥，傻孩子，你惹什么不好，偏偏要去惹那个玩意儿？
　　大哥仍忿忿然，我哪里知道是黄皮子，还以为是耗子。
　　四姨拉过母亲受伤的手，仔细地看了看，姐你这手要打一针狂犬疫苗，哪怕是破伤风针也行。
　　没那么邪乎。母亲说，就这么点小伤，打什么针呀，过几天就好了。
　　你这就不懂了吧姐？四姨说，就算是针鼻那么大的伤口，感染了也会要命的。四姨下放之前当过林场医院的护士长，说起话来就格外专业。她问母亲：你知道白求恩吧？他还是专门给别人治病的洋大夫呢，就是手上碰破了个小口子，结果感染了，后来不就死了？
　　妹子，咱是啥命哩，怎么好跟人家比呢。母亲说，咱是遭罪的命，一辈子的罪没遭完，想死也死不了。
　　四姨没有留意母亲眼角闪亮的泪花，她打发二哥去她家跟四姨夫要了些白酒回来，把母亲手上的伤口彻底清洗了一遍。然后点燃一股用旧棉花拧成的麻花绳，吩咐母亲将手上的伤口对准棉绳燃烧时冒出的蓝烟，开始熏。没过多长时间，母亲的伤口处便开始朝外冒黄色的水珠。
　　四姨用她的熏蒸法为母亲的伤口消完毒，又从随身带来的蓝布包袱里拿出一沓黄纸钱，对母亲说，姐，你这伤口应该没啥事了。我领老大、老二哥儿两个去房后小庙，烧点儿纸，替你祷告祷告。
　　那天晚上四姨临走时，悄悄叮嘱大哥、二姐：这两天你们要多在跟前守着你妈，特别是天黑以后。没事你们都别出门，更别让你妈出门。要是觉着她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就赶紧去叫我和你四姨夫。
　　放心吧四姨！大哥豪情万丈地向她保证，我看谁敢把我妈咋样？
　　大哥的万丈豪情未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芦花鸡蜷缩在外屋的柴草堆旁，静静地死了。而且跟二花一样，脖子被咬断了。与二花不同的是，芦花除了脖子上那个明显的血洞之外，身上再无其他伤痕。
　　头天晚上送走四姨，大哥回来闩门的时候还看见芦花在外屋的地上孤单地走来走去。芦花栖身的柴草堆离我们睡觉的地方最远也不过五六步，若是芦花夜里出现什么状况，凭母亲和二姐睡觉时的警醒，应该会有所察觉。事实上，整个夜晚，一家人谁都没有听到任何异样的声音。由此可以推断，芦花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遭袭击者一招毙命。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假设这个袭击者真的存在并且实施了对芦花的袭击，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进到屋子里来的？我家外屋的门被大哥摆弄得严丝合缝，一旦关上，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一朵不祥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家的上空。母亲、二姐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惶恐和不安。三姐赶紧跑去找来了四姨和四姨夫。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拉着四姨的手默默垂泪。
　　四姨低头看着母亲脚下的芦花鸡，只见它正睁着两只空洞的眼睛，似乎想告诉老主人些什么。她轻轻拍着母亲的手，有我在呢姐，你千万别怕！
　　四姨的安慰丝毫没有减轻母亲内心的恐惧，相反，母亲愈发地害怕起来。她颤抖着问四姨，妹子，咱是不是闯下大祸了？
　　这算啥大祸？四姨夫吧嗒着小烟袋接过话来，连小祸也不能算。不就是两只鸡么？现在一个都没有了，看它还能怎么着？上回打死的那只黄皮子（黄鼠狼），皮叫我扒下来换酒喝了，要是它们有种，就来找我好了！
　　四姨脸冲着外面，接过四姨夫的话茬，大声附和道，对，它有啥章程冲我们家使！我们家还有好几只鸡呢，有章程就冲我们来吧！
　　四姨家的鸡一直安然无恙，可是没过多久，我母亲就病倒了，而且病得离奇，病得古怪。
　　


　　四 母親病重
　　冬天的太阳特别懒，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就只发光不发热了，潦草着把一些陈旧的光影，漫不经心地涂抹在院子里。
　　母亲盘腿坐在炕上，眼睛透过窗上仅有的一块玻璃，一眨不眨地盯着院子里的那些斑驳的影子发呆。
　　谷雨刚过，风就开始绕着弯跑，把墙头上的麻雀吹得前仰后合。窗户纸也被吹得发出一阵一阵喑哑的呜呜声。母亲坐在那样的声音里，一动不动。
　　二姐首先发现了母亲的不同寻常。她的一声尖叫，把我们都聚拢到了母亲身边。看着母亲从未出现过的异状，大家吓得带着哭腔一个劲儿喊妈，直喊得声音颤抖着变了形。我们起初呼喊时，还能听到母亲含混不清的应答;过了一会儿再喊，母亲就像老僧入定一般，毫无反应。她脸色灰白，牙齿咬得嘎嘎响，一双眼睛昏暗无神，死死地盯牢了窗外的某一处。
　　二姐三姐两个人一边哇哇地哭着一边不停呼唤，母亲依然毫不理会。二哥抹了把眼泪，急急忙忙去喊来了四姨。
　　四姨过来一看，说你妈是抽了。她麻利地从衣襟上拔出一根银针，让我们扶住母亲。四姨将银针缓缓地捻进了母亲的人中穴，接着又让我们和她一起掰开母亲攥得死死的双手。逐个手指掰开理顺后，按四姨的吩咐，我们还要不停地活动母亲那十根冰凉、僵硬的手指。直到四姨拔出银针，我们才听到母亲的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那种呻吟声非常缥缈，仿佛来自遥远天外的某一个地方。
　　四姨把母亲的身体平放在炕上，开始为她号脉。我们都焦灼不安地盯着四姨的表情，生怕从她的脸上读出什么不祥的神色来。过了片刻，四姨放下母亲的手，安慰我们，你妈没事了，让她睡一会儿吧。
　　清明时节种下的麦子，转眼就绿了满眼。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村里各家各户的猪就要撒出来，由生产队安排猪倌统一赶到草甸子上集中放养。原来的老猪倌冬天得了半身不遂，队长考虑到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就跟大哥说，让二哥来队上放猪。大哥欣然同意。 　　于是，还不满十四歲的二哥就成了村里的小猪倌。
　　全村大大小小的猪加起来有六七十头。那些猪在猪圈里憋了整整一个冬天，乍一放出来，见到了外面广阔的天地，要么傻乎乎呆立不动，要么撒着欢到处乱跑。二哥就得左冲右突不停追赶、归拢。一天下来，累得夜里睡觉一个劲儿哼哼。
　　那段日子正是母亲病重的时候，她害怕注定来临的每一个夜晚，无论是夜幕沉沉，还是月朗风清，即使偶尔睡着了，只要夜空飘过的一块云彩遮住了窗户上的月光，或者风敲窗棂时的声音稍有异样，她都会立刻被惊醒，然后坐起来呆呆地望着窗外，几乎整夜不睡。持续不断的长时间失眠，把母亲折磨得越来越虚弱。望着母亲日渐枯槁的面容，大哥愁得一天说不上三句话，二姐更是整日泪眼婆娑。他们怕我在家吵到了母亲，便让我跟着二哥一起去南甸子放猪。
　　每天到了上午十一点多钟，猪们就吃饱了。它们吃饱之后便开始躺着或是趴着晒太阳。那个时间段也是我和二哥最轻松的时刻。我也像那些猪一样，放松地躺在朝阳坡的草地上，望着又高又蓝的天空上，小鸟无忧无虑地飞着、叫着。
　　二哥坐在我身边，手里握着一根从山东老家带过来的竹笛。那根笛子上面已经裂开了好几条缝隙，一吹起来就漏风跑调，像驴叫。是二姐后来用白线在没有笛孔的部位缠出了几道箍。这样一来，二哥的笛子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二哥把笛子往唇边一横，笛子里就会钻出来各种好听的调调。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二哥总是吹着吹着味儿就变了，变得酸酸苦苦的。
　　我从草地上爬起来，伸手去拽二哥的耳朵，告诉他吹个好听点儿的。二哥止住了笛声，两道眉毛拧成一堆。他抓起我的小手丢到了一边，然后问我，你知不知道咱妈现在病成啥样了？我傻乎乎地摇摇头。二哥叹了口气，你知不知道，村里和咱哥一般大的都有媳妇了，就咱哥还没有。你又这么小，咱妈要是没了，可咋办呀！说着话，二哥眼里的泪水就像菱角叶子上的露珠，闪闪烁烁地滚动了出来，一滴一滴落在花草们的脸上。
　　母亲的病，令我们全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恐慌和忧愁之中。
　　和我们一道承受忧愁的还有四姨一家。
　　母亲抽搐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每天抽搐间隔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四姨对大哥说，你妈这病不能再这么挺下去了，最好是能上公社医院看看。可眼下她这身子骨，在马车上颠簸二三十里地，怕是到不了医院人就不行了。你赶紧去找队长，求他给你派一挂马车，你跟你四姨夫去医院把杨大夫接来吧。
　　四姨说杨大夫是四姨夫当年部队里的卫生员，也是四姨夫手下的兵，现在是公社医院的副院长。他是西医，让他来给你妈看看，开点西药。西药来得快，眼下最当紧的是让你妈能睡着觉。她老是这样一宿一宿熬着不睡觉，那点心血用不了几天就熬干啦。
　　大哥和四姨夫果然把杨大夫请来了。杨大夫经过一番检查，又详细询问了母亲发病前后的一些症状。然后他把四姨、四姨夫以及大哥叫到一旁，说，这病，我治不了，你们还是想想别的法吧。
　　四姨问杨大夫，连你都治不好的病，你叫我们想什么办法？
　　嫂子你也是干这行的，杨大夫说，你应该知道，我治不好的病，不一定别人就治不好。我看大姐这症状，十有八九不是实病。
　　四姨说，我觉着也是。
　　临走前，杨大夫给母亲留下了一些镇静、安神之类的药物。大哥急忙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进杨大夫的上衣兜里。杨大夫脸一冷，随手把钱掏出来砸在我们家炕上，他语气硬硬地问大哥这是啥意思？大哥脸上挤出讪讪的笑，说，大叔，您别嫌少。看着大哥一脸的尴尬，杨大夫突然笑了。他说，小伙子，你当我跑了这么远，是来卖药吗？
　　大哥还没有反应过来，四姨夫就走上前去，用力捶打着杨大夫的肩膀，然后竖起大拇指，对着杨大夫抖了抖，行啊兄弟！你小子这操蛋脾气，一点儿他妈都没变！
　　五 神秘的
　　白胡子老头
　　总共就百十几户人家的村子，长不过三里，宽不过二里半。谁家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用不上一顿饭的工夫就能在村子里传上一个来回。因此，休村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母亲得了怪病，而且也都知道那种怪病邪乎得很，就连公社医院的杨院长来了也没能治好。
　　平日里跟大哥关系不错的几个人，就纷纷帮大哥出点子、提建议。
　　看场院的老起凤告诉大哥，听说东屯的李大神是姜子牙转世，不管什么妖魔鬼怪、胡（狐）黄（黄鼠狼）二仙，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他们屯坟地有一年闹鬼，李大神一个人拎着把桃木剑，在坟地那里大战两天两夜，最后愣是把那个诈尸的女吊死鬼钉在了树上。老起凤补充说明，我呢，是不信这套的，可是病急乱投医，你还是去把李大神请过来，叫他给你妈看看。能看好更好，看不好再想别的招。老这么拖着可不是法子。
　　会计赵大眼镜和我们家算是山东老乡，平时喜欢跟老起凤抬杠，假如老起凤说鸡蛋是母鸡下的，赵大眼镜一定会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不过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却达成了共识。老起凤话音刚落，赵大眼镜在旁边点点头，说，你知道吧小田，我这个人也不迷信，不过有些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杨大夫都说你妈得的不是实病，那咱就得在外病这方面想想招。大伙都说马家窝铺的马寡妇在治外病方面有两下子。王细狗打狐狸得罪了狐仙，全家人都魔怔了，大人孩子满地捡鸡屎吃。马寡妇来了一跳神，没用半个时辰就把一条白狐狸拘了出来。第二天，王细狗全家都好了。我看你还是去请她来给你妈瞧瞧。
　　大哥拿不定主意，就去找四姨和四姨夫商量。四姨的意见是，这种事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反正你妈病成这个样子了，那就试试吧。
　　那个年代，上级是不允许跳神搬杆子的。好在休村只是新立大队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村子距离大队部有十里之遥，属于山高皇帝远。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生产队长，他对自己辖区的封建迷信活动，向来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
　　得到队长默许，大哥放心地出去请回来李大神、马寡妇等三四拨高人，在我们家里乌烟瘴气地昼夜施展本事。
　　待曲终人散，母亲的病不但丝毫未见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加重。之前的每天上午，母亲还能有一阵短暂的清醒。二姐也就会趁着那个时候喂她喝点儿稀粥。后来经过那些大神二神们的折腾，母亲彻底卧床不起了。 　　我们家的日子，就像突然间失去舵手的小船，开始在晦暗的风雨中飘摇。四姨也跟着急得满嘴起火泡，她索性撂下了自家的活计，整天来我们家陪伴着。
　　下了工没事，四姨夫也会过来。他一来，就坐在我家的里屋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烟袋。不知何故，那天四姨突然冲着四姨夫发起火来，她拿眼睛在四姨夫的脸上剜了一下，说，老童，你少抽两口烟能死啊？这一家子孤儿寡母都啥样了，你还他妈有心思在那儿一个劲儿吧嗒？
　　四姨夫听了也不急，只是讪讪地笑一下，赶紧在门框上磕空了烟袋锅。他站起来以讨好的口气问四姨，你还记不记得林场那个老姜头？
　　四姨没好气地问他哪个老姜头？四姨夫说，就是姜大胡子嘛。
　　四姨猛地一拍自己的膝盖，恍然道，对呀，我咋把他给忘了？那老爷子现在得有八十多了吧？也不知道他还能走动道不？
　　你放心好了，四姨夫态度肯定，他要是没死，就是抬，我也要把他给抬来！
　　第二天，大哥和四姨夫就动身去了三百里地之外的双峰林场。
　　你四姨夫原来就是双峰林场的场长，正干得好好的，也不知道因为啥，说下放就给下放了。四姨跟二姐说，这次要不是为了给你妈治病，打死他，他也不会再回那个地方。唉，没脸见人啊！
　　四姨脸上浮现的黯然神色，令二姐无言以对，她端起烟笸箩恭恭敬敬地送到四姨跟前。这一端一送间，足以表明，二姐还从四姨的话里品出了其他的味道。感觉到了二姐的歉疚与不安，四姨马上自责道，二闺女，你看看我呀，跟你说这些干啥呢。
　　在大哥和四姨夫走后的某一天傍晚，母亲的病情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怪状。她无力地倚靠着二姐，慢慢转动着脑袋，目光茫然地划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脸，然后拧过身子趴在二姐怀里，开始呜呜痛哭。哭了一会，又开始莫名其妙地笑。那种哭笑交替的状态正在持续进行着，母亲猛然从二姐的怀里挣脱出来，以极快的速度掠过一条被子，胡乱地裹在了自己的头上，身体蜷缩到墙角里，不停发抖。
　　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哥和四姨夫一前一后，领着一个胳膊上挂着拐棍儿的老头进了屋子。那个老头垂在胸前的大白胡子一飘一飘，被油灯晃得闪闪发光。他的左边脸有一道自上而下的长伤疤，像是爬着一条蜿蜒的大蜈蚣，看起来很瘆人。
　　四姨见状赶紧从炕上下来，忙不迭地叫道：大叔哟，可把你老给盼来了。她接过老头的拐棍儿，又殷勤地帮老头脱下了两只鞋子，搀扶他上了炕。
　　在四姨夫的陪同下，老头儿好不容易喝完了酒，也吃完了饭。他连续打了两声长长的酒嗝，点上一支大前门香烟，微眯着两眼，旁若无人地开始抽。当第一支烟抽剩三分之一的时候，他从烟盒里重新抽出来一支完整的烟卷，然后仔仔细细将两支烟衔接成一支壮观的长烟卷，继续抽。看那老家伙悠然自得的样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短时间之内会为我母亲看病。
　　二姐满脸焦灼，急得偷偷去扯四姨的衣襟。四姨自然明白二姐的暗示。她给老头递上一杯热水，试探着问老头，大叔，您老看我姐这病，今晚咋个治法？
　　老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我乏了，今儿得歇着。明天再说。
　　这个老东西！我在心里暗暗地骂道，我母亲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病着，他不说赶紧治病，吃饱喝足了就想歇着。真他妈不是东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个老头儿除了吃菜喝酒就是抽烟，要么就是拄着拐棍儿在我家房前屋后瞎转悠;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我家前面的菜园边上，看东边场院里的谷草垛，看房子西边的榆树林，或是端详我家的破房子。
　　那些日子我不再跟二哥去南甸子放猪了，我和四姨的独生儿子蛤蟆在一起。我们俩像两条尾巴，整天缀在老头儿的屁股后面。四姨吩咐我和蛤蟆要叫他姥爷，我俩谁都不叫。尤其是我，根本不可能叫他什么狗屁姥爷。请他来是给我母亲治病的，他倒好，每天好酒好烟享受着，却不干活，就知道拄着根弯不拉几的破拐棍儿到处瞎逛荡。
　　有好几次，我真想抬起自己的小脚，在他那个松松垮垮的老屁股上狠狠地踹一下。
　　蛤蟆不想踹他，蛤蟆只是一门心思惦记老头兜儿里的大前门香烟。
　　这老鸡巴灯真操蛋！蛤蟆对老头的傲慢无礼非常恼火。他咬牙切齿地说，咱俩得想个招，给这个老鸡巴灯点儿厉害尝尝！
　　对蛤蟆的提议我欣然赞成。接下来，我们两个背着所有的人，趁着老头去四姨家睡午觉，偷偷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挖出了一个二尺深的陷马坑。坑挖好了，上面用秫秸、蒿子秆之类棚上盖，把挖出来的新鲜泥土丢进路边的沟里，再从别的地方运来干土面，仔仔细细掩盖在陷马坑的盖子上面，然后一点一点地修饰、伪装好，直到我们认为毫无破绽为止。
　　春天的太阳非常可爱，它慷慨地用温暖的光辉照耀着我和蛤蟆，也照耀着我家房西那一大片沧桑的榆树林。榆树的枝条上结满了大串大串的榆钱儿，压得树枝弯弯地朝下坠。掳一把榆钱儿放进嘴里嚼着，黏黏的甜了满口。我和蛤蟆趴在一棵驼背的老榆树上正吃得起劲，看见那个老头也来到了榆树林里。他把拐棍儿倚在树上，手指一弹，半截烟头就飞到了我们栖身的树下面。然后拉开架势，好像在练一种我们叫不上名的功夫。
　　蛤蟆嗖地从树上跳下去，捡起那個还在冒烟的烟头，用中指和食指夹着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抽。大脑袋不时地摇晃两下，脸上洋溢出无比的惬意和满足。
　　我也从树上溜下来，望着那个老头拳掌腿脚都舞弄得啪啪山响，鼻梁子旁边的那道大长疤愈加森然可怖，心里突然涌起一丝冷冷的怯意。我声音颤抖着问蛤蟆，要不，咱把那个陷马坑填死吧？
　　填什么填，不填！蛤蟆打定主意说，我爸不是说他会武吗？他要是踩到了那个坑上面掉不进去，那才算是真会武。咱俩就给他当徒弟，让他教咱俩武功。
　　我对蛤蟆的话有些不解，你不是说要给老起凤当徒弟么？
　　老起凤那老东西更操蛋！他总鸡巴拿把（端架子）。蛤蟆开导我，要是能学会武功，跟谁学还不都一样。
　　老头儿肯定听不到我和蛤蟆的秘密对话。他收了功，又点燃一支烟，拄上拐棍，再一次踏上了菜园前边的小路。从后面打量过去，那个老东西简直就是一头吃饱了草的老牛，慢条斯理地朝前踱去。 　　当老头离我们布设的陷马坑越来越近时，我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我紧张地去抓蛤蟆的手。蛤蟆的手也是凉的，还有点潮乎乎。
　　老头的影子已经漫过陷马坑旁边的标志了，我好像看到了他的一只脚准确无误地踏踩到了坑盖上面，然后就陷了进去。他的身子不再平衡，一栽歪就摔成了狗抢屎。他那根从不离手的拐棍儿也断成了两截，就连装在兜里的大前门香烟，也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
　　然而，一个我和蛤蟆都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是，上述所有的场面根本没有出现。老头儿的脚在踏上陷马坑之前，或者说他根本就没准备让自己的脚踏到陷马坑上，他只是拿手里的拐棍儿在陷马坑上很轻松地一扒拉，我们精心设计的阴谋就流产了。
　　他回过头来，目光像霜一样罩住了不远处的我和蛤蟆，声音也像霜，是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干的吧？
　　蛤蟆摇晃着大脑袋说，不是。老头问，不是你们是谁？蛤蟆冲他伸出一只手，你给我一根大前门，我就告诉你。
　　好，老头诡异一笑，就给你一根。他伸手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烟卷，高高地抛了过来。蛤蟆立刻像猴子一样蹿过去，在白色的烟卷即将落地的时候，一下子抓到了那根大前门。手里攥着烟卷，蛤蟆却一动不动地定在原地。老头那根拐棍另一端弯弯的手柄，此刻恰似一个大钩子，牢牢钩住了蛤蟆大脑袋下面的小细脖子。
　　蛤蟆一边揉着自己刚刚被老头的拐棍勒疼了的脖子，一边心有余悸地回头张望，直到看着老头进了我家屋子，才长长地喘了口粗气，这老鸡巴灯，真厉害！
　　那时我们不知道，老头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六 没有过不去的
　　通天河
　　那天晚上，二姐跪在炕上，和四姨一起扶住虚弱的母亲，坐在老头的对面。
　　老头坐在炕下的一只板凳上，他的面前依次摆放着新打开的一瓶酒，三盒大前门香烟。老头点上一炷香，起身朝四周拜了拜，再把三炷香插进一只盛满小米的碗里，细细的香烟就开始在昏黄的灯影里缓缓盘旋、上升。他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酒，然后抬起右手在炕沿上很响亮地拍了一掌，开口唱道：
　　人过要留名，
　　雁过要留声。
　　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和李四，
　　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跟秋冬。
　　今朝我八十二岁本姓姜，
　　大号我叫姜喜成。
　　喜成今日我把仙家请，
　　山高路远请你走一程。
　　他的嗓音嘶哑、低沉。那腔调乍听有点儿像二人转，还有点像东北大鼓，但仔细品味又都不是。听进耳朵里会让人打哈欠流眼泪，直想睡觉。唱罢开场白，老头停顿了片刻，从怀里摸出几道用紫红色朱砂画好的符。大哥连忙递上糨糊。老头蘸了糨糊亲手将那几道符分别贴在里屋和外屋的门框上。重新坐下，老头又喝了一大口酒，接着唱：
　　天上混沌初开日，
　　造下万物和生灵。
　　有（的）住高山和大海，
　　有（的）住天池和地宫。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行。
　　刮了碰了免不了，
　　冤冤相报没消停。
　　老头唱到此处，原本萎靡虚弱的母亲猛地挣脱了四姨和二姐的搀扶，浑身立刻像筛糠一样哆嗦起来。随着浑身的哆嗦，头也一个劲儿地不停摇晃。母亲的头发是在脑后挽了个旧式的抓髻，随着她头部剧烈地摆动，抓髻开了，半长的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了母亲的脸。我不敢对母亲不敬，但是当时的母亲确实是披头散发，表情悲戚。窗窝上的油灯火苗，被母亲的动作惊扰得起伏不定，摇摇欲灭。四姨和二姐急着上前摁住母亲，被老头制止了，他继续唱：
　　仙家你不言不语不吱声，
　　就像文王请太公。
　　喜成我请你开尊口，
　　折腾病家理不容。
　　母亲双眼紧闭，身体仍抖动着，不过抖动的幅度比之前明显小了很多。
　　有苦你就对我诉，
　　有冤请你来说清。
　　砂锅不打它不漏，
　　道理不讲它不清。
　　房檐矮呀柱脚多，
　　跑不开马，抹不开车。
　　人活都有三不顺，
　　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
　　老头唱完最后一句，母亲果然停止了哆嗦，接着便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哭声中透着无比的悲怨与凄凉。
　　不知过了多久，老头面前的酒瓶里只剩下一小口酒了，他一直没喝。之前的那三炷香早已燃尽，他又重新续上三炷。嘶哑的吟唱再次响起：
　　仙家你不言不语不吱声，
　　好比徐庶进曹营。
　　有苦你就对我诉，
　　有冤请你来说清。
　　哭天抹泪不管用，
　　神仙也有难念的经。
　　一旦喜成我礼数尽，
　　没有法子得用兵！
　　母亲停止了哭泣，唏嘘着勾下了头。
　　老头抓过酒瓶，把最后一点儿酒倒进嘴里，咕咚一口咽下去。然后拿起一根银针在手里捻动著，针尖对准母亲。母亲马上抱紧了自己的头，身体由于恐惧而缩成了一团，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哀怜。
　　老头起身来到外屋，划着火柴点燃了那两道符。再回到里屋时，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昏暗的灯影里，继续捻动着右手里的那根银针。他的目光越过母亲的头顶，直视窗外。
　　天上的月亮斜挂在屋檐上，照得檐下的树枝在微微晃动。炕上的母亲止住唏嘘，居然莫名其妙地两手抱拳，很江湖地冲老头作了个揖。老头摆了摆手，说，你也不用跟我客气，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就算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也不可以为害人间！
　　没有人看清，那个老头是如何以迅捷的手法，将他手里的银针横穿在母亲的人中穴上。
　　只见母亲马上抱紧了自己的头，全身胡乱地摆动着，一个陌生的声音开始哀求：饶了我！饶了我吧！我不敢了，真不敢了……
　　母亲的身体几乎缩成一团，眼睛里充满了痛苦、恐惧和哀怜。 　　二哥和三姐都远远地躲在炕的另一头，拿手捂住眼，不忍再看母亲。他俩压着嗓子在偷偷地哭。我能听见心软的二哥，一声一声地悄悄喊妈。
　　老头盯着母亲的眼睛说，叫我饶你不难，你得先饶了病家，带上你的兵马跟我走，我立马放了你。
　　母亲用力地点了点头。
　　天未亮，老头就离开了我们家。大哥和四姨夫坚持要去送他，老头不同意，算了，你俩一步都不许动弹，又不是我一个人走。你们去了，反倒耽误事。
　　看老头满脸的凝重，二人也不敢勉强，只好立在原地，望着老头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黎明的尽头。
　　到了白天，老起凤悄悄告诉四姨夫，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事，他好像看见场院的马灯下面，一大群黄皮子在搬家。好家伙！大的小的，拖拖拉拉老长一溜。老起凤说，差不多能有上百条黄皮子，从三个大谷草垛底下钻出来，排成了排，不慌不忙地奔南草甸子那边去了。
　　七 日子终于
　　有了盼头
　　如今回望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我认为母亲当年的那场病，其实并无诡异之处。从心理学这个角度去推测，应该可以寻找到病因的——
　　一个含辛茹苦拉扯着五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到了一个远离故乡五六千里，并且荒寒无比的异乡，且不说环境的不适与陌生，单是一贫如洗的生活窘状，就足以令她的心理承受迫近极限。我后来听二哥讲过，我们全家是从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徒步走到了烟台港码头，坐船过了渤海湾，又在大连上了火车，然后一路向东向北，到达目的地下了车。此时母亲的贴身衣兜里只剩下了十几块錢。而那十几块钱，就是我们一家六口人开始重新生活的老本。
　　四姨送的两只母鸡，原本寄托着全家的一丝希望，突遭黄鼠狼残害，希望转瞬破灭。由希望到绝望形成的巨大落差，恰似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母亲本已脆弱的神经不堪重负。黄鼠狼咬死的不只是两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它们咬死了母亲内心刚刚构建起来的期盼。有了那种期盼，再苦的日子也有奔头。没了奔头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很显然，母亲那时的心里充满了对黄鼠狼的忿恨、恐惧、无奈、茫然以及苦闷之类的负面情绪。那些负面情绪相互杂糅，渐渐衍生出一群肆无忌惮的蚂蚁，它们日夜蛀噬着母亲的心理堤坝。当堤坝一旦崩溃，逃离现实，或许是母亲当时唯一的本能选择。哪怕那种逃离是短暂的、是虚无的。
　　就这样，母亲终于掉进了一个她自己设计却无法自拔和掌控的陷阱。
　　关于上述的推测，以我粗浅、有限的心理学常识，或许分析得驴唇不对马嘴。就像我不止一次想起那个老姜头，与其说他是一个神汉，不如说他更接近于一个心理疏导者。假设现有的科学不承认黄鼠狼可以魅人，那么老姜头为我母亲治病的手段，应该接近于今天的心理干预——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打开了母亲郁积的心结，引领她沿着来路一步一步爬出了那个比深渊还深的陷阱。虽然他也烧香、画符，但基本上没有像其他那些神棍、神婆那样故弄玄虚。至于说到他后来领走了那些游荡于休村的黄鼠狼，我在表示怀疑的同时，内心更愿意相信那类现象属于民间的奇人异事。在科学层面尚未得出权威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宽容一点儿，把类似现象权且当成UFO一样的待解之谜便是。
　　秋天的松嫩平原是萧瑟的，也是忙碌的。旷古的雁阵在天空中忙着题写最后的落款，土地上的人们一如蚂蚁般忙着收割庄稼、搬运粮食。
　　傍晚下了工，大哥连手也顾不上洗就冲到饭桌前，抓起一块玉米面发糕，一口就咬下了大半块。看起来，那大半块发糕已经严重超出了他的口腔容量，无论咀嚼还是翻卷起来都相当困难。为了缓解口腔内部的巨大压力，大哥试图把到嘴的发糕采取狼吞或者虎咽的方式先运送到胃里再说。可是他的运送程序过于仓促，以至于那些未经充分搅拌的食物在抵达胃部之前卡在了半路上，卡得大哥像一只长脖子老等，伸长脖子连声哏喽。
　　母亲见状，赶忙盛出一碗温乎乎的土豆丝汤，递给大哥。
　　大哥喝汤的样子跟三姐课本上写的那样：河边有条大水牛，喝起水来不抬头;一边喝进去，一边往外流——他将碗里的菜汤喝进肚子的同时，两只眼睛上的阀门好像没有关紧，一些水珠从他的眼角处渗出来，又噼里啪啦滴落到汤碗里……
　　那暄腾腾甜丝丝的发糕和不凉不热的菜汤，是母亲病好之后为我们做的第一顿饭。母亲的一场大病，就像一股骤然而至的狂风，撕裂了我们家的日子。如今母亲好了，我们吃着她亲手做出来的饭菜，享受着再次回归的母爱，我们的身上就会长出用不完的力气。有了力气，我们就可以把破碎的日子重新缝补起来。经过缝补的日子，一定会更结实！
　　吃饱了饭，大哥打着饱嗝去四姨家借来了锯子，按照老姜头临走时的吩咐，爬上梯子，把那根从房西树林子一直探伸到我们家房檐下面的榆树枝齐根锯掉了。那根粗如人臂的榆树枝被锯下来之后，大哥发现树枝下面隐藏着一个鸭蛋大小的洞口。没有了树枝的掩护，那个黑黢黢的洞口格外醒目、扎眼。大哥拿起一根细枝条试探着朝洞里捅去，枝条的前端竟从外屋棚顶露了出来。原来那个隐秘的洞是里外连通的！
　　从梯子上下来，大哥几乎可以断定，杀死芦花鸡的凶手，当时一定是顺着树枝钻进洞里，再沿着洞内的通道进入屋里。而天棚与地面之间恰巧支着一根顶梁柱，那根顶梁柱就成了凶手上下的梯子。这样，它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现场，作完案再沿原路逃走。
　　四姨家的老母鸡又孵出了一窝小鸡雏。四姨说她嫌埋汰，就把老母鸡和所有鸡雏一起送到了我们家。四姨告诉母亲，姐，这些小鸡仔还是你来养着吧，到时候，让我吃现成的鸡蛋就行。
　　好啊好啊！母亲心知肚明，满怀感激地收下了那一窝小鸡。
　　秋天的每个早晨，三姐打开鸡舍的门，那些小鸡们就连跑带飞，直奔房前的草地，草窠里有吃不完的虫子和蚂蚱。到了晚上，它们一个个都把嗉子吃成了圆鼓鼓的皮球。四姨就笑母亲养了一群野鸡。
　　西风起，秋草黄。
　　我家房西那棵被大哥锯掉了树枝的老榆树，打春天起就没发芽。队长说，它死了，伐掉吧。伐了，正好打两副犁杖。
　　几个木匠把那棵老榆树伐倒之后，发现它的树心早已烂空了，空出了一个上下贯通的洞。树洞里倒出了好大一堆死耗子，每只耗子的脖子都被咬断了。可是那些死耗子竟没有腐烂，都风干成了木乃伊。
　　冬天打场，人们发现场院里的耗子比往年都多，大白天就敢蹿到庄稼垛上，大模大样地嗑粮食，见了人也不知道害怕。即将到手的收成，眼睁睁看着被成群结队的耗子们糟蹋，队长的眼睛急成了两粒红樱桃。在他的心目中，每一粒粮食都像金疙瘩一样宝贵，他不能允许喂养村庄的粮食被那些不劳而获的耗子们享用。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队长喊来经验丰富的老起凤和四姨夫。
　　经多见广的老起凤对此也是满脸茫然，他说自己活了七十多年，头一遭碰上这样的蹊跷事。耗子本来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它咋就冷不丁地不怕人了呢？
　　望着队长溃烂的红眼边和两边嘴丫子鼓起的燎泡，老起凤安慰他说，你也不用太着急上火，没准是天年。
　　四姨夫则显得讳莫如深，他告诉队长，这可能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没了降服耗子的东西，它们就该跑出来造反了。
　　你们俩呀，一个比一个云山雾罩！有问你们这个工夫，我还鸡巴不如去抱两只猫过来。说完，队长像一匹孤独的骡子，蹶哒蹶哒，失望而去。
　　生产队年底分红，大哥、二哥一年挣的工分，扣除我们全家六口人的口粮款，再还清母亲得病时欠下的亏空，居然还领回了八十多元钱现金。
　　接过大哥双手递上来的钱，母亲反复数了两遍。然后，她生怕手上的钞票会飞走，紧扣双手将它们死死捂在掌心里。那些钱仿佛是有血肉、有呼吸的，因为我似乎听见了它们在母亲的双手之间发出疼痛的叫喊。
　　母亲喜极而泣。她松开扣在一起的双手，用一只手把钱举起来，仰头望着窗外的天空：死鬼呀，你看到了么？孩子们开始长大了，我有倚靠了，你在那边就放心吧！
　　责任编辑 郑心炜
　　插 图 程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