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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向来关注新技术、新经济,沈南鹏带给中国人的红杉资本却一直在那些人力资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对不足的产业里发力。这意味着什么?
沈南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第五届亚太投资峰会上入选2009年度最佳投资人之一。他是携程网、如家的联合创始人,分众传媒、金丰易居投资人之一,对分众的投资实现其“一年赢得十倍回报”的预言。他在多家中国私人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在携程员工中还有“沈南鹏做哪家公司董事,就去买哪家股票”的神化说法。曾任德意志银行董事兼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在美国雷曼兄弟证券和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任过职。1989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赴美,1992年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2005年9月,全球最大的VC(风投)——红杉资本宣布由沈南鹏与张帆一起创始红杉中国。目前管理总额约10亿美元和约10亿人民币的总计4期基金,已投资人和商业控股、匹克运动、利农农业、飞鹤乳业、新浪、麦考林、奇虎、大众点评网等近50家企业。红杉资本1972年在美国硅谷成立,拥有超过60亿美元总资本,共投资500余家公司,200多家成功上市。曾投资苹果电脑、思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Paypal等众多创新型的领导潮流的公司。
要在沈南鹏身上直接找到官商结合的方法,并不容易,他拥有红杉资本的国际资本背景,在中国,他所涉猎的行业都是一些基本放开的产业。看上去,沈南鹏绝对是纯粹的商人,而且,与其他单纯的投资家和企业家不同,他既是大名鼎鼎的投资家,又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国内太多的创业者得到了沈南鹏的资本喂养,他的风险投资、财务投资甚至是天使投资,都让他风生水起,盛极一时。
而在企业操作的层面,他曾经一度放弃投资业务,直接操办了携程、如家这样妇孺皆知的企业。某种意义上,携程、如家这样的企业模式,在没有被沈南鹏复兴起来之前,基本上被政府和一部分商人看得一钱不值,没有人想到要去垄断,也没有人想到要去投资,但沈南鹏却把它做成了传统产业和信息技术完美结合的优美案例。
但问题还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比如,众人了解的红杉资本向来关注新技术、新经济,沈南鹏带给中国人的红杉资本却一直在那些人力资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对不足的产业里发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沈南鹏判断,一方面,中国的新经济尚未真正成型,尚处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之中,这样的市场环境显然不是投资的理想之地;而另一方面,中国真正有大利润的产业还在垄断之下,即使沈南鹏有心涉足,但政策显然不允许,因此,他的大好商业才华,只能在一些边缘地带游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意。
我知道沈南鹏不会认同这样的论断,他看到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兴起,在整体的经济态势拉动下,商业不存在核心与边缘之分。总有人选择那些热闹的核心产业,但也有人只从商业的角度关注那些成长型的产业。
沈南鹏的话有道理,但他不能因为自己选择的商业模式,就否认另外一个事实,即30年来中国私人企业都是在经济的末梢地带发展,是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方法将这些末梢产业放大到今天兴盛的程度。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企业家可以庆幸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但不能由此认为,目前垄断产业和国有企业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如此,我们的问题得以提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完全放弃了官商结合传统的企业架构,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商业机会?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会更有气象?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是不是更加豪迈?
投资项目看中“中国消费”
苏小和:在硅谷,资本一般都比较看好新技术与新经济,但在中国,红杉资本似乎更加关注传统产业。探究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所谓的低成本,二是看好中国的新技术。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沈南鹏: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讲。硅谷的投资家们都将精力关注在所谓技术革新上,比较成功的如红杉,它抓住了每一次变革、每一个趋势,而不是仅仅抓住了某一家企业。但在中国,体现的则是另外一个场景。
在中国,能够有爆炸性成长的行业非常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软件等行业。其实很有意思,中国软件行业的增长可能还比不上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比如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我们肯定认为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市场,但它每年的增长率远远超过软件行业。哪些属于传统行业,哪些属于新兴行业,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有没有爆发性、前瞻性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行业变化的格局,而无需去定义传统与非传统。
苏小和:分析你在中国的所有投资行为,会发现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基于传统产业;二是将传统产业嫁接到internet上。
沈南鹏:也未必如此,比如我们所投资的匹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30年前它还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厂,跟很多福建、浙江、江苏的知名企业一样,但10年前,匹克的经营者意识到中国消费即将突起,于是开始打出“匹克”这张商品牌,现在做到与李宁、安踏齐名,进入前三。
这是一个我们投资中国的最经典案例。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的投资也成功,就是利农。它现在是中国领先的绿色蔬菜生产商,在西兰花、小南瓜、樱桃、番茄市场上拥有第一名的市场力。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在美国,这些行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很难产生大的公司。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红杉的一个巨大机会。这是美国的投资基金不可想象的。而且,这里也需要高端技术。以色列的农业走在中国前面,所以我们从那里引进了一些高端技术。
苏小和:那你的投资行为对全球化的依赖程度有多大?
沈南鹏:在很多地方我们借鉴海外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在中国。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很少投资那些主要以海外市场为主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某种产品只要能够在中国被大家所欢迎,那它的增长潜力将非常非常大。从匹克的衣服到利农的蔬菜,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一个更重要的旋律。“中国制造”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而“中国消费”就是生产自己的品牌,在国内消费。
苏小和: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整体对外的依赖度太强,而我们的内需市场不足,拉动不足。作为投资人,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表述?
沈南鹏:经济危机来了后,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内需,但从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处于一个高增长阶段。当然,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规模问题,比如,匹克5年前可能以两倍、三倍的速度增长,今年可能只有50%-60%的增长。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些基础方面的增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有太大的动荡,当然一些中高端产品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体育用品、蔬菜等都是人们离不开的。
谁是企业股东并不重要
苏小和:科斯有一个著名的定理,“教育费用”,据此,有人说在中国做生意,教育费用会过分高企。你有什么看法?
沈南鹏:从大的环境来讲,我感觉中国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良性。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资最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关于教育成本,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很低的成本,而且政府的支持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创新行业,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比如,政府给一些大学生提供二三十万的创业贷款,这些资金的投入比我们风投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既没有股权要求,也无需担保,只是说帮助这批达到一定标准的年轻人创业。这在美国有吗?可能没有。
现在,资本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资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产业,应该由资本本身决定。总体来讲,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你有好的管理理念,有好的投资方向,有好的经营团队,那你肯定可以赚到钱。
苏小和:在中国无论做投资,还是做企业,政府关系是否处理得好是判断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感觉你所有的投资都在政府容许的范围之内,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讲,是在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之中。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市场没有开放。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对待这个现象?
沈南鹏:在我们所关注的行业中,有的有政府监管,比如媒体行业、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有的则相对少一些,比如消费品行业;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比如新材料、新能源,因为它享受一些政府补贴。
所以,不能说我们涉及的行业全部都是自由竞争的行业。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政府参与,在美国,新能源的发展现状跟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支持比欧洲弱,新材料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想做到真正的自由竞争是很难的。
但是,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政府支持的只是一批企业,而这一批企业当中也还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谁能做得更好一点,我相信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也就是竞争力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万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这里确实需要对宏观政策的正确解读,但万科在管理上的出类拔萃也非常重要。
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资本的转换过程,对于企业而言,股东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不同的企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经营机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苏小和:从刚才的话中,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上市公司一定要专注。中国的企业特别热爱多元化,作为投资家,你怎么看中国企业的这种现象?
沈南鹏:这个问题非常好。红杉美国作为全球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基金,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年平均回报率超过50%,这已经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过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业平均成长率在50%。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专注不专注,关键在于这个行业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与潜力。
今天,如果我是企业家,一旦看到某个行业或企业有50%的持续增长潜力,那我就不会分散投资,因为再去投资的企业能否做到50%成长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这个企业每年只有10%的增长,那我就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到外面寻求有更好回报的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回报率的问题。作为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更多的是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个核心竞争力可以延伸,比如做某个业务的中游,那可以考虑往上游或下游走,但关键在于,在中游的能力是不是足够强,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效果可能会更差。
苏小和: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应该越来越高。这里牵涉到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至少企业的股东都要有知情权。在国内,这个现象很少有人思考,但我发现你在思考。
沈南鹏: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越透明,市场就会给你更高的议价。因为你越透明,大家对你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把握性。这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些治理机制好、透明度高的企业,投资者对它信任度高,而信任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市盈率越高,这样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会得益。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这也回到之前的问题,交易成本降低了。
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
苏小和: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家国意识,希望产业救国,这是一百年来的一个恒久的主题,这一点你身上有吗?
沈南鹏:这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的一种心结,这与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教育环境与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与我们一起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合在一起的力量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在政府资源、政府资金以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在帮助不同的行业成长。
苏小和:那么在家国意识、产业救国方面,你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家有哪些?
沈南鹏:我觉得,这样一种家国意识在当年比较有代表性,比如荣氏家族,张谦,这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但重要的是,我认为企业需要赚钱,给股东回报,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巨大的社会效应。因为企业所谓的利润,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润,都来自于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你不可能成功。作为企业家,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这就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包括回馈社会,未必就是说做多少慈善。
慈善很重要,但慈善的背后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感提升。借用谷歌的话来讲,作为基金,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不做欺诈性的事情。同样我们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阳光企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公益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今天有一个赚钱机会,但属于短期行为,而且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有限,你做不做?仔细想一想后,我未必会去做,我应该将时间与精力花在打造一些早期的企业上。其实,投资早期企业非常辛苦。
苏小和:你既了解美国的制度的框架,对中国的情况也比较清楚,那在平时,你是否会思考一些关于宪政、法制方面的问题?
沈南鹏:这是我们在国内做投资必须思考,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法制环境越来越好,现在的问题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执行层面,就是怎样使政府能够在执行上有更高的效率。
苏小和:作为一名企业家,你有什么缺点?
沈南鹏:缺点其实很多,对我来说,做投资家可能比做企业家更好一些。因为我不太关注细节,作为企业家来说还不够,但作为投资家,至少还能及格。另外,过去我们走得比较快,心态有点急躁,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依靠整个环境。
苏小和:那作为投资家,你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沈南鹏:还是时间太短,我真正开始做投资其实也就四年时间,现在,我们投了近50家企业,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对企业来说,聪明与灵活不是重点,关键是能够不断积累。
投资是一种文化。我们正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长期的投资之路,它的出现需要时间。我相信,四五年之后,我们的投资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红杉所坚守的一句话,“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
沈南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第五届亚太投资峰会上入选2009年度最佳投资人之一。他是携程网、如家的联合创始人,分众传媒、金丰易居投资人之一,对分众的投资实现其“一年赢得十倍回报”的预言。他在多家中国私人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在携程员工中还有“沈南鹏做哪家公司董事,就去买哪家股票”的神化说法。曾任德意志银行董事兼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在美国雷曼兄弟证券和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任过职。1989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赴美,1992年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2005年9月,全球最大的VC(风投)——红杉资本宣布由沈南鹏与张帆一起创始红杉中国。目前管理总额约10亿美元和约10亿人民币的总计4期基金,已投资人和商业控股、匹克运动、利农农业、飞鹤乳业、新浪、麦考林、奇虎、大众点评网等近50家企业。红杉资本1972年在美国硅谷成立,拥有超过60亿美元总资本,共投资500余家公司,200多家成功上市。曾投资苹果电脑、思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Paypal等众多创新型的领导潮流的公司。
要在沈南鹏身上直接找到官商结合的方法,并不容易,他拥有红杉资本的国际资本背景,在中国,他所涉猎的行业都是一些基本放开的产业。看上去,沈南鹏绝对是纯粹的商人,而且,与其他单纯的投资家和企业家不同,他既是大名鼎鼎的投资家,又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国内太多的创业者得到了沈南鹏的资本喂养,他的风险投资、财务投资甚至是天使投资,都让他风生水起,盛极一时。
而在企业操作的层面,他曾经一度放弃投资业务,直接操办了携程、如家这样妇孺皆知的企业。某种意义上,携程、如家这样的企业模式,在没有被沈南鹏复兴起来之前,基本上被政府和一部分商人看得一钱不值,没有人想到要去垄断,也没有人想到要去投资,但沈南鹏却把它做成了传统产业和信息技术完美结合的优美案例。
但问题还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比如,众人了解的红杉资本向来关注新技术、新经济,沈南鹏带给中国人的红杉资本却一直在那些人力资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对不足的产业里发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沈南鹏判断,一方面,中国的新经济尚未真正成型,尚处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之中,这样的市场环境显然不是投资的理想之地;而另一方面,中国真正有大利润的产业还在垄断之下,即使沈南鹏有心涉足,但政策显然不允许,因此,他的大好商业才华,只能在一些边缘地带游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意。
我知道沈南鹏不会认同这样的论断,他看到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兴起,在整体的经济态势拉动下,商业不存在核心与边缘之分。总有人选择那些热闹的核心产业,但也有人只从商业的角度关注那些成长型的产业。
沈南鹏的话有道理,但他不能因为自己选择的商业模式,就否认另外一个事实,即30年来中国私人企业都是在经济的末梢地带发展,是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方法将这些末梢产业放大到今天兴盛的程度。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企业家可以庆幸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但不能由此认为,目前垄断产业和国有企业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如此,我们的问题得以提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完全放弃了官商结合传统的企业架构,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商业机会?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会更有气象?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是不是更加豪迈?
投资项目看中“中国消费”
苏小和:在硅谷,资本一般都比较看好新技术与新经济,但在中国,红杉资本似乎更加关注传统产业。探究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所谓的低成本,二是看好中国的新技术。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沈南鹏: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讲。硅谷的投资家们都将精力关注在所谓技术革新上,比较成功的如红杉,它抓住了每一次变革、每一个趋势,而不是仅仅抓住了某一家企业。但在中国,体现的则是另外一个场景。
在中国,能够有爆炸性成长的行业非常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软件等行业。其实很有意思,中国软件行业的增长可能还比不上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比如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我们肯定认为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市场,但它每年的增长率远远超过软件行业。哪些属于传统行业,哪些属于新兴行业,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有没有爆发性、前瞻性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行业变化的格局,而无需去定义传统与非传统。
苏小和:分析你在中国的所有投资行为,会发现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基于传统产业;二是将传统产业嫁接到internet上。
沈南鹏:也未必如此,比如我们所投资的匹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30年前它还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厂,跟很多福建、浙江、江苏的知名企业一样,但10年前,匹克的经营者意识到中国消费即将突起,于是开始打出“匹克”这张商品牌,现在做到与李宁、安踏齐名,进入前三。
这是一个我们投资中国的最经典案例。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的投资也成功,就是利农。它现在是中国领先的绿色蔬菜生产商,在西兰花、小南瓜、樱桃、番茄市场上拥有第一名的市场力。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在美国,这些行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很难产生大的公司。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红杉的一个巨大机会。这是美国的投资基金不可想象的。而且,这里也需要高端技术。以色列的农业走在中国前面,所以我们从那里引进了一些高端技术。
苏小和:那你的投资行为对全球化的依赖程度有多大?
沈南鹏:在很多地方我们借鉴海外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在中国。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很少投资那些主要以海外市场为主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某种产品只要能够在中国被大家所欢迎,那它的增长潜力将非常非常大。从匹克的衣服到利农的蔬菜,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一个更重要的旋律。“中国制造”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而“中国消费”就是生产自己的品牌,在国内消费。
苏小和: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整体对外的依赖度太强,而我们的内需市场不足,拉动不足。作为投资人,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表述?
沈南鹏:经济危机来了后,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内需,但从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处于一个高增长阶段。当然,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规模问题,比如,匹克5年前可能以两倍、三倍的速度增长,今年可能只有50%-60%的增长。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些基础方面的增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有太大的动荡,当然一些中高端产品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体育用品、蔬菜等都是人们离不开的。
谁是企业股东并不重要
苏小和:科斯有一个著名的定理,“教育费用”,据此,有人说在中国做生意,教育费用会过分高企。你有什么看法?
沈南鹏:从大的环境来讲,我感觉中国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良性。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资最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关于教育成本,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很低的成本,而且政府的支持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创新行业,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比如,政府给一些大学生提供二三十万的创业贷款,这些资金的投入比我们风投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既没有股权要求,也无需担保,只是说帮助这批达到一定标准的年轻人创业。这在美国有吗?可能没有。
现在,资本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资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产业,应该由资本本身决定。总体来讲,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你有好的管理理念,有好的投资方向,有好的经营团队,那你肯定可以赚到钱。
苏小和:在中国无论做投资,还是做企业,政府关系是否处理得好是判断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感觉你所有的投资都在政府容许的范围之内,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讲,是在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之中。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市场没有开放。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对待这个现象?
沈南鹏:在我们所关注的行业中,有的有政府监管,比如媒体行业、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有的则相对少一些,比如消费品行业;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比如新材料、新能源,因为它享受一些政府补贴。
所以,不能说我们涉及的行业全部都是自由竞争的行业。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政府参与,在美国,新能源的发展现状跟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支持比欧洲弱,新材料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想做到真正的自由竞争是很难的。
但是,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政府支持的只是一批企业,而这一批企业当中也还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谁能做得更好一点,我相信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也就是竞争力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万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这里确实需要对宏观政策的正确解读,但万科在管理上的出类拔萃也非常重要。
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资本的转换过程,对于企业而言,股东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不同的企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经营机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苏小和:从刚才的话中,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上市公司一定要专注。中国的企业特别热爱多元化,作为投资家,你怎么看中国企业的这种现象?
沈南鹏:这个问题非常好。红杉美国作为全球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基金,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年平均回报率超过50%,这已经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过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业平均成长率在50%。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专注不专注,关键在于这个行业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与潜力。
今天,如果我是企业家,一旦看到某个行业或企业有50%的持续增长潜力,那我就不会分散投资,因为再去投资的企业能否做到50%成长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这个企业每年只有10%的增长,那我就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到外面寻求有更好回报的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回报率的问题。作为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更多的是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个核心竞争力可以延伸,比如做某个业务的中游,那可以考虑往上游或下游走,但关键在于,在中游的能力是不是足够强,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效果可能会更差。
苏小和: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应该越来越高。这里牵涉到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至少企业的股东都要有知情权。在国内,这个现象很少有人思考,但我发现你在思考。
沈南鹏: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越透明,市场就会给你更高的议价。因为你越透明,大家对你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把握性。这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些治理机制好、透明度高的企业,投资者对它信任度高,而信任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市盈率越高,这样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会得益。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这也回到之前的问题,交易成本降低了。
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
苏小和: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家国意识,希望产业救国,这是一百年来的一个恒久的主题,这一点你身上有吗?
沈南鹏:这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的一种心结,这与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教育环境与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与我们一起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合在一起的力量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在政府资源、政府资金以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在帮助不同的行业成长。
苏小和:那么在家国意识、产业救国方面,你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家有哪些?
沈南鹏:我觉得,这样一种家国意识在当年比较有代表性,比如荣氏家族,张谦,这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但重要的是,我认为企业需要赚钱,给股东回报,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巨大的社会效应。因为企业所谓的利润,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润,都来自于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你不可能成功。作为企业家,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这就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包括回馈社会,未必就是说做多少慈善。
慈善很重要,但慈善的背后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感提升。借用谷歌的话来讲,作为基金,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不做欺诈性的事情。同样我们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阳光企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公益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今天有一个赚钱机会,但属于短期行为,而且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有限,你做不做?仔细想一想后,我未必会去做,我应该将时间与精力花在打造一些早期的企业上。其实,投资早期企业非常辛苦。
苏小和:你既了解美国的制度的框架,对中国的情况也比较清楚,那在平时,你是否会思考一些关于宪政、法制方面的问题?
沈南鹏:这是我们在国内做投资必须思考,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法制环境越来越好,现在的问题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执行层面,就是怎样使政府能够在执行上有更高的效率。
苏小和:作为一名企业家,你有什么缺点?
沈南鹏:缺点其实很多,对我来说,做投资家可能比做企业家更好一些。因为我不太关注细节,作为企业家来说还不够,但作为投资家,至少还能及格。另外,过去我们走得比较快,心态有点急躁,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依靠整个环境。
苏小和:那作为投资家,你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沈南鹏:还是时间太短,我真正开始做投资其实也就四年时间,现在,我们投了近50家企业,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对企业来说,聪明与灵活不是重点,关键是能够不断积累。
投资是一种文化。我们正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长期的投资之路,它的出现需要时间。我相信,四五年之后,我们的投资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红杉所坚守的一句话,“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