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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巧妙地相结合，分析了新老中产阶级的转化和20世纪中期形成的白领世界，通过对这一阶层命运的塑造，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过程，揭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般结构，其结论对于理解中产阶层和现代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白领；老式中产阶级；新式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D6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33－02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成名作，被公认为是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经典之作。该书语言生动形象，资料翔实，既分析严谨又不乏作者所极力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作者分析了新老中产阶级的转化和20世纪中期形成的白领世界，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群随着社会变迁由“昔日特立独行的个体”转化为“如今默默无闻的庸人”这一白领阶层的“众生相”，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米尔斯的意图不仅仅限于批判白领阶层，他通过对这一阶层命运的塑造，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过程，揭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般结构，从而对现代社会的非人化、政治冷漠和异化进行批判。
一、自平衡社会与老式中产阶级
在米尔斯那里，老式中产阶级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主要由农场主、小业主、商人、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一群人，他们靠个人奋斗致富发家，具有“拓荒者”的精神，是私有财产的坚决捍卫者。与新式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并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阶层，“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通常被视为坚韧的一群个体——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一群可以迅速成长为像任何人一样强大的男子汉”。在米尔斯看来，造成他们这种独立性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他们拥有自身的财产，掌握自己的命运。“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就必须掌握自己的灵魂。要掌握自己的灵魂必须掌握自己的财产，即获得经济保障的手段”。一旦拥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可以脱离经济权威而独立，不必依附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正是因为普遍拥有自己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财产，所以老式中产阶级获得了新式中产阶级不曾有过的自由、安全和独立，他们是绝对的个体，在没有权力中心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构建了一个“自平衡的社会”。
二是当时他们处于一个自由主义的“自平衡社会”。在那个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科层化的工业社会也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整个社会充满自由竞争的氛围，“……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人来说，竞争从来不仅仅是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非个人机制，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自由的保证。竞争是创造自由的个体，创造英雄用武之地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自力更生的传奇之中……由于没有封建的传统，没有官僚的国家机器，个人主义者被罕见地置于这个自由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似乎是自我运作的，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似乎也是自我造就的。个人自由似乎是社会秩序的通则，而这种个人自由本身又被赋予安全。在这里，一个自由的而非受剥削的人，一个独立的而非受传统束缚的人，面对着一片大陆，牢牢抓住了它，并用它创造出无以数计的商品”。
但是，工业化“隆隆”的机器声和伴随而来的政府权力的扩大、科层制组织的扩张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这一切打破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冲破了老式中产阶级那种“自平衡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其中的必然后果就是：除了一少部分人拥有自己的财产，握有政治上的大权，其他大部分人沦为无产者。“在三至四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已经从一种企业家的松散分布过渡到一种日益由专门化的职业结构来实现的科层式协调。它的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科层制的铁笼”。于是，各种各样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科层制组织遍地出现了，伴随经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介于最高管理层和最低直接生产层之间的辅助性、管理性和技术性的职位，昔日“特立独行的”老式中产阶级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新式中产阶级悄然无声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二、科层化工业社会与白领新中产阶级
新式白领主要由经理、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各式各样的办公人员组成，就收入而言，他们属于社会上的中低层收入群体，从财产拥有情况来看，他们与工资劳动者的地位一样，“绝非处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准确地说，他们的财产－阶级地位和雇佣劳动者并无二致”，属于“无产者”。但是，他们在职业上“多少是处于中间的”，在声望方面，他们也比工资劳动者要高，即使是下层白领雇员的大多数，如办公室工人和推销人员，他们也依然享有中产阶级的名望。米尔斯认为，新旧中产阶级的转变，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从有产者到无产者的转变；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是从财产分层到职业分层的转变。之所以把这群人称作中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上面是大阔佬；下面是孤立无助的雇佣劳动者”。但是，白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阶级，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与雇佣劳动者相重叠。
在米尔斯看来，20世纪新出现的这些白领新式中产阶级，他们没有老式中产阶级的那种独立性，也没有他们的那种光荣梦想，他们总是依附于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或是政府，或是公司，或是军队，白领的出现是“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他用颇具马克思色彩的笔调写道，白领渴求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他们的共同利益不足以将他们结成一个整体，“就其内心而言，他们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而从外部来看，他们则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作为群体，他们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作为个人，他们没有创设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在从各个方面刻画了白领新式中产阶级的面貌后，米尔斯看到了什么图景呢?
(一)被异化的生活方式
工业化创造了大量无意义的、机械化的工作，所以，白领就是从异化劳动中产生出来，他们是一群大机器工业的殉葬品，他们是缺乏个人独立性的小人物，他们置身于庞大的科层组织体系中，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或领导，只是扮演一个处在管理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中间角色。米尔斯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对白领的生活方式和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白领阶层与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他们置身于庞大的文件堆，成年累月地重复着同样的文书工作，缺乏生活的激情，也缺乏理想和信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归何处，所以，疯狂地把自己的休闲时间用于专门向他们推销的替代性消遣上，沉溺于各种人为刺激，成为“快乐的机器人”。对此，米尔斯写道：
“空虚者的娱乐奠基于他们自身的空虚和无法填补的空虚；这种娱乐并不能够像老式中产阶级的娱乐和欢颜那 样，使人们趋于平静和放松；它也不能像手工艺者的生活模式那样，重新孕育出人们的工作自觉性；他们通过休闲来摆脱工作中永无止境的折磨，凭借消极的奢侈享受和尖叫消蚀生活的鼓噪”。
(二)认同分裂和地位恐慌
由于自领阶层并不是处于一种独立的地位，他们是依附于各种科层组织和权力精英的，其声望体系也是极不稳定而且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他们处于社会中间的位置，与最低层的雇佣劳动者不同；另一方面，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又一无所有，具有与雇佣劳动者同样的本质特征，处在“地位的无产阶级化”的尴尬位置。所以，中产阶级面临认同分裂，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所属。米尔斯写道，“(他们)既没有接受什么，也没有拒斥什么；既没有打消希望，也没有消除反抗……没有任何文化的基础可以依托。为了安全起见，他必须使自己依附于什么，但是似乎又没有哪个社区或组织是真正属于他的。由于面临认同分裂和高度矛盾的地位角色，中产阶层非常看重自身的声望，他们希望借助消费和符号等各种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获得地位认同，但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他们又存在强烈的“地位恐慌”。
(三)政治后卫
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一，彼此的共同利益并未把他们组织成一个整体。所谓中产阶级崛起论，是相对中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长和伴随而来的职业地位考虑的，但是，就社会政治力量所必需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而言，白领还是一个分散的、没有联系的自在阶级。“他们从未参加过经济斗争；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了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他们也没有大面积加入工会；没有任何主要政党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也没有谁想过他们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可能跟在哪个集团或运动的尾巴后面跑?而答案是，似乎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冷漠和异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异化，结果是：上层权力精英不断联合，而且常常表现出有意的合作，中下层则是大众的冷漠，成为政治的碎片，不断向无权状态发展。
三、结语
米尔斯在那个时代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进行了最生动、最深刻的阐发，不愧是一位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科层化工业社会的到来，看到了这种社会所具有的非人化、异化、“无人身操纵”对启蒙以来人类的核心价值——理性与自由——带来的威胁。其实，白领只不过是生活在这种“机器社会”中无数男男女女的一群，默默无闻的又何止是白领中产阶级?米尔斯笔下的白领“众生相”值得每一个文明时代的人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也面临着白领同样的命运?
正如米氏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论断，随着现代社会庞大科层组织的发展和进一步的理性化，人类珍贵的价值——理性与自由正面临危机，人们被庞大的科层制“铁笼”所异化，成为“快乐的机器人”，他们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能被动地适应生活环境。事实上，转型社会中产阶级的命运只不过是整体人类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米尔斯的发问振聋发聩：“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品位也许正在衰退，而许多人由于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难道这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知识分子米尔斯对社会转型和中产阶级代际更替的探索也实现了他的知识抱负，即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发扬理性与自由，关注“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帮助人们认清他们所处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促进公众的肩蒙和头脑的清明。
[参考文献]
[1][美]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7，12－13，59，188，导论，280.
[7][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0.
[责任编辑：敖红]
[关键词]白领；老式中产阶级；新式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D6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33－02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成名作，被公认为是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经典之作。该书语言生动形象，资料翔实，既分析严谨又不乏作者所极力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作者分析了新老中产阶级的转化和20世纪中期形成的白领世界，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群随着社会变迁由“昔日特立独行的个体”转化为“如今默默无闻的庸人”这一白领阶层的“众生相”，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米尔斯的意图不仅仅限于批判白领阶层，他通过对这一阶层命运的塑造，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过程，揭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般结构，从而对现代社会的非人化、政治冷漠和异化进行批判。
一、自平衡社会与老式中产阶级
在米尔斯那里，老式中产阶级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主要由农场主、小业主、商人、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一群人，他们靠个人奋斗致富发家，具有“拓荒者”的精神，是私有财产的坚决捍卫者。与新式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并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阶层，“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通常被视为坚韧的一群个体——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一群可以迅速成长为像任何人一样强大的男子汉”。在米尔斯看来，造成他们这种独立性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他们拥有自身的财产，掌握自己的命运。“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就必须掌握自己的灵魂。要掌握自己的灵魂必须掌握自己的财产，即获得经济保障的手段”。一旦拥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可以脱离经济权威而独立，不必依附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正是因为普遍拥有自己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财产，所以老式中产阶级获得了新式中产阶级不曾有过的自由、安全和独立，他们是绝对的个体，在没有权力中心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构建了一个“自平衡的社会”。
二是当时他们处于一个自由主义的“自平衡社会”。在那个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科层化的工业社会也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整个社会充满自由竞争的氛围，“……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人来说，竞争从来不仅仅是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非个人机制，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自由的保证。竞争是创造自由的个体，创造英雄用武之地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自力更生的传奇之中……由于没有封建的传统，没有官僚的国家机器，个人主义者被罕见地置于这个自由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似乎是自我运作的，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似乎也是自我造就的。个人自由似乎是社会秩序的通则，而这种个人自由本身又被赋予安全。在这里，一个自由的而非受剥削的人，一个独立的而非受传统束缚的人，面对着一片大陆，牢牢抓住了它，并用它创造出无以数计的商品”。
但是，工业化“隆隆”的机器声和伴随而来的政府权力的扩大、科层制组织的扩张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这一切打破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冲破了老式中产阶级那种“自平衡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其中的必然后果就是：除了一少部分人拥有自己的财产，握有政治上的大权，其他大部分人沦为无产者。“在三至四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已经从一种企业家的松散分布过渡到一种日益由专门化的职业结构来实现的科层式协调。它的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科层制的铁笼”。于是，各种各样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科层制组织遍地出现了，伴随经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介于最高管理层和最低直接生产层之间的辅助性、管理性和技术性的职位，昔日“特立独行的”老式中产阶级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新式中产阶级悄然无声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二、科层化工业社会与白领新中产阶级
新式白领主要由经理、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各式各样的办公人员组成，就收入而言，他们属于社会上的中低层收入群体，从财产拥有情况来看，他们与工资劳动者的地位一样，“绝非处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准确地说，他们的财产－阶级地位和雇佣劳动者并无二致”，属于“无产者”。但是，他们在职业上“多少是处于中间的”，在声望方面，他们也比工资劳动者要高，即使是下层白领雇员的大多数，如办公室工人和推销人员，他们也依然享有中产阶级的名望。米尔斯认为，新旧中产阶级的转变，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从有产者到无产者的转变；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是从财产分层到职业分层的转变。之所以把这群人称作中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上面是大阔佬；下面是孤立无助的雇佣劳动者”。但是，白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阶级，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与雇佣劳动者相重叠。
在米尔斯看来，20世纪新出现的这些白领新式中产阶级，他们没有老式中产阶级的那种独立性，也没有他们的那种光荣梦想，他们总是依附于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或是政府，或是公司，或是军队，白领的出现是“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他用颇具马克思色彩的笔调写道，白领渴求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他们的共同利益不足以将他们结成一个整体，“就其内心而言，他们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而从外部来看，他们则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作为群体，他们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作为个人，他们没有创设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在从各个方面刻画了白领新式中产阶级的面貌后，米尔斯看到了什么图景呢?
(一)被异化的生活方式
工业化创造了大量无意义的、机械化的工作，所以，白领就是从异化劳动中产生出来，他们是一群大机器工业的殉葬品，他们是缺乏个人独立性的小人物，他们置身于庞大的科层组织体系中，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或领导，只是扮演一个处在管理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中间角色。米尔斯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对白领的生活方式和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白领阶层与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他们置身于庞大的文件堆，成年累月地重复着同样的文书工作，缺乏生活的激情，也缺乏理想和信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归何处，所以，疯狂地把自己的休闲时间用于专门向他们推销的替代性消遣上，沉溺于各种人为刺激，成为“快乐的机器人”。对此，米尔斯写道：
“空虚者的娱乐奠基于他们自身的空虚和无法填补的空虚；这种娱乐并不能够像老式中产阶级的娱乐和欢颜那 样，使人们趋于平静和放松；它也不能像手工艺者的生活模式那样，重新孕育出人们的工作自觉性；他们通过休闲来摆脱工作中永无止境的折磨，凭借消极的奢侈享受和尖叫消蚀生活的鼓噪”。
(二)认同分裂和地位恐慌
由于自领阶层并不是处于一种独立的地位，他们是依附于各种科层组织和权力精英的，其声望体系也是极不稳定而且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他们处于社会中间的位置，与最低层的雇佣劳动者不同；另一方面，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又一无所有，具有与雇佣劳动者同样的本质特征，处在“地位的无产阶级化”的尴尬位置。所以，中产阶级面临认同分裂，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所属。米尔斯写道，“(他们)既没有接受什么，也没有拒斥什么；既没有打消希望，也没有消除反抗……没有任何文化的基础可以依托。为了安全起见，他必须使自己依附于什么，但是似乎又没有哪个社区或组织是真正属于他的。由于面临认同分裂和高度矛盾的地位角色，中产阶层非常看重自身的声望，他们希望借助消费和符号等各种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获得地位认同，但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他们又存在强烈的“地位恐慌”。
(三)政治后卫
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一，彼此的共同利益并未把他们组织成一个整体。所谓中产阶级崛起论，是相对中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长和伴随而来的职业地位考虑的，但是，就社会政治力量所必需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而言，白领还是一个分散的、没有联系的自在阶级。“他们从未参加过经济斗争；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了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他们也没有大面积加入工会；没有任何主要政党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也没有谁想过他们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可能跟在哪个集团或运动的尾巴后面跑?而答案是，似乎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冷漠和异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异化，结果是：上层权力精英不断联合，而且常常表现出有意的合作，中下层则是大众的冷漠，成为政治的碎片，不断向无权状态发展。
三、结语
米尔斯在那个时代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科层化理论进行了最生动、最深刻的阐发，不愧是一位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科层化工业社会的到来，看到了这种社会所具有的非人化、异化、“无人身操纵”对启蒙以来人类的核心价值——理性与自由——带来的威胁。其实，白领只不过是生活在这种“机器社会”中无数男男女女的一群，默默无闻的又何止是白领中产阶级?米尔斯笔下的白领“众生相”值得每一个文明时代的人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也面临着白领同样的命运?
正如米氏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论断，随着现代社会庞大科层组织的发展和进一步的理性化，人类珍贵的价值——理性与自由正面临危机，人们被庞大的科层制“铁笼”所异化，成为“快乐的机器人”，他们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能被动地适应生活环境。事实上，转型社会中产阶级的命运只不过是整体人类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米尔斯的发问振聋发聩：“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品位也许正在衰退，而许多人由于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难道这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知识分子米尔斯对社会转型和中产阶级代际更替的探索也实现了他的知识抱负，即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发扬理性与自由，关注“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帮助人们认清他们所处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促进公众的肩蒙和头脑的清明。
[参考文献]
[1][美]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7，12－13，59，188，导论，280.
[7][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0.
[责任编辑：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