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的时间长了，教过多少学生都无从统计，我过去的学生，短的也许只听过我几节课，而长的则被我挤兑了三年。教书的头几年，走在街上，偶尔有人喊我一声老师，我一般先是朝他愣一会儿眼，然后直点头应答，而此时头脑中还在快速地搜索着，希望能想起眼前这位陌生人叫什么名字，是我什么时候的学生，然而，能够想起来的时候很少。现在，情况就更复杂了，我甚至分不清在喊我的是过去的学生还是现在学生的家长。但无论如何，答应总是不错的。
　　学生在校时，对他的情况我也许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学生毕业后的头两年，都还回母校来坐坐，看看昔日的老师，谈一谈自己的情况。时间一长，来往也就越来越少，再往后，绝大多数就会音信全无，偶尔有学生来坐一会儿，谈起谁谁发了，谁谁栽了，我口里虽然应着，然而头脑中对其中的大多数早已没有印象了。
　　我在教学这个岗位上工作，接受领导的安排，教什么年级，有哪些学生会出现在我的班上，都是偶然的。不过，无论教什么学生，在他们之中，肯定是有优有劣的。我的责任就是向他们传授指定的学科知识，演示做人的道德规范，至于我能对学生产生多大的影响，是很难说的。家庭成员、同学、朋友，或者说学生熟悉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就说老师，学生也不会只你一个老师吧？也许你的某一项行为，或者你与学生之间发生的某一件事，会对学生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你肯定难以左右学生的人生轨道。
　　总有一些人不厌其烦地提起过去的学生，说当年自己是如何如何教他的，现在他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总会有学生被送进大学，也总会有学生被送进失业队伍。如果你认为将学生送进大学是你的成功，那么，你将学生送进失业的队伍不就说明你的失败么？所以，我不会在别人面前说起我是怎样将某某学生教到考入清华、北大的，而非要我说时，我只能明确地说学生是如何如何聪明，他在任何老师的教导下都会成为高材生，他的成绩绝对不只是我教出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优秀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不着你教的，他能偶尔让你回答他的一个问题已经很不错了。以去年我带的班级考入清华、北大的几位学生来说吧，从高二起，我就直言，我的课你们完全可以不听，作业也可以不交。然而他们依旧在我所教的学科表现得非常优秀，偶尔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还得与他们讨论大半天。去年网上介绍武汉外国语学校的一位老师从来不布置作业，学生考得依旧令人羡慕得不得了。这消息我信，因为我从相关报道中知道，这所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说是千里挑一也不为过。
　　学生的发展虽然不是天生注定的，但影响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应是学生自身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给予的影响。我教书这么多年，与学生之间的故事也能装上几箩筐，但我从来不认为我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只是学生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教过的学生走上社会后，成为专家也罢，成为领导也罢，这些都不是我的功劳；就像他们中有的人成为囚犯不是我的责任一样。因为我对他们的付出与我对那些最终成为社会中最普通公民的学生的付出基本是一样的。尽管我为顽皮的学生操过更多的心，对优秀的学生给予稍多的关注，但我觉得那都是我应尽的责任，因材施教使然。
　　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许多的老师，而他的成就是哪一位老师造就出来的呢？当每一位老师都指着他说，这是我教出来的，我们是否会觉得这样有点滑稽呢？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位教过他的老师——徐特立，不过，我们还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其他老师的名字呢？还有多少人知道徐老教过的其他的学生呢？我敢肯定，毛泽东不止徐特立一位老师，徐老也不止毛泽东一位学生，毛泽东的成就绝对不可能只是徐老教出来的。我之所以知道徐老，是因为毛泽东主席那一句感动着许多人的名言“三十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三十年后的今天，您仍然是我的老师”。否则，我是否知道徐老还是一个未知数。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牛顿的老师是谁？爱因斯坦的老师是谁？布什的老师是谁？江泽民的老师是谁？同样，希特勒的老师是谁？本·拉登的老师是谁……
　　所以，任何一位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千万不要认为优秀的学生是你教出来的。衡量我们的成就，不应是我们教过多少优秀的学生，而是我们教出了多少合格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