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谈起南非世界杯,或许你已记不清谁捧杯、谁进球,但你一定会记得我——“呜呜祖拉”(Vuvuzela)。我有这个自信。
　　其实我只是一支来自中国汕头的喇叭,同数百万同胞一样,在一番漂洋过海的旅行之后,我才出现在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之上,也正是在这里,我有了一个威震世界的新名“呜呜祖拉”。因为南非世界杯上的杰出表现,我和我的伙伴们成了全球明星,在南非、在美国、在欧洲的众多赛场上,我们都能尽情巡游。
　　从中国到南非,我的名字改了,身价也升了。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
　　
　　中国出生
　　
　　三个多月前的一个夜晚,在我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从一台吹塑机里诞生之前,还只是一颗颗米粒大小的塑料颗粒。这台四周被木板固定着的吹塑机很神奇,不要一分钟,它就能完成塑料颗粒的溶解、成型、冷却等过程。等到我从那根像巨大的水龙头一样的管道里缓缓探出头时,我—一支足足有66厘米长的橙黄色喇叭,就此诞生。
　　此时我仍只是一个半成品。一位穿着蓝色T恤衫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正坐在机器旁等着我。她斜靠在塑料椅上,双手戴着厚厚的手套,一只手里握着锋利的裁纸刀。在我跌落到地面之前,她会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她是个业务熟练的“接生婆”,这样的动作,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
　　裁纸刀飞快地削去了我身上多余的边角,接着我被抛进一个大竹篮里。我很欣喜,因为篮子里已经躺着几十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伙伴。这些初生的同伴们正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前途未卜的未来,我的主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呢?
　　没有谁想到,在这间充斥着浓烈塑胶气味的工厂里诞生的自己,不久之后会漂洋过海到南半球,在南非这个遥远的国度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大明星。
　　同伴们在叽叽喳喳,我却很好奇这个世界。
　　夜色早已降临,几十位工人仍在足有两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车间中忙碌着,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汗珠,面前堆满了喇叭。可能是因为在生产我的过程中气味刺鼻,一部分女孩都戴了口罩。更多人选择不戴,因为车间原本就闷热,再戴口罩只会更难受。
　　还没来得及插上话,我和同伴们就被一位年轻女孩抬到隔壁的包装车间里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喇叭的海洋,数不清的喇叭像小山一样堆积着,几十位工人夹杂其间,一刻不停地把我们装进透明的塑料袋里,然后再扔进一个纸箱,纸箱填满就封存。
　　同伴实在太多,我的一个同伴都被挤压得变形了。一位女工用手把它恢复了形状,接着把它放在口里试着吹了一下。她已经尽了全力,我的同伴却只是发出了一个低沉的声响。旁边的工友们大笑,“怎么你的肺活量还这么小”。
　　说笑之间,这些女孩一边娴熟地给我和同伴穿上“衣服”,一边笑嘻嘻地小声闲聊她们的工作和生活。
　　从她们口中我知道,我出生的这家工厂名叫裕鑫塑胶制品厂,位于中国汕头一个名叫澄海的地方。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玩具制造基地,数千家玩具厂每年制造出了难以计数的魔方、积木、沙滩铲等各类玩具。这些玩具除一小部分销往中国内地外,更多的则会飘洋过海出现在异国他乡。我们,这些后来出现在南非赛场上的“呜呜祖拉”,超过90%都是澄海造。
　　裕鑫塑胶制品厂有200多位工人,他们大多20岁左右,不说粤语,来自遥远的北方乡村。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就在工厂车间和集体宿舍两点一线间往复。每天早晨七点半,这些工人便会准时走进有些闷热的工厂里,接下来的漫长工作时间里,除了中途的两次吃饭时间,他们都要在车间里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半,工作就像钟摆一样单调。
　　一位被称为“吴姐”、看上去年龄稍大些的女工在将我和同伴们整齐地装进塑料袋时,鼓励她身边的几位年轻人要好好干,早点成为熟练工人,这样每个月就能挣到2000元。她自豪地说,自己现在一个月能挣到2400元以上。她身旁的这些年轻人,大都进厂不久,现在每个月只能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
　　在吴姐正打算把纸箱盖下的时候,一只大手把我从纸箱中抽了出来。我见到了这个工厂的主人—一位看上去三十出头、名叫陈志雄的男人。
　　
　　等待远行
　　
　　陈志雄握着我仔细端详。一位助手模样的员工在他身旁介绍着生产进度。我惊讶地得知,这间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工厂里,将生产出上百万支跟我大同小异的喇叭,而我们的未来归宿将是异国他乡。而这一切,在我们还是一粒粒不起眼的塑料颗粒时就已经命中注定。
　　今年3月,一家深圳的贸易公司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了裕鑫塑胶制品厂的网址。在此之前,受远在南非的一家玩具进口商委托,这家贸易公司开始在中国为其大量采购喇叭。这些中国生产的喇叭会通过玩具进口商批发到南非的众多超市、百货店里。
　　3个月之后,没有什么器具会比喇叭更受南非人欢迎了,因为非洲大陆上第一届世界杯就会在这里开打。这片非洲大陆的球迷一向将喇叭视为宣泄激情的最佳伴侣。
　　而我聪明的主人,陈志雄在去年年中时,就在互联网中关于南非世界杯层出不穷的报道中意识到了潜伏着的商机。他让工厂的产品部门设计出了多种款式的喇叭,并把这些产品的样品图片上传到了互联网上。
　　当一张张订单从主人的传真机里滴滴嗒嗒地冒出来时,我跟伙伴们的未来旅程也就随之确定下来了。这些订单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海外,新的主人是谁,我们依然毫不知情。只隐隐约约地听到那位助手遗憾地说,我们将被运往南非、荷兰、丹麦等国家,每支的出厂价只有两元钱。这些订单绝大部分都是国际经销商直接下达的,也有极小部分来自国内的浙江义乌、广东深圳、香港等贸易商,这些贸易公司承接了一部分的外国订单。
　　陈志雄将我重新放回纸箱里后,我听到他的一声叹息:“唉,一支喇叭只能挣到5%的利润。”5%的利润是多少?后来我才知道,仅仅是0.1元。
　　一阵哗哗声,吴姐用塑胶密封带把我和一堆同伴们封装在黑暗中。我们被搬到了仓库的一角,被一个又一个装满了同伴的纸箱不断地压在身上。
　　不知在黑暗中昏睡了多久,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一下子腾空而起了。一位工人托着我们这只箱子走了几分钟,把我们用力扔到了某个高台上。外面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发动声,我意识到,命中注定的那天已经来临,现在我们要向某个方向远行了,只是目的地不详。
　　汽车速度很快,没有走走停停,一定是飞驰在高速公路上。我开始怀念那些把我生产出来的年轻工人们,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单调的劳作,生产一个又一个我;我也怀念陈志雄,没有他去年的灵机一动,也许我现在不过是一个被抛弃在路边的废塑料袋。
　　在一阵浑厚悠长的汽笛声中,我又一次腾空而起。如果这时从高处俯瞰,一定能看到壮观的景象—大大小小的货轮像五颜六色的贝壳一样停泊在汕头港码头旁,一个个庞大的集装箱像火柴盒一样,被那些高高耸立的起重机提起、放下。
　　在汕头或是深圳港口里,无数件像我这样被中国工厂制造出来的商品从此踏上了远航之途。极少数运气更好的,会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奔赴目的地。
　　在海关的点验货中,我知道了自己的目的地—遥远的南非,那里正是冬天。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跟同伴们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雨交加的大洋上航行着。途中,有几次轮船短暂停留靠站,一些伙伴中途被卸下了,他们去哪里,我不知道。
　　漫长的黑暗中,大家越来越激烈地猜测着各自的最终归宿。我们都迫切地想知道将来吹奏自己的那个家伙究竟能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自己将出现在万人瞩目的世界杯赛场里,我身旁有几个同伴已忍不住跃跃欲试了。
　　终于,一天清晨,在钢缆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中,我们再一次被提到了一辆货车上。傍晚,在嘈杂的叫喊声中,我们被一箱箱地搬进了那家南非进口商的仓库里。在随后几天辗转数地的拆卸和分发后,我和数十位伙伴在兴奋中告别了其他的同胞。
　　
　　南非扬名
　　
　　我们十分庆幸地被分到了约翰内斯堡市索维托镇的一家杂货店里,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正是这届世界杯开幕式的举办地—约翰内斯堡足球城球场。
　　让我十分诧异的是,在这家出售各种球迷用品的杂货店里,我们见到了不少同胞—鲜艳的球迷假发、造型夸张的眼镜、五花八门的小型国旗,它们来自于中国浙江的工厂。
　　6月11日下午,一位穿着灰色夹克衫、戴着iPod的黑人小伙子和自己的女朋友走进了杂货店,兴高采烈的他们买下了我和另一位同伴。挂在我们身旁架子上的一顶假发告诉我,我们的价格是三美元一支,差不多相当于近20元人民币。不过与我们形状相似、原产南非的喇叭,价格却是我们的两倍—6美元。
　　天啦!这足足比我离开裕鑫塑胶制品厂时高出了近十倍。看着杂货店老板笑眯眯收钱的样子,我终于明白当初陈志雄为什么要叹息了。
　　但很快,街道上那些狂欢着的球迷们就让我融入了兴奋的浪潮中。小伙子搂着女朋友说,“我会吹呀,吹呀,直到世界杯结束的那一天”。果然,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抿着嘴朝着我细小的进气口拼命吹了一口气,随着一阵巨大的嗡嗡轰鸣声传出,他的女朋友哈哈大笑着堵住了自己的耳朵。我终于知道自己能发出多大的声音了。
　　当天晚上,在亿万人关注着的约翰内斯堡足球城球场里,我和数以万计的喇叭发出了铺天盖地的轰鸣声,让无数人欣喜若狂,也让无数人饱受折磨。
　　也是在这个晚上,我们知道现在自己有了一个已经无人不知的一个新名字——“Vuvuzela”(呜呜祖拉)。这个名字据说源自南非的祖鲁语,就是“vuvu噪音”的意思。
　　这个名字一定会让那些习惯于把我称为喇叭的裕鑫塑胶制品厂的工人们莫名其妙。但让我高兴的是,我为他们在南非赛场里发出了让所有人“印象深刻”的轰鸣,希望这能给他们带去更多的订单。
　　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鉴于在南非足球场上的惊人表现,据说美国、欧洲的赛场上已经出现了我同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