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镆铘、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人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到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非无动于衷，而是尽量的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询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州的俞正，贵州的程鸿诏诸家大师，都靠这种帮助而脱离了险境。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指出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最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补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
　　 为人、为官、治世、为政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本文摘自于培杰编著的《智者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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