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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的制假售假买假环境，让打假成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法律的缺失，加上惩处的威慑力不够，使得打假如同割韭菜一样，打掉一批，很快又长出一茬，效果不明显
国际反假联盟（IACC）的一个决定，让阿里巴巴陷入尴尬境地。
尽管此前双方合作良好，一个月前，阿里巴巴甚至高调宣布以“一般会员”身份加入IACC，没想到遭到Michael Kors、GUCCI等二十多个权利人会员的强烈反对，甚至不惜退会表明态度，迫使IACC取消“一般会员”类别，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三家电商平台性质的公司被暂停会员资格。
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摆放着十几台缝纫机，一筐筐花花绿绿的布料杂乱地堆在地上，让人几乎无从下脚。天花板上电线密布，一个个白色接线板悬在头顶，和小吊扇近在咫尺。虽然是白天，四周却拉着窗帘，屋里仅靠几个台灯照明，光线昏暗。
就在这样的小屋里，数以万计的假耐克、假阿迪被生产出来，然后被贴上商标，流向全国各大批发市场和零售店。
在福建莆田，这样的假鞋工厂俨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制鞋、贴标、包装、物流各司其职，并延伸出假发票、假包装、假标牌、假说明书等相关产业。根据阿里巴巴去年基于线上大数据绘制的全国各城市造假产业top排名，福建莆田在假运动鞋产业上遥遥领先，远超第二名30多个百分点。
这是阿里巴巴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线下打击的成果之一，也是阿里巴巴四维打假模式的具体体现。所谓“四维打假”，就是“线上追踪”“线下定位”“权利人共建”“24小时全年无休”，这就意味着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用户在电子商务行为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开展分析、提炼、归纳、建模，之后对有关涉假行为直接处理，或者把这些涉假信息提供给执法机关，并协助其开展线下打击。
这是阿里在多年打假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根据阿里官方信息，早在2002年，淘宝网还没建立时，阿里巴巴就建立了知识产权维权通道。2005年，阿里巴巴组建安全部，并逐步建立全面的账户安全、信息保护、反欺诈等管理机制，利用大数据构建强大的实时风险防御能力。因为安全部成员低调神秘，在公司内部又被称为神盾局，这个名字取自美剧《神盾局特工》。
谈及阿里为什么要打假，阿里巴巴安全专家胡冰认为是出于自保的需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讲了一个故事：他曾接触过中国某生产婴儿肚脐贴的著名企业，惊讶地发现这个企业居然还有一个打假部。那个部长干了十五年的专业打假，经常要去寻找市场上的假药线索，甚至要蹲点、找仓库，然后把信息提供给工商、公安部门，让他们进行线下打击。“按道理，实体企业把自己产品生产好，质量把关好就行，打假这件事情不应该让企业增加额外负担来做，但现有情况下，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一个牌子很快就被造假者给毁了。”
因此胡冰认为，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方，更应该在打假上义不容辞。而且阿里巴巴有强大的数据能力，可以迅速提升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使其打击更加精准。
2011年，阿里巴巴开展了线下打假工作，成立了打假特战队，当时刚从警校刑侦专业毕业的石建（化名）负责组建这支队伍。这支特战队由公司各部门员工自愿参加，这些人本身就比较有正义感，甚至一部分人还在执法部门工作过，有较为丰富的调查和取证经验。
黄浩（化名）就是特战队的一名队员，作为一名阿里员工，他很少在办公室待着，而是时不时去各地假货市场暗访，和售假贩子斗智斗勇，甚至深入层层设岗的仓库，拿到照片、视频、实物等一手资料，交给工商、公安等执法部门，并配合参与线下打击。这份工作需要经常风餐露宿不说，暗访过程中还可能会遇到被识破的风险。
“当然，我们在培训时就会被反复告知，遇到危险赶紧撤，所以一般不会轻易犯险。但做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大家还是有种情怀在里面。”黄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除了线下调查取证，安全部的日常工作还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平台内的商品进行实时防控。何涛（化名）就是负责这部分技术的工作人员，主要涉及技术产品还有一些数据算法。
瘦高个、戴眼镜、不爱说话，何涛一副标准技术男形象，但一谈到自己的工作和技术，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详细介绍了他所做工作的技术原理。具体说来，就是当有新商品上架、旧商品信息发生变动等情况，数据会自动进行筛查，文字信息中但凡涉及类似“同款”，以及品牌名称等关键词的商品会被拦截上架。这些关键词会根据情况不断更新完善。
在数据模型不断完善的同时，售假商家也逐渐找到空子可钻，比如关键信息不写在文字上，而是放到图片里。于是，何涛和他的团队又开始研究如何拦截图片上的关键信息，比如品牌logo等。这条路堵上后，售假商家又会继续寻找新的漏洞，比如在图片上公布微信号、QQ号，和买家在社交平台上私聊，谈好后再来淘宝交易。很快，这些图片上的密码又被破解，现在很多商家已无计可施，图片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拦截图片上的信息，这在全国都是非常领先的技术，我们做到了。”何涛一脸自豪。
阿里巴巴合伙人、首席治理官郑俊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日常信息上，阿里的四维打假系统已实现每秒分析数据1亿次，一天下来就是8.64万亿次，系统上线以来，已成功拦截了1.2亿余件涉假商品信息在淘宝网发布。“这是一个不断攻防的过程，直到将售假商家逼到无路可退，自动离开。”
2015年，阿里巴巴对2014年全年在线上风险控制中主动发现拦截上架，以及消费者投诉中被核实的售假商品链接，以及背后被阿里处罚关闭的上百万涉嫌售假商品，通过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制作了一个中国的假货活跃指数地图。
“这个指数在地图上展示出有三个特点。”胡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是沿海集中化。沿海几个经济发达省份，指数最高，名列前几名。二是全国有扩散化趋势。随着互联网发展，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也零星出现假货。三是产业地标化。通过对互联网上假货集中的几个类目进行分析，阿里巴巴以市为单位做了全国假货指数的top排名，发现了一个规律。比方说，运动鞋是莆田遥遥领先，手机是深圳遥遥领先，箱包、化妆品是广州遥遥领先，具有明显的产业地域性特征。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要管假运动鞋，先管住莆田，要管假手机，先把深圳管住，可能就是这样指向。”胡冰说。
此外，阿里巴巴利用高德地图，将中国地图划分为若干个一平方公里的方框，如果方框内有500家以上被查处过的售假店铺，就插上一面红旗，最后发现全国地图上有二三十面红旗，这就对应了中国知名的假货集散地，比如北京的秀水街，杭州的四季青，深圳的华强北等。
阿里巴巴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国务院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双打办”），双打办决定在浙江省进行试点。
2015年9月，阿里通过与浙江警方合作，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云剑行动”，抓捕犯罪嫌疑人300名，涉案总价值达8.16亿元。
三个月后，2015年12月，阿里巴巴组建平台治理部，郑俊芳被任命为首席治理官，管理着2000多人的团队，主要负责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信用炒作等管理事宜。
“打假这件事情绝对不仅限于平台治理部这个平台，更像是一个统一对外的接口，其他各部门发现假货问题时，知道直接找我们来沟通协调就行了，这就是平台治理部存在的意义。”郑俊芳说。
这么多年来，阿里巴巴参与打假和知识产权保护，试图甩掉公司成立以来的“售假”标签，然而，来自权利人的质疑和排斥，让阿里意识到这么多年来，这个标签原来一直如影随形。
“电商平台是有一定‘原罪’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这使得品牌企业对电商平台的信任度难以形成或长期维系。因此，在打假方式、手段及力度上，各方难以形成共识，这或许是造成平台与企业关系紧张的原因所在。
公开信息显示，几大品牌权利人会员反对阿里巴巴加入IACC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阿里巴巴是“假货渠道”的巨头。
实际上，这个指责和质疑，在阿里巴巴成立之初就有，特别是购物网站淘宝网的建立，在中国开创了C2C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大量的淘宝小店入驻淘宝，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抛售着质量良莠不齐的商品。
在浓浓的“屌丝文化”下，“江浙沪9块9包邮”这句淘宝最著名的宣传语应运而生。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催生出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一批专业的淘宝村。
随着店铺越来越多，淘宝店主刷信用、删差评、售卖假货、虚假宣传等不良竞争行为成为行业“潜规则”。被媒体曝光的淘宝店小二受贿事件，让淘宝这个全球最大的C2C平台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某种程度上说，电商的蓬勃发展是制假者泛滥的‘助推器’。”李俊慧进一步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由于电商平台在发展初期，轻视或忽视知识产权保护，给不法分子借助电商售假提供了平台或渠道，而在加大查处力度时，电商平台片面强调监管部门责任，而忽视平台责任，更是让售假者觉得“有恃无恐”，此外，电商平台对入驻商家及商品的审查力度较弱，也让售假者有机可乘。
2008年4月，淘宝网推出专注于服务第三方品牌及零售商的淘宝商城（天猫），开启了B2C模式。淘宝商城有着较为严格的准入门槛，相对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2009年，淘宝商城将有着光棍节之称的“双十一”赋予新的符号，在这一天开展促销活动，虽然参与的商家有限，交易额却远超预期。此后，“双十一”变成电子商务平台一年一度的网络盛事，交易额也逐年剧增，仅2015年“十一”，全天交易额就达912.17亿元，进一步奠定了阿里巴巴在电商平台中的地位。
但网购狂欢之后，关于发货延迟、假冒伪劣、买家秀等吐槽就不断出现，为“双十一”抹上一丝黯淡的色彩。
如今，阿里巴巴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交易平台，以淘宝为代表的C2C模式和以天猫为代表的B2C模式，构成了阿里巴巴王国的最主要商业模式。天猫官网数据显示，目前天猫已有5万多家商户，7万多个品牌入驻。2014年，作为天猫平台延伸方案的天猫国际正式推出，让国际品牌直接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也让国际知名品牌和一些奢侈品牌成为阿里巴巴的权利人。
这些品牌权利人和阿里巴巴开始了“相爱相杀”的历程。一方面，他们需要借助天猫的平台发展线上业务；另一方面，面对不断冒出的假货，他们又希望阿里巴巴能够承担起打假重任。
对于权利人这样的想法，郑俊芳显得有些无奈，“他们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用做，我们把所有假货都解决掉，这可能吗？”
李俊慧认为，站在品牌企业角度，未经授权或许可的商品可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本身会让企业觉得电商平台先纵容制假、售假，又以此要挟品牌企业入驻。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不满情绪也是人之常情。
面对权利人的抵制，消费者的质疑，竞争对手的嘲笑，终于，阿里巴巴用一封公开信做出这样的回应：“有没有IACC，打假都在进行。”
崇尚武侠文化的阿里巴巴，这次似乎是决心做个仗剑江湖的孤独侠客了。
在严密的技术和严厉的打击之下，阿里巴巴旗下真的没有售假店铺了吗？
《中国新闻周刊》以阿迪达斯Stan Smith绿尾小白鞋为关键词，在淘宝上进行搜索，共搜到283个店铺卖同款运动鞋。按照价格进行排名，最低的38.61元，最高的1万元。而在天猫旗舰店上，该款鞋的价格在799～899元之间。
在阿里旺旺上，《中国新闻周刊》和价格最低的几个店铺的客服交流，当问及是否正品时，大多数店铺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是正品，只有两个店铺用“是高的”“质量和专卖店差不多”等语句暗示是假货。而问及产地时，这两个客服都表明将从福建发货，这和阿里巴巴的全国指数top数据大致吻合。
为什么在阿里巴巴声称的高端技术条件下，淘宝依然会有这样明显低劣的售假商铺存在？对此，郑俊芳表示，价格并非判定假货的标准，“因为价格因素受多种因素影响，清尾货、老款、代购、二手，都有可能低价出售。不能因此就判断是假货，最有权利判断的只有权利人。” 郑俊芳表示，对于买家来说，一方面无法判断是否假货；另一方面，因为价格低廉，加上退货程序比较麻烦，很多人会懒得做投诉处理。
“在我们的消费者投诉平台上，有个选项是投诉理由，实际上，真正认为是假货而投诉的比例非常低，大概只有万分之几。”郑俊芳说。
而一旦消费者认定为是假货，阿里巴巴也会进行兜底赔付。阿里巴巴集团总裁伊文思在5月19日召开的IACC大会上表示，仅去年一年，阿里巴巴就一共冻结了销售假货商户大约7200万美元的资金，另外给购买到假货的消费者退款1200万美元。
尽管阿里巴巴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成本”去打假，依然得不到权利人和消费者的认同。
对此，胡冰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制假售假买假环境，让打假成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法律的缺失，加上惩处的威慑力不够，使得打假如同割韭菜一样，打掉一批，很快又长出一茬，效果不明显。
在胡冰看来，法律缺失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电子证据的无效。比如法律规定售假5万元以上就能定罪，在阿里巴巴参与线下打击的很多案例中，大数据显示售假者已经超过5万元，但在其抓获的现场证据中，却达不到这个标准。按规定，电商交易的电子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他们脱罪。
另一个表现则是制假者的日趋狡诈。石建在参与很多线下打击时发现，很多制假者将制假环节做了很细的划分。比如在这个厂房里，工人只负责做白板，做好后，由专人拿到另一个地方贴标、包装。“光做白板不能认定制假，而光贴标也不能认定制假，最后就逃脱法律制裁。”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令打假队员们感到沮丧。
李俊慧认为，虽然有关部门一直在查处，但是并没有对制假者形成有力震慑，使得制假售假仍屡禁不绝，前赴后继。一是因为查处力度小，让制假者会觉得回报率高。二是因为属地查处模式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会让制假者心存幻想，觉得有运作空间。三是因为依托电商平台销售，让制假者觉得多了一层保护伞或隐身衣。
李俊慧表示，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结合当前制假、售假监管中存在的短板或不足，综合采取立法、执法等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包括加大查处及惩罚力度，探索跨区域或异地查处机制，以及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或手段，提高查处精准度和效率。
与惩处力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售假带来的暴利。在阿里的打假地图上，北京的秀水街赫然在目。在秀水街市场地下一层的箱包天地，每个店里都堂而皇之地摆放着各种品牌各种款式的包包，有的甚至足以乱真。以一款PRADA的降落伞包为例，除了三角logo边上的车缝线颜色，其余均和正品无异，甚至在包的内口袋里，也放着一张几乎和正品一模一样的质保卡。这款包的正品在官网上售价为8280元，据店主介绍，这款包产自深圳，最低价800元。
尽管在很多商场，800元可以买到一个中等偏上的非奢侈品牌包，但在秀水街，愿意出这样的价钱买一款高仿包的大有人在。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里，30岁的外企HR樊胜美就靠大量的高仿奢侈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似乎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曾经做外贸代工的莆田，当外资撤走后，当地人宁可将生产能力用在制假上，也不愿意自创品牌——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暴利，一边是前途不明的低回报，水位差十分明显。
郑俊芳认为，在“打”的同时，“疏”也是一定要努力的方向，当两个水位差太高时，“疏”的手段再努力，效果也不会太明显。正因为如此，阿里巴巴与各地政府合作推出“中国质造”项目，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扶持过去的代加工厂建立自主品牌，扭转“无品牌，就冒牌”的恶性循环，从源头上解决假货问题。自2015年4月“中国质造”项目启动以来，全国已经有135个重点产业带、5000多家工厂企业入驻，日均销售4000万元以上。
一边通过高压“打”，增加制假的成本，降低制假收益，从而降低整个水位差；另一边通过市场培育“疏”，让水位差逐步上升。“等两个水位差差不多的时候，经济就会发展起来，我相信，假货的存在只是阶段性的问题，未来一定能得到解决。”郑俊芳说。
国际反假联盟（IACC）的一个决定，让阿里巴巴陷入尴尬境地。
尽管此前双方合作良好，一个月前，阿里巴巴甚至高调宣布以“一般会员”身份加入IACC，没想到遭到Michael Kors、GUCCI等二十多个权利人会员的强烈反对，甚至不惜退会表明态度，迫使IACC取消“一般会员”类别，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三家电商平台性质的公司被暂停会员资格。
“四维”打假
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摆放着十几台缝纫机，一筐筐花花绿绿的布料杂乱地堆在地上，让人几乎无从下脚。天花板上电线密布，一个个白色接线板悬在头顶，和小吊扇近在咫尺。虽然是白天，四周却拉着窗帘，屋里仅靠几个台灯照明，光线昏暗。
就在这样的小屋里，数以万计的假耐克、假阿迪被生产出来，然后被贴上商标，流向全国各大批发市场和零售店。
在福建莆田，这样的假鞋工厂俨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制鞋、贴标、包装、物流各司其职，并延伸出假发票、假包装、假标牌、假说明书等相关产业。根据阿里巴巴去年基于线上大数据绘制的全国各城市造假产业top排名，福建莆田在假运动鞋产业上遥遥领先，远超第二名30多个百分点。
这是阿里巴巴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线下打击的成果之一，也是阿里巴巴四维打假模式的具体体现。所谓“四维打假”，就是“线上追踪”“线下定位”“权利人共建”“24小时全年无休”，这就意味着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用户在电子商务行为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开展分析、提炼、归纳、建模，之后对有关涉假行为直接处理，或者把这些涉假信息提供给执法机关，并协助其开展线下打击。
这是阿里在多年打假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根据阿里官方信息，早在2002年，淘宝网还没建立时，阿里巴巴就建立了知识产权维权通道。2005年，阿里巴巴组建安全部，并逐步建立全面的账户安全、信息保护、反欺诈等管理机制，利用大数据构建强大的实时风险防御能力。因为安全部成员低调神秘，在公司内部又被称为神盾局，这个名字取自美剧《神盾局特工》。
谈及阿里为什么要打假，阿里巴巴安全专家胡冰认为是出于自保的需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讲了一个故事：他曾接触过中国某生产婴儿肚脐贴的著名企业，惊讶地发现这个企业居然还有一个打假部。那个部长干了十五年的专业打假，经常要去寻找市场上的假药线索，甚至要蹲点、找仓库，然后把信息提供给工商、公安部门，让他们进行线下打击。“按道理，实体企业把自己产品生产好，质量把关好就行，打假这件事情不应该让企业增加额外负担来做，但现有情况下，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一个牌子很快就被造假者给毁了。”
因此胡冰认为，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方，更应该在打假上义不容辞。而且阿里巴巴有强大的数据能力，可以迅速提升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使其打击更加精准。
2011年，阿里巴巴开展了线下打假工作，成立了打假特战队，当时刚从警校刑侦专业毕业的石建（化名）负责组建这支队伍。这支特战队由公司各部门员工自愿参加，这些人本身就比较有正义感，甚至一部分人还在执法部门工作过，有较为丰富的调查和取证经验。
黄浩（化名）就是特战队的一名队员，作为一名阿里员工，他很少在办公室待着，而是时不时去各地假货市场暗访，和售假贩子斗智斗勇，甚至深入层层设岗的仓库，拿到照片、视频、实物等一手资料，交给工商、公安等执法部门，并配合参与线下打击。这份工作需要经常风餐露宿不说，暗访过程中还可能会遇到被识破的风险。
“当然，我们在培训时就会被反复告知，遇到危险赶紧撤，所以一般不会轻易犯险。但做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大家还是有种情怀在里面。”黄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除了线下调查取证，安全部的日常工作还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平台内的商品进行实时防控。何涛（化名）就是负责这部分技术的工作人员，主要涉及技术产品还有一些数据算法。
瘦高个、戴眼镜、不爱说话，何涛一副标准技术男形象，但一谈到自己的工作和技术，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详细介绍了他所做工作的技术原理。具体说来，就是当有新商品上架、旧商品信息发生变动等情况，数据会自动进行筛查，文字信息中但凡涉及类似“同款”，以及品牌名称等关键词的商品会被拦截上架。这些关键词会根据情况不断更新完善。
在数据模型不断完善的同时，售假商家也逐渐找到空子可钻，比如关键信息不写在文字上，而是放到图片里。于是，何涛和他的团队又开始研究如何拦截图片上的关键信息，比如品牌logo等。这条路堵上后，售假商家又会继续寻找新的漏洞，比如在图片上公布微信号、QQ号，和买家在社交平台上私聊，谈好后再来淘宝交易。很快，这些图片上的密码又被破解，现在很多商家已无计可施，图片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拦截图片上的信息，这在全国都是非常领先的技术，我们做到了。”何涛一脸自豪。
阿里巴巴合伙人、首席治理官郑俊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日常信息上，阿里的四维打假系统已实现每秒分析数据1亿次，一天下来就是8.64万亿次，系统上线以来，已成功拦截了1.2亿余件涉假商品信息在淘宝网发布。“这是一个不断攻防的过程，直到将售假商家逼到无路可退，自动离开。”
2015年，阿里巴巴对2014年全年在线上风险控制中主动发现拦截上架，以及消费者投诉中被核实的售假商品链接，以及背后被阿里处罚关闭的上百万涉嫌售假商品，通过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制作了一个中国的假货活跃指数地图。
“这个指数在地图上展示出有三个特点。”胡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是沿海集中化。沿海几个经济发达省份，指数最高，名列前几名。二是全国有扩散化趋势。随着互联网发展，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也零星出现假货。三是产业地标化。通过对互联网上假货集中的几个类目进行分析，阿里巴巴以市为单位做了全国假货指数的top排名，发现了一个规律。比方说，运动鞋是莆田遥遥领先，手机是深圳遥遥领先，箱包、化妆品是广州遥遥领先，具有明显的产业地域性特征。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要管假运动鞋，先管住莆田，要管假手机，先把深圳管住，可能就是这样指向。”胡冰说。
此外，阿里巴巴利用高德地图，将中国地图划分为若干个一平方公里的方框，如果方框内有500家以上被查处过的售假店铺，就插上一面红旗，最后发现全国地图上有二三十面红旗，这就对应了中国知名的假货集散地，比如北京的秀水街，杭州的四季青，深圳的华强北等。
阿里巴巴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国务院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双打办”），双打办决定在浙江省进行试点。
2015年9月，阿里通过与浙江警方合作，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云剑行动”，抓捕犯罪嫌疑人300名，涉案总价值达8.16亿元。
三个月后，2015年12月，阿里巴巴组建平台治理部，郑俊芳被任命为首席治理官，管理着2000多人的团队，主要负责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信用炒作等管理事宜。
“打假这件事情绝对不仅限于平台治理部这个平台，更像是一个统一对外的接口，其他各部门发现假货问题时，知道直接找我们来沟通协调就行了，这就是平台治理部存在的意义。”郑俊芳说。
电商的“原罪”
这么多年来，阿里巴巴参与打假和知识产权保护，试图甩掉公司成立以来的“售假”标签，然而，来自权利人的质疑和排斥，让阿里意识到这么多年来，这个标签原来一直如影随形。
“电商平台是有一定‘原罪’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这使得品牌企业对电商平台的信任度难以形成或长期维系。因此，在打假方式、手段及力度上，各方难以形成共识，这或许是造成平台与企业关系紧张的原因所在。
公开信息显示，几大品牌权利人会员反对阿里巴巴加入IACC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阿里巴巴是“假货渠道”的巨头。
实际上，这个指责和质疑，在阿里巴巴成立之初就有，特别是购物网站淘宝网的建立，在中国开创了C2C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大量的淘宝小店入驻淘宝，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抛售着质量良莠不齐的商品。
在浓浓的“屌丝文化”下，“江浙沪9块9包邮”这句淘宝最著名的宣传语应运而生。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催生出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一批专业的淘宝村。
随着店铺越来越多，淘宝店主刷信用、删差评、售卖假货、虚假宣传等不良竞争行为成为行业“潜规则”。被媒体曝光的淘宝店小二受贿事件，让淘宝这个全球最大的C2C平台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某种程度上说，电商的蓬勃发展是制假者泛滥的‘助推器’。”李俊慧进一步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由于电商平台在发展初期，轻视或忽视知识产权保护，给不法分子借助电商售假提供了平台或渠道，而在加大查处力度时，电商平台片面强调监管部门责任，而忽视平台责任，更是让售假者觉得“有恃无恐”，此外，电商平台对入驻商家及商品的审查力度较弱，也让售假者有机可乘。
2008年4月，淘宝网推出专注于服务第三方品牌及零售商的淘宝商城（天猫），开启了B2C模式。淘宝商城有着较为严格的准入门槛，相对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2009年，淘宝商城将有着光棍节之称的“双十一”赋予新的符号，在这一天开展促销活动，虽然参与的商家有限，交易额却远超预期。此后，“双十一”变成电子商务平台一年一度的网络盛事，交易额也逐年剧增，仅2015年“十一”，全天交易额就达912.17亿元，进一步奠定了阿里巴巴在电商平台中的地位。
但网购狂欢之后，关于发货延迟、假冒伪劣、买家秀等吐槽就不断出现，为“双十一”抹上一丝黯淡的色彩。
如今，阿里巴巴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交易平台，以淘宝为代表的C2C模式和以天猫为代表的B2C模式，构成了阿里巴巴王国的最主要商业模式。天猫官网数据显示，目前天猫已有5万多家商户，7万多个品牌入驻。2014年，作为天猫平台延伸方案的天猫国际正式推出，让国际品牌直接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也让国际知名品牌和一些奢侈品牌成为阿里巴巴的权利人。
这些品牌权利人和阿里巴巴开始了“相爱相杀”的历程。一方面，他们需要借助天猫的平台发展线上业务；另一方面，面对不断冒出的假货，他们又希望阿里巴巴能够承担起打假重任。
对于权利人这样的想法，郑俊芳显得有些无奈，“他们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用做，我们把所有假货都解决掉，这可能吗？”
李俊慧认为，站在品牌企业角度，未经授权或许可的商品可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本身会让企业觉得电商平台先纵容制假、售假，又以此要挟品牌企业入驻。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不满情绪也是人之常情。
面对权利人的抵制，消费者的质疑，竞争对手的嘲笑，终于，阿里巴巴用一封公开信做出这样的回应：“有没有IACC，打假都在进行。”
崇尚武侠文化的阿里巴巴，这次似乎是决心做个仗剑江湖的孤独侠客了。
打假困局
在严密的技术和严厉的打击之下，阿里巴巴旗下真的没有售假店铺了吗？
《中国新闻周刊》以阿迪达斯Stan Smith绿尾小白鞋为关键词，在淘宝上进行搜索，共搜到283个店铺卖同款运动鞋。按照价格进行排名，最低的38.61元，最高的1万元。而在天猫旗舰店上，该款鞋的价格在799～899元之间。
在阿里旺旺上，《中国新闻周刊》和价格最低的几个店铺的客服交流，当问及是否正品时，大多数店铺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是正品，只有两个店铺用“是高的”“质量和专卖店差不多”等语句暗示是假货。而问及产地时，这两个客服都表明将从福建发货，这和阿里巴巴的全国指数top数据大致吻合。
为什么在阿里巴巴声称的高端技术条件下，淘宝依然会有这样明显低劣的售假商铺存在？对此，郑俊芳表示，价格并非判定假货的标准，“因为价格因素受多种因素影响，清尾货、老款、代购、二手，都有可能低价出售。不能因此就判断是假货，最有权利判断的只有权利人。” 郑俊芳表示，对于买家来说，一方面无法判断是否假货；另一方面，因为价格低廉，加上退货程序比较麻烦，很多人会懒得做投诉处理。
“在我们的消费者投诉平台上，有个选项是投诉理由，实际上，真正认为是假货而投诉的比例非常低，大概只有万分之几。”郑俊芳说。
而一旦消费者认定为是假货，阿里巴巴也会进行兜底赔付。阿里巴巴集团总裁伊文思在5月19日召开的IACC大会上表示，仅去年一年，阿里巴巴就一共冻结了销售假货商户大约7200万美元的资金，另外给购买到假货的消费者退款1200万美元。
尽管阿里巴巴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成本”去打假，依然得不到权利人和消费者的认同。
对此，胡冰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制假售假买假环境，让打假成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法律的缺失，加上惩处的威慑力不够，使得打假如同割韭菜一样，打掉一批，很快又长出一茬，效果不明显。
在胡冰看来，法律缺失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电子证据的无效。比如法律规定售假5万元以上就能定罪，在阿里巴巴参与线下打击的很多案例中，大数据显示售假者已经超过5万元，但在其抓获的现场证据中，却达不到这个标准。按规定，电商交易的电子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他们脱罪。
另一个表现则是制假者的日趋狡诈。石建在参与很多线下打击时发现，很多制假者将制假环节做了很细的划分。比如在这个厂房里，工人只负责做白板，做好后，由专人拿到另一个地方贴标、包装。“光做白板不能认定制假，而光贴标也不能认定制假，最后就逃脱法律制裁。”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令打假队员们感到沮丧。
李俊慧认为，虽然有关部门一直在查处，但是并没有对制假者形成有力震慑，使得制假售假仍屡禁不绝，前赴后继。一是因为查处力度小，让制假者会觉得回报率高。二是因为属地查处模式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会让制假者心存幻想，觉得有运作空间。三是因为依托电商平台销售，让制假者觉得多了一层保护伞或隐身衣。
李俊慧表示，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结合当前制假、售假监管中存在的短板或不足，综合采取立法、执法等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包括加大查处及惩罚力度，探索跨区域或异地查处机制，以及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或手段，提高查处精准度和效率。
与惩处力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售假带来的暴利。在阿里的打假地图上，北京的秀水街赫然在目。在秀水街市场地下一层的箱包天地，每个店里都堂而皇之地摆放着各种品牌各种款式的包包，有的甚至足以乱真。以一款PRADA的降落伞包为例，除了三角logo边上的车缝线颜色，其余均和正品无异，甚至在包的内口袋里，也放着一张几乎和正品一模一样的质保卡。这款包的正品在官网上售价为8280元，据店主介绍，这款包产自深圳，最低价800元。
尽管在很多商场，800元可以买到一个中等偏上的非奢侈品牌包，但在秀水街，愿意出这样的价钱买一款高仿包的大有人在。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里，30岁的外企HR樊胜美就靠大量的高仿奢侈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似乎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曾经做外贸代工的莆田，当外资撤走后，当地人宁可将生产能力用在制假上，也不愿意自创品牌——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暴利，一边是前途不明的低回报，水位差十分明显。
郑俊芳认为，在“打”的同时，“疏”也是一定要努力的方向，当两个水位差太高时，“疏”的手段再努力，效果也不会太明显。正因为如此，阿里巴巴与各地政府合作推出“中国质造”项目，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扶持过去的代加工厂建立自主品牌，扭转“无品牌，就冒牌”的恶性循环，从源头上解决假货问题。自2015年4月“中国质造”项目启动以来，全国已经有135个重点产业带、5000多家工厂企业入驻，日均销售4000万元以上。
一边通过高压“打”，增加制假的成本，降低制假收益，从而降低整个水位差；另一边通过市场培育“疏”，让水位差逐步上升。“等两个水位差差不多的时候，经济就会发展起来，我相信，假货的存在只是阶段性的问题，未来一定能得到解决。”郑俊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