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31日，我乘火车从石家庄返回太原。一年前的1968年12月24日，同样是一列火车满载我们这些1963—1964年间入学的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的学生从太原开往石家庄。随后，在河北省获鹿县（今鹿泉市）的滹沱河边，我们经历了春寒料峭的苗床育秧、夏日炎炎的挠秧拔草、金秋十月的收割背运、三九严寒的打谷脱粒这样一个从种到收水稻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在军垦农场度过，名曰：“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被动接受分配
　　
　　 1970年2月中旬，我持部队开具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和行政关系介绍信到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大学毕业生接收分配办公室报到。在山西大学数学系63级60余名同学中，我是唯一被分配回太原，尤其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当时，接收分配办公室在今市政府北楼一层，接待我的同志叫王雨田。他讲：“分配你来市里？原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还都在石家庄中（央）办（的）学习班呢！他们以后能到哪里去都还说不准。市里还能要你？”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排在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非常时期，我能说什么呢？便试探：“我刚接受完解放军的再教育，能不能分配去工厂，再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王一口回绝。我又说：“那就把我分配到中学吧。”王答：“不能。”我只好问：“那我能到哪里去”？王听说我家住在狄村柳罐沟，属南城区管辖，便说：“介绍你回南城区吧”。我想等一等，拖几天再说，便没有答应，回了家。
　　 我的父亲在“文革”前曾任太原市建工局木材加工厂厂长，此时早已是被“打翻在地”的“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是只“死老虎”了，但党性坚纯。知道我分配的事后便骂：“你是什么共产党员，哪有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道理？！”父亲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是永远的“严父”，但发这样大的火我还从来没见过。我无话可说，也不敢顶撞。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双向选择”是20年以后的事。当时风行的是“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尽管不乐意，我仍然办了到南城区的手续。
　　 在位于柳巷南路的南城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负责办理组织人事具体事宜的马问智同志对我讲：有史以来南城区从未接受过大学生。你能干什么？我自嘲：“坐了17年学校的冷板凳，受了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我能干什么样呢？”马说：“咱南城区只有小学缺人，你到你家附近看看哪所小学好，就去哪里教书去吧。”
　　 我跑了三天，看了狄村小学、沙河街小学、大营盘小学。大营盘小学新校舍1965年11月才落成，有整齐的6排新教室，还有一块很大的操场，生源又主要是空字025（一所航校）部队和省民航的子弟，于是，便持一纸命令，去大营盘小学上班。
　　
　　亲历清队种种
　　
　　 3月3日，我去大营盘小学报到，接通知：立即自备行李、带粮票、油票和伙食费去羊市街小学集中，参加南城区小教界的清队。我们住在教室里，有工宣队员负责组织开会、学习。早午晚三餐则在西羊市小学（现市41中）。
　　 何谓“清队”？全称为“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队，就是利用军管或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来一次大清查。此间，毛泽东主席曾批转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全国推广所谓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六厂二校”清队的典型经验，用于指导全国。南城区小教界的清队真可谓声势大、火力猛。我刚报到的第5天，即3月8日晨，在去西羊市小学吃饭途中，就听说几分钟前有一名教师钻到行进的汽车轮下“畏罪自杀”了。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尽管有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但“左”的政策，“左”的气候使规模大的“批斗会”可开到能容纳四五千人的湖滨会堂，中小型的“攻心会”则是杀气腾腾，“刺刀见红”，“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集中清理、集中住宿有2个月之久，“五一”节前，“兵分两路”，骨干和重点对象另择地点集中，其余返回各校。
　　 回到学校后，清队在工宣队和党支部领导下继续进行。我所在的党支部叫双西联合支部，党员有14名，分别来自双塔西街小学、大营盘小学、沙河街小学、王村一校、王村二校和省商业厅牛站宿舍的洪峰小学。六校约有教职员工200余人。支部书记是一位朴实的女同志，即沙河街小学革委会主任、党的“九大”代表王焕新（后任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市革委会文教部部长，退休时任太原43中副校长）。支部委员有双西小学的李瀛林（退休前任太原市南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支部书记）、王村二校的赵玉清（女）（退休前任太原市工商局科长）。工宣队员是西山矿务局老矿工韩贵成。当时，区上有大专案组，各联合支部有小专案组。因为支部多数党员或是各校领导，或是拖家带口的女教师，外出不便，我被分配到支部专案组，专门搞外调。组长是大营盘小学革委会副主任郑玉根（无主任）（退休前任太原21中支部书记）。
　　


　　 外调时断时续历时一年，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在1970年下半年，对本校一名解放前曾在省教育厅任职，早有定论的老教师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我与共青团员、沙河街小学教师李文忠（现在迎泽区教育局工作），赴临汾监狱提审在押人员、老教师历史知情人；到平陆、上安泽寻找老教师当年的旧同事；去稷山县找到了老教师当年的上司、阎锡山的高干、教育厅长杨怀丰。“文革”后，因太原解放初期在《山西公学》上过学，这位老教师落实政策为离休干部，离休前曾被评为出席区、市的五讲四美先进工作者。二是查清了沙河街小学教师牛乐道的叛徒问题。牛在“文革”前早已被定为叛徒，但档案中却找不到他的入党志愿书与介绍人的记载。1971年春节刚过的2月14日，我与共青团员、本校教师古宝臻（现任迎泽区小五台小学支部书记）专程赴广东省，几经周折，于2月20日晨在粤北山区一个叫犁铺头的小站下车，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一位解放军同志带领下，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清（源）徐（沟）（秘密）县委书记、牛乐道的入党介绍人张云同志。张云“文革”前为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文革”中被打倒，关入牛棚。在犁铺头广东省第二监狱农场一间简陋的工棚里，张云同志确认了介绍牛乐道入党及牛在解放战争初期阎锡山部对我解放区展开“水漫式进攻”时叛变革命的事实，并写了书面证明。在会见前，我俩被明确地告知纪律：不准谈及牛乐道以外的任何事，特别不准谈山西省的“文革”情况。看到这位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当时的处境，我和古宝臻同志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尔后，我俩在返并后又赴交城县卦山山西省档案馆查到了当年登载牛乐道“反共启事”的报纸。三是顺路对一名女教师解放前在“三青团”中任职的问题作调查。为此，我和古宝臻同志到过衡阳、长沙、洛阳，找过老教师当年读书时的故旧直至校长。印象中此事似因无确凿证据，不了了之。
　　 整个清队过程中，所谓个人历史上有污点的，“文革”中说过错话的，有经济问题的，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家庭出身不好划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等教师，不论问题大小，都总是忐忑不安，度日如年。例如，“兵分两路”后不足一月，就听说本区一所小学的一名革委会副主任因被追查所谓经济问题，心理防线崩溃，跳入文瀛湖中去了。
　　
　　执起教鞭以后
　　
　　 1970年“五一”节前，我回到了大营盘小学，总算执起了教鞭。但教学要为清队让路，不时因外调导致给学生上课中断。此时，学校又分配来一位与我同届、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周福新。周是上海市嘉定县的农家子弟，单身一人，布衣布鞋，生活俭朴。据悉，全南城区分配来大学生连我共3人，大营盘小学就占了2名。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文革”，1966年中小学停止招生一年，大学则到1972年才开始招收少量的工农兵学员。适龄儿童无学可上，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无学可考。尽管响应毛泽东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有大批的中学生上山下乡，但城市中小学仍然人满为患，不堪重负。
　　 作为应急之策：一是在小学推行二部制，即学生轮班上下午上学，半天上课，半天在家。据统计，当时南城区采用二部制的学校有27所，占公办学校的73%，二部制班有257个，学生达11768名。二是“脱靴戴帽”。“脱靴”就是发动街道办学，把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脱靴”放到街道民办小学去。1972年时，南城区共有民办小学123所，185个班，吸收学生7032人。“戴帽”，就是小学办初中班。南城区40所公办小学里，其中有29所办起了初中班。民办小学使小学生启蒙教育先天不足；二部制减少了小学生二分之一的教学时间；戴帽初中班挤占了小学校舍，又“拔”出小学担当毕业班的优秀教师授课，既直接导致小学教学质量下降，又致使初中班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这样的教学体制严重地违背了教学规律，误人子弟，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灾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11月，南城区停办了街道民办小学，1984年全区才全部小学摘掉了戴帽初中的帽子。
　　 毛泽东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照此“最高指示”，小学由6年缩短为5年，初中由3年缩短为2年。
　　 大营盘小学的戴帽初中班始办于1969年秋，共分了3个教学班，每班45人左右。学习人民解放军，3个教学班依军事编制，编为一个连，每个教学班为一个排。课程按规定应开设：政治、数学、语文、工业基础知识与农业基础知识、化学、英语、音乐、体育8门，但各校均因教师缺乏，开设课程“缺胳膊少腿”。大营盘小学当时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方面，都是南城区最强最好的。政治课由我带；数学由我和张和平（后调浮山县邮政局）带；语文由王月亭（“文革”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现任迎泽区教育局教育科长）、段良（退休前任南城区青年路小学副校长）、古宝臻（现任迎泽区小五台小学支部书记）带；工业基础知识与农业基础知识、英语由周福新（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激光研究所工作）带；音乐由王月亭、王立新（女）（退休前为太原市三好小学教师）带；体育由郑玉根、高绪怀（退休前在迎泽区文体委工作）带。因为没有教师，未能开设化学课。
　　 我们这些教师，尽管是“臭老九”，但时刻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导，办求在实践中趟出一条“教育要革命”的道路来。我们努力以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教学；注重启发式，忌用填鸭式；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学生学习那些“万古不变的教条”。比如我问学生：为什么数学是十进位？因为人的手指是10个，屈指可数完后必然要进一位。为什么电子计算机却是二进位？因为用电只有开和关。还有为什么地图的方向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星图上的方向却是上北下南左东右西？等等。周福新则用廉价买回的二极管和三极管等，和同学们一道制作成了半导体收音机。“X、Y、Z”、“安培、欧姆、伏特”和叽哩咕噜的英语，把学生们带入了一个个新奇的知识领域，多数学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
　　 但在那个年代，课桌是不能平稳安放的。批判“师道尊严”极有市场，“读书无用论”则流毒深广，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极难。有一名男教师觉得当教师太没出息，干脆调到工厂当工人去了；我去一名同学家家访，这名学生竟当着他的家人敢和我干仗；有的学生上课捣乱，我把他请出教室，他竟“瞌睡给了个枕头”，逛街去了；还有的认准了反正将来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修理地球”、“欺侮土坷垃”，要什么知识？就是不读书。家长有办法的让孩子参军当小兵去了。空字025部队解散，我的几名得意门生随父母去了贵州遵义……
　　 这批学生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
　　 学工：他们去过太原无线电一厂参观。在太原光学仪器厂，王月亭老师带他们向工人师傅学当铸工、车工、铣工、喷漆工，一干就是半个月。
　　 学农：学校划出操场的一条，由老师带同学种上了蔬菜。1971年秋，学校组织他们自带行李徒步拉练，到榆次小峪口双西支部学农基地劳动两周。十三四岁的孩子谁也不喊一声累，不叫一声苦，学农、学军兼得。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我们又投入紧张的挖防空洞的战斗中去。学校安排，用防空洞把全校各教室、教研室从地下连结起来。洞自己挖，砌洞所用砖、白灰自己烧，并且都用下午放学后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间挑灯夜战。在郑玉根、王月亭、古宝臻等老师带领下，同学们筛土去礓石，自己打砖坯，自己建起土砖窑、土石灰窑，整夜守窑由老师轮流值班。挖防空洞则要先挖近8米深的竖井，然后横掏挖横道。竖井坑口要安好支架和定滑轮，用绳索把一筐筐、一桶桶黄土拉上地面。有一次，我站在横跨坑口的木板上接下面吊上来的装满土的铁桶。事前没有检查，干了一会儿，正是大汗淋漓时，突然只听“咔嚓”一声，木板断了，我跌入竖井底部。真险，眼睛只离坑底盛土的铁桶边不足10厘米！此前的1969年11月2日，就是在挖防空洞时，曾因土壁坍塌，压死了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学校曾向上申报，欲追认为烈士，但未办成。最后，学校追认该生为红小兵，按正常死亡，处理了事。
　　 这个时期，我是又忙又累。得上课，得挖防空洞，得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学习，不时还得去搞外调。一天中午，我在家午饭后想在床上歇一歇，谁知一觉睡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是段良同志代我给同学们上了课。1970年七八月间，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也被发落到清徐县西马峪村插队落户去了。每逢星期天，我得早早起床，踏着自行车，从狄村柳罐沟出发，经迎泽大街，走晋祠公路，过清徐县城，到吕梁边山的西马峪去看望双亲。在那里停留一两个小时，再踏车原路返回。往返近200里，竟然能坚持下来！
　　


　　 因为我带政治课，因此就得组织学生们出黑板报，搞大批判。要指导他们撰稿和设计版面等等。我自己则把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教改探索，学生们学雷锋的好人好事等写成稿件送《太原日报》。承蒙报社记者的费心指导，虽不懂新闻，但件件送稿，还真篇篇照登。全区要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学校一年级的小学生毛小雪讲了自己学雷锋所做的几件好事，老师们都觉得不错，便由我执笔写了个讲用材料初稿。经区上一名“秀才”精心修改，还真成了一篇在当时看来很不错的讲用稿。毛小雪一下子就红了，成为类似于今天的“明星”。他参加区里的“活学活用”演讲团，在全区各行各业巡回演讲。小小年纪，竟无羞涩胆小一说。我自己则因为报上的那几篇小稿子，被区革委会政工组相中，于1971年6月离校去侯家巷招待所参加太原市首届工农兵通讯学习班，一走就是40余天。随后，又于8月被借调，9月正式调入区革委会政工组，干起了专职新闻干事这一行当。
　　 我的这些戴帽初中班学生，由于当时上大学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有的即使后来高中毕业，也没有进入大学的资格。“文革”给他们带来的是严重的知识贫乏和道德缺失，个别人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多数自强不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扎扎实实。他们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也有的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成了民营企业家。师生情谊难忘。在后来的33年中，他们集体聚会过多次，每次必盛情邀请郑玉根、王月亭、古宝臻和我参加。现在，他们都是四十七八的人了，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各自的子女身上。他们对子女爱之深，关之切，想以此来弥补自己未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未能“成器”的遗憾。但他们觉得，自己所受的磨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而这，正是他们的女子所缺少的。当然，他们绝不希望“文革”再来！
　　 （承蒙郑玉根、王月亭、古宝臻、李瀛林等同志提供资料并核实，在此一并致谢）
　　 （责编 征敏）
　　 （题图为作者刘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