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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上海研讨会，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为主题，主要围绕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键词〕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24-03
2010年8月7日至8日，由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党校系统、高校系统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地把握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时代主题。那么，当全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上海研讨会把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及其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又该如何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范军教授认为，时代问题是个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时代问题进行过论述，这次会议之所以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主义”为主题，意在突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范军教授的观点明显包含有目前学术界热议的“中国模式”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议题。
中央党校赵曜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资本主义的形象，对资本主义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与以往相比，在应对危机中有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三是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工人的罢工运动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重新兴起。四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分配问题，与邓小平设想的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差距。赵曜教授虽然没有直接谈论时代问题，但他显然是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和中国的变化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多少也折射出时代内容的某些局部变化。
关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王小军博士认为，如何认识和看待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变革的一个重要前提。邓小平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时代主题表述为“和平与发展”，表明中国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今世界一球两制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理解，必须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二、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中国。山东大学的徐艳玲教授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称为“注意力经济”或“关注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因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价值在于，中国不仅“不经意地错过”了正面遭遇金融危机的机会，而且还成为抵抗金融危机破坏性蔓延的中流砥柱，成为扭转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发展颓势的领头羊。不言而喻，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政策模式。对这个制度和政策模式的解读，显然是中外学者的兴趣所在。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发展以及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制度优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更为得力，从而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中国何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南俊英副研究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经济制度优势和政党制度优势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制度优势。
辽宁大学的张素云、吴金红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危机的战略举措，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地坚持探索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徐艳玲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以转型促发展”的新发展观；在政治建设方面，在规范政府职能、扩大基层民主、依法行政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思想；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命题；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新命题；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积极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世界性问题，正确把握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命题。
第三，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郑州大学的谢海军博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范式，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理论及话语来解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经验，而后者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解读。由于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西方学者并不简单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解读，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到21世纪之后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西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解读走出了一个“之”字形轨迹。
以上几位学者的分析都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撇开“现代化”或“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个最大的公约数以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安排。这个独特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过河’的实践中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在发现中总结，再从总结中形成某种经验性的准则，进而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的一种中国经验。〔1 〕 （P6 ）
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国家最早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前苏联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逐渐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即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客观地说，实现现代化的这两种主要方式各有利弊。自由市场经济比较有活力，但由于太相信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会周期性地引发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全能政府主导下推动现代化发展，但由于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会导致经济发展最终失去活力。因此，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制度，每一种都是利弊共生。陈彩虹认为：“由人类理性来构想的制度模式，或者过于理想无法制造，或者能够制造却只赢得了短暂的生命，或者能够长期存续又危机四伏，折腾得人类痛苦不堪。” 〔2 〕 （P6 ）人类的现代化历程何尝不是这样。计划经济曾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自由市场经济直到目前似乎还是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但却时不时的给人类带来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痛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模式，既不拘泥于计划经济，也不拘泥于市场经济，而是直接面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即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指南。
三、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两种制度、两个主义之间的较量就没有停止过。已经过去的20世纪，既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时期，也目睹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世界一方面见证了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的痼疾。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将长期存在。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冯颜利研究员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世界社会主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呈现复苏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学习的热点，销量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攀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学术精英等重新审视《资本论》的价值，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出能够合理解释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
二是各国共产党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在本国的影响力。一方面，各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出发揭示了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源自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再次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从本国实际出发，针对危机提出了本党的解决策略和方案。
三是世界社会主义、左翼势力逐步走向联合。2008年11月21至23日，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以及其他革命力量的团结问题作出了讨论，并一致认为在当今形势下，如果工人和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就能够决定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很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纵观当今世界形势，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强势地位，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在影响力、战斗力方面仍然不够强大。然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亭友教授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社会主义就不会消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坚持认为，这次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危机，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还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担心这次金融危机中凸显的市场经济的弊端会影响到市场经济在本国的推行，于是就拿房地美和房利美具有的国有背景说事，指责看得见的手——政府之手伸的太长，妨碍了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盲目发展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政府之手对市场进行干预。以希腊和西班牙为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希腊政府和西班牙颁布了一系列紧缩开支的政策。为了抵消债务和赤字，欧洲中央银行也要求这两个国家减少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公务员的比例以及降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标准等。但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政策所起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利用全球化把世界愈来愈连接为一个整体，但这绝不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决裂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一直存在。我们丝毫不去怀疑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们或许延续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社会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实现世界大同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郑必坚，等.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2〕陈彩虹.从“共识”到“中国经验”〔J〕.读书，2010，（8）
责任编辑王瑞娟
〔关键词〕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24-03
2010年8月7日至8日，由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党校系统、高校系统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地把握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时代主题。那么，当全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上海研讨会把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及其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又该如何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范军教授认为，时代问题是个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时代问题进行过论述，这次会议之所以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主义”为主题，意在突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范军教授的观点明显包含有目前学术界热议的“中国模式”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议题。
中央党校赵曜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资本主义的形象，对资本主义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与以往相比，在应对危机中有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三是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工人的罢工运动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重新兴起。四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分配问题，与邓小平设想的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差距。赵曜教授虽然没有直接谈论时代问题，但他显然是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和中国的变化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多少也折射出时代内容的某些局部变化。
关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王小军博士认为，如何认识和看待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变革的一个重要前提。邓小平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时代主题表述为“和平与发展”，表明中国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今世界一球两制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理解，必须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二、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中国。山东大学的徐艳玲教授把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称为“注意力经济”或“关注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因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价值在于，中国不仅“不经意地错过”了正面遭遇金融危机的机会，而且还成为抵抗金融危机破坏性蔓延的中流砥柱，成为扭转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发展颓势的领头羊。不言而喻，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政策模式。对这个制度和政策模式的解读，显然是中外学者的兴趣所在。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发展以及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制度优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更为得力，从而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中国何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南俊英副研究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经济制度优势和政党制度优势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制度优势。
辽宁大学的张素云、吴金红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危机的战略举措，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地坚持探索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徐艳玲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以转型促发展”的新发展观；在政治建设方面，在规范政府职能、扩大基层民主、依法行政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思想；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命题；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新命题；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积极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世界性问题，正确把握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命题。
第三，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郑州大学的谢海军博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范式，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理论及话语来解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经验，而后者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解读。由于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西方学者并不简单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解读，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到21世纪之后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西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解读走出了一个“之”字形轨迹。
以上几位学者的分析都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撇开“现代化”或“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个最大的公约数以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安排。这个独特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过河’的实践中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在发现中总结，再从总结中形成某种经验性的准则，进而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的一种中国经验。〔1 〕 （P6 ）
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国家最早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前苏联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逐渐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即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客观地说，实现现代化的这两种主要方式各有利弊。自由市场经济比较有活力，但由于太相信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会周期性地引发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全能政府主导下推动现代化发展，但由于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会导致经济发展最终失去活力。因此，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制度，每一种都是利弊共生。陈彩虹认为：“由人类理性来构想的制度模式，或者过于理想无法制造，或者能够制造却只赢得了短暂的生命，或者能够长期存续又危机四伏，折腾得人类痛苦不堪。” 〔2 〕 （P6 ）人类的现代化历程何尝不是这样。计划经济曾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自由市场经济直到目前似乎还是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但却时不时的给人类带来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痛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模式，既不拘泥于计划经济，也不拘泥于市场经济，而是直接面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即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指南。
三、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两种制度、两个主义之间的较量就没有停止过。已经过去的20世纪，既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时期，也目睹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世界一方面见证了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资本主义的痼疾。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将长期存在。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冯颜利研究员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世界社会主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呈现复苏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学习的热点，销量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攀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学术精英等重新审视《资本论》的价值，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出能够合理解释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
二是各国共产党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在本国的影响力。一方面，各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出发揭示了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源自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再次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从本国实际出发，针对危机提出了本党的解决策略和方案。
三是世界社会主义、左翼势力逐步走向联合。2008年11月21至23日，第十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以及其他革命力量的团结问题作出了讨论，并一致认为在当今形势下，如果工人和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就能够决定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很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纵观当今世界形势，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强势地位，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在影响力、战斗力方面仍然不够强大。然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亭友教授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社会主义就不会消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坚持认为，这次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危机，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还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担心这次金融危机中凸显的市场经济的弊端会影响到市场经济在本国的推行，于是就拿房地美和房利美具有的国有背景说事，指责看得见的手——政府之手伸的太长，妨碍了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盲目发展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政府之手对市场进行干预。以希腊和西班牙为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希腊政府和西班牙颁布了一系列紧缩开支的政策。为了抵消债务和赤字，欧洲中央银行也要求这两个国家减少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公务员的比例以及降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标准等。但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政策所起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利用全球化把世界愈来愈连接为一个整体，但这绝不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决裂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一直存在。我们丝毫不去怀疑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们或许延续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社会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实现世界大同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郑必坚，等.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2〕陈彩虹.从“共识”到“中国经验”〔J〕.读书，2010，（8）
责任编辑王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