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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中，一切皆为集权政权服务，文化也不例外。都说文化是政治的反应，且在如今历史研究领域，每个时期的文化也被研究者多重视。同时也是一个时期历史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但不论文化如何变动，发展其都在为统治者维护统治而服务。而其中所体现的便是统治阶层的核心利益。一言以蔽之：统治阶层利益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政策；利益
无论是意识形态，文化政策，社会风气，价值观都受着利益因素的影响。在一个集权专制社会中，一切以统治利益为核心，从而将利益渗透到方方面面，文化同样不可幸免。
正文
皆言曰：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是政治的附庸。但笔者认为，文化是利益的附庸。
处于中国这个专制社会之中，利益是一切的核心。对于统治者而言，持续统治与持续掌权是其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所以一切都是为这一核心利益服务，包括在文化方面。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八股文，所有的文化政策都是与此密切相关。下面我分条陈述。
一、意识形态
从一个统治者的利益角度出发，首先要说明的是自己掌权或者说统治的重要性和正当性，然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舆论。在中国这个“法先王”的社会中，最不会受到否认的便是“上天”和历代先王。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皇帝言曰自己是“天子”；李唐王朝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等等。而要达到让全社会都认同此观点的目的，接下来便是形成不可动摇的，被统治者能够认同接受的，最能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仅是反应统治阶层的利益团体对问题的看法，也表现了他们对核心利益的诉求。其是帮助统治者实现核心利益的工具，而核心利益也是意识形态的指向标。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统治者对其的使用都是与核心利益有着莫大的联系。
从统治思想看利益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每一次的统一以及每一代君王，一直在为中国塑造并不断强化一个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必须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它才能成为社会文明以及社会规则的唯一标准。因为这个追求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符合每一个统治层的利益诉求，所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核心利益的相关者，都在加强这个意识形态，努力让这个社会认同。虽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规律”没有一个王朝幸免。但是即使是经历了社会的大分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三百多年的分裂），后一个王朝都会想方设法让人们重新认同“大一统”这个意识形态，并重新将其树立为唯一标准，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由此观之无论是战国到秦朝将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还是汉初奉行黄老之学，以及到后来儒家为尊，或者是隋朝“重建纲常”的思想，都是统治者自身利益诉求的结果。具体来说：在封建社会，维持统治，持续掌权一直是每一代王朝孜孜不倦追求的核心利益。而法家的观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正好满足了统治的利益，并且在一个兼并战争不断地年代，法家强调富国强兵，以及强调统一法度，并且提出通过严刑峻法的方式落实法律。这一主张符合了君王享有绝对统治权力的利益，也符合王国对外战争，一统天下的利益，因此法家思想成为秦兼并战争进行和统一天下的理论依据。当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虽为文化专制政策，但是并不无道理：以一种“暴政”的手段，达到文化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也是一种以思想上的“大一统”来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但它确确实实符合秦国当时所追求的核心利益——维护统一局面，加强皇权统治，以追求执政稳定。
而黄老之学地运用，是由于经连年战争，在汉初时，呈现的是“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统治者需要有一个平和的社会环境，让百姓可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巩固新的政权，维持统治。
虽儒家文化自汉武帝以来，便成为正统思想不曾变过。然而随着政府对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利益诉求不断加强，而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也不得不做出顺应利益诉求的变化：不论是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变，让儒家思想从低谷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宋明理学从被称为“伪学”到被奉为正统儒学，都是利益导向的作用。在中国封建时期一种思想观念、学派被重视，被立为权威；或是被否认、抛弃，都是统治核心利益诉求变化的结果。应该说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政府所采用的并不是单纯地儒家，而是“外儒内法”。而单从“外儒内法”的通知方法和思想架构，便可看出当时文化制度和思想的构建只是为了维护核心利益——因为从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规范为仁德的范围之内了。法外有情，是封建统治者为自己标榜的资本，而不是破坏法制的依据。
而就隋朝“重建纲常”的文化政策而言，是在经历魏晉时期三百多年的动荡后，隋文帝为体现其统治的合法性，以保护其统治团体的既得利益和维持统治的核心利益，而提出了“重建纲常”的文化政策。目的即是：如上文所说，为在本已多样化的社会中重新构筑起统一的，唯一的，最能代表和维护统治核心利益的标准（其代表就是隋朝所建的中央政府）。以此来使社会重回稳定，达到文化与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巩固统治，保护自己的以及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并以“重建纲常”政策，表明自己与前一个统一王朝：汉的延续性，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足矣看出中国古代政府意识形态的构建，其依据与出发点以及落脚点都是统治的核心利益——足见，利益因素在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影响力。然而利益不仅仅影响意识形态，也影响着文化政策的制定。
二、利益对文化政策的影响
政治是封建统治集体核心利益最直接的体现，然而文化是政治的反映。所以无论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刘彻听取董仲舒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都是为政治目的和核心利益服务的文化专制政策。并且都是符合“文化大一統”的利益诉求。在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都有以下规律可循：先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兼并战争，在通过政治制度构建达到政治上，中央集权的目的；再者通过采取文化政策推广当下统治层所认同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以此在思想上符合政治上的统一。最终达到长治久安，持续统治的目的。 对于当权者而言，最核心利益是如何做到永久统治的问题。于是乎，在文化政策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便是：选官制度的变化。从先秦时期的世袭制演变到汉朝的察举制，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者到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这无不是利益造成的政策变化。选拔人才制度的变化，一直是以持续统治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便是，统治者为持续在位实行统治，必须寻求政治支持。而最能够对其形成支持的便是利益相关者。顺下推之，扩大利益相关者的人数，便是扩大政治支持的最好方法。再观察中国封建社会选贤举能的任官制度变化，便是充分反映了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的利益需求。至于，科举制在各朝代考试科目的变化，也只是统治者为了满足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限制百姓思想的利益需求，而在文化政策上所做的改变而已。总的说来，科举制只是为扩大统治基础，维持社会稳定，麻痹被统治群体的，最终目的是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化统治工具。用一句李世明的话便可佐证：“天下人皆匡于我”！
再者除了统治思想的变化和科举制，从宗教的方面也可以看出利益才是一切的核心。在中国皇权至上，无论是宗教的兴衰，还是皇室兴起的尊佛崇道或灭僧灭道运动都是与统治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当然也有些完全是皇帝【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导致）。可以作为例证的便是隋文帝统一中国时期的文化政策与隋朝统治者对道教，佛教二者思想的利用。
隋文帝平定南北后，为实现巩固统治，稳定社会。鉴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盛行，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且二者思想与传统儒家已慢慢结合，有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文帝遂开始争取佛儒道三教对他以及隋朝统治的认同与支持。于是，文帝利用道教为其意识形态服务——
1.在其开皇年间，建玄都观，正式将道家归于中央政府管理；
2.承认老子在道家中的感召力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这表明文帝意识到了自东汉末期开始，道家已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来获得教众对其的支持；
3.基于道家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文帝利用道家符节，与道家玄学思想，为其统治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依据【合乎天道】
同对道教的利用相似，隋文帝也同样将佛家思想用于为其核心利益服务。正是由于杨坚看到北周武皇帝实行灭佛运动，激起民众不满。由此其意识到佛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地位。于是自其建隋开始，便一直努力寻求北方受迫害群体的支持。由此，无论是隋文帝兴建佛寺，挑选僧人入寺，都可见是为其寻求政治支持而使用的文化手段。其次，從文帝的下诏内容亦可看出，
贵生恶死，王道之基。佛教果报，虔信所本……举国一心，共求普度。——费长房《历代三宝记》
其目的是以佛家为辅，强化人们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的“大一统”，并体现隋朝取得天下是天命所归，再次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并以佛家之理，为自身所统治的社会服务——以“贵生恶死”之说，博取各方社会支持，以因果报应之理，让社会从动荡走向安定。
再看清朝，一边采取科举制取士为官，一边又在实行着惨无人道的“文字狱”。其实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其实这只是清朝统治者“两方下注”的做法。无论是哪一种政策其实都是清朝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手段。以科举制取士，目的无非是缓和民族矛盾。通过“汉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稳定性。而采取“文字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已——其实在本质上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什么区别。因为任何朝代所采取的文化政策都只为维护统治这一核心利益服务。
三、利益对天文学，历法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在中国这个专制体制中，一切皆是为核心利益服务。而政治是封建统治集体核心利益最直接的体现。亦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切都带有政治性，文化亦不例外。在中国，天文学的产生，发展，或者说天文仪器的发明创造，一切的目的不是在研究科学领域，而是一切都是在为政治服务——正如：天文学对天体的观测（观天象）是为王朝“气数”、“长治久安”服务；历法的编制亦不是为了农业发展服务，而是为了政治，掌权服务。自夏朝开始，中国历法不论是天干地支结合以六十年为周期，还是阴阳历结合，以及到后来的：根据五行之说改变历法，按照认为有象征意义的色调，数字，音律等标准来调整，制定历法，这些都无不体现了历法的制定目的并非是要促进经济基础发展，而是因统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公元前104年为界，汉代统治者为证明自己是周朝的继承者，以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坚持使用旧历。但公元前104年以后，当汉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应该是继秦而起才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改变历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改历法也有天文测量数据越发先进，发现原来历法有所误差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必须符合统治层的利益诉求，只有这样，历法才能被成功运用成为一种新的利益保护工具（统治工具）。在那个科学技术受限制的时代，历法和天文学已经被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象征王朝拥有神秘力量，或体现当代统治者统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工具。一旦这两者滿足不了统治者的利益诉求，那将会被抛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如做出改变来适应新的利益诉求两种结局（正如同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做出改变，兼采百家，以适应汉武帝统治利益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文化上的“大一统”来加强政治上的“大一统”】而让儒家成为正统思想）
四、利益对社会文化，风气，价值观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方面看，利益对社会文化有着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在中国封建时期这种专制社会中，社会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到统治者个人利益诉求的影响，以及社会百姓利益导向的影响。并且就很多方面看，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社会文化，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的形成都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着莫大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政策塑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促使了某种社会风气的兴起，甚至塑造了某种价值观。比如：“军功受勋”的任官制度促成了“尚武”的社会风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导致社会上出现“尚儒”之风；“科举制”的出现，促成了社会上“倡学”的风气，以及出现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但由我观之：社会文化，社会风气，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其中亦有利益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换言之，纠其社会文化，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形成的根本因素中包含利益因素。从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应该算：科举制度。从科举制的角度来说，科举制虽是选官制度，但是就其制度本身以及其内容方面所涵盖的利益因素而言，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就其制度创立来说，本就是统治者利益诉求的结果：其创立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削弱门阀贵族的力量，扩大统治基础，以巩固统治稳定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統治”作用。正是由于科举制的设立，才使得人们产生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认知。究其根本，是由于人们本就有进入官场的利益诉求，外加政府提供了渠道，人们才会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形成社会文化。否则若人们皆不想进入官场，即使有做官渠道，也不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文化。
若单从科举内容上分析，可能有些不妥。于是将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文化本身相结合起来看。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官方唯一认同思想。正如同前文所述，其出于文化专制的利益诉求，以文化上的“大一统”来加强政治上的“大一统”。于是，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无处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内容。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文化的形成，是受到统治者个人统治利益的影响。但就科举制度而言，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来源于人们对官职的利益诉求，以及其本身的内容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由于人们有进入官场的利益诉求，并且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为儒家典籍，让人们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学习，使儒家思想进一步成为人们共同认同的社会观念体系，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文化。并且从科举制在各个朝代所要求内容的不同，也会使人们与社会所认同的社会观念体系发生变化。如，当宋明理学成为科举要求的考试内容后，理学便从邪说一跃变成了人们所推崇的经典，并渗透进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对人们价值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宋明理学的地位变化决定性因素在政府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态度的转变是由宋明理学思想能否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为标准的。所以由上我们可看出社会文化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利益作用的结果。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文化，风气，价值观的形成受人们“进身仕途”的利益诉求影响。商鞅变法实行“军功受勋”；汉武帝重用儒生，民间遂儒学之风盛行；两晋时以“九品中正制”选官，“门阀之风”遂起。从根本上说，这都是受百姓想进入官场的利益诉求的影响。因为选官制度只是提供了进入官场的渠道，最终入仕与否还是取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所以说，无论是“尚武”的社会风气，还是门阀观念的形成以及“學而优则仕”的价值观的形成，不仅源于制度，政策的变化，还离不开利益因素的影响。
五、从史书看利益对历史的影响——历史永远是胜利者（既得利益者）的历史
中国二十四正史，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最好见证。但是，就史书而言一般情况皆是下一个朝代为上一个朝代编写史书。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的影响——为符合当朝统治者的利益，史书对于上一朝代的评价，描述便全需为当朝利益服务。而当朝史书，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利益诉求的影响。从历代皇帝统一组织编纂史书，亲自省稿便是证明。无论是宋朝编纂《宋太祖实录》还是清朝编纂《四库全书》都逃不开利益的影响。其实从史书中便可看出端倪。
1.史书中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史书中都被写成嗜好成性，卑鄙平庸的花花公子，但是另一方面李建成和李元吉又军功赫赫。特别是李建成助李渊起兵，率军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关，攻克长安。成为太子之后，又文可处理政事。武可率军打退突厥的入侵，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这无不说明李建成文武双全，上可安邦定国，下可戎马生涯。与史书记载格格不入。只可说明是李世民为使其玄武门之变“师出有名”而篡改了史书，将他的兄弟写成了平庸无耻之人，来维护自己“夺取”的统治权和既得利益。
2.宋朝史书中，最出名的便是“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宋史·太祖本纪》：“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其实，从其中便可知问题所在：黄袍不可能事先备好；赵匡胤出兵陈桥是由于传言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但是军队最终并未和敌国交战便回来发动政变。其实这也便是赵匡胤巩固权利后，为其篡权谋位套上伪装才修改的史书。通过这种方式来堵天下悠悠之口，以此维护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和既得利益。让周恭帝以禅让的方式将皇位“传”于他，便也是他为维护自己统治正当性的证明。
官方组织编订以《太祖实录》为代表的史书中，都是被官方审了又审，改了又改的。从官方组织编写史书，交由皇帝省阅，再按皇帝旨意修改。这些都可看出官方史书为维护统治者利益而不得不受到利益导向影响的事实。这也就是历史上很多诸如“斧声烛影”等未解之谜出现的原因之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以及后人对自己的评说，必须通过修改史书等一系列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这一切都包含着利益因素的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而塑造出为自身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并且根据统治现实利益的需要，在不同阶段将符合统治利益的思想奉为“官学”。并以此制定出相应的文化政策控制下层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思想“大一统”巩固政治“大一统”局面。
其次在统治者个人利益诉求的作用下，形成符合社会百姓利益导向的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选官制度，并由塑成了一个符合统治利益的文化环境。最终导致文化最终成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工具。
由此可见，利益因素在文化层面的重要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费正清。中国的思想与制度[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
[2]贾晓冬。贾谊政论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2010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政策；利益
无论是意识形态，文化政策，社会风气，价值观都受着利益因素的影响。在一个集权专制社会中，一切以统治利益为核心，从而将利益渗透到方方面面，文化同样不可幸免。
正文
皆言曰：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是政治的附庸。但笔者认为，文化是利益的附庸。
处于中国这个专制社会之中，利益是一切的核心。对于统治者而言，持续统治与持续掌权是其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所以一切都是为这一核心利益服务，包括在文化方面。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八股文，所有的文化政策都是与此密切相关。下面我分条陈述。
一、意识形态
从一个统治者的利益角度出发，首先要说明的是自己掌权或者说统治的重要性和正当性，然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舆论。在中国这个“法先王”的社会中，最不会受到否认的便是“上天”和历代先王。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皇帝言曰自己是“天子”；李唐王朝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等等。而要达到让全社会都认同此观点的目的，接下来便是形成不可动摇的，被统治者能够认同接受的，最能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不仅是反应统治阶层的利益团体对问题的看法，也表现了他们对核心利益的诉求。其是帮助统治者实现核心利益的工具，而核心利益也是意识形态的指向标。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统治者对其的使用都是与核心利益有着莫大的联系。
从统治思想看利益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每一次的统一以及每一代君王，一直在为中国塑造并不断强化一个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必须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它才能成为社会文明以及社会规则的唯一标准。因为这个追求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符合每一个统治层的利益诉求，所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核心利益的相关者，都在加强这个意识形态，努力让这个社会认同。虽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规律”没有一个王朝幸免。但是即使是经历了社会的大分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三百多年的分裂），后一个王朝都会想方设法让人们重新认同“大一统”这个意识形态，并重新将其树立为唯一标准，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由此观之无论是战国到秦朝将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还是汉初奉行黄老之学，以及到后来儒家为尊，或者是隋朝“重建纲常”的思想，都是统治者自身利益诉求的结果。具体来说：在封建社会，维持统治，持续掌权一直是每一代王朝孜孜不倦追求的核心利益。而法家的观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正好满足了统治的利益，并且在一个兼并战争不断地年代，法家强调富国强兵，以及强调统一法度，并且提出通过严刑峻法的方式落实法律。这一主张符合了君王享有绝对统治权力的利益，也符合王国对外战争，一统天下的利益，因此法家思想成为秦兼并战争进行和统一天下的理论依据。当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虽为文化专制政策，但是并不无道理：以一种“暴政”的手段，达到文化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也是一种以思想上的“大一统”来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但它确确实实符合秦国当时所追求的核心利益——维护统一局面，加强皇权统治，以追求执政稳定。
而黄老之学地运用，是由于经连年战争，在汉初时，呈现的是“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统治者需要有一个平和的社会环境，让百姓可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巩固新的政权，维持统治。
虽儒家文化自汉武帝以来，便成为正统思想不曾变过。然而随着政府对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利益诉求不断加强，而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也不得不做出顺应利益诉求的变化：不论是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变，让儒家思想从低谷走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宋明理学从被称为“伪学”到被奉为正统儒学，都是利益导向的作用。在中国封建时期一种思想观念、学派被重视，被立为权威；或是被否认、抛弃，都是统治核心利益诉求变化的结果。应该说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政府所采用的并不是单纯地儒家，而是“外儒内法”。而单从“外儒内法”的通知方法和思想架构，便可看出当时文化制度和思想的构建只是为了维护核心利益——因为从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规范为仁德的范围之内了。法外有情，是封建统治者为自己标榜的资本，而不是破坏法制的依据。
而就隋朝“重建纲常”的文化政策而言，是在经历魏晉时期三百多年的动荡后，隋文帝为体现其统治的合法性，以保护其统治团体的既得利益和维持统治的核心利益，而提出了“重建纲常”的文化政策。目的即是：如上文所说，为在本已多样化的社会中重新构筑起统一的，唯一的，最能代表和维护统治核心利益的标准（其代表就是隋朝所建的中央政府）。以此来使社会重回稳定，达到文化与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巩固统治，保护自己的以及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并以“重建纲常”政策，表明自己与前一个统一王朝：汉的延续性，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足矣看出中国古代政府意识形态的构建，其依据与出发点以及落脚点都是统治的核心利益——足见，利益因素在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影响力。然而利益不仅仅影响意识形态，也影响着文化政策的制定。
二、利益对文化政策的影响
政治是封建统治集体核心利益最直接的体现，然而文化是政治的反映。所以无论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刘彻听取董仲舒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都是为政治目的和核心利益服务的文化专制政策。并且都是符合“文化大一統”的利益诉求。在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都有以下规律可循：先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兼并战争，在通过政治制度构建达到政治上，中央集权的目的；再者通过采取文化政策推广当下统治层所认同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以此在思想上符合政治上的统一。最终达到长治久安，持续统治的目的。 对于当权者而言，最核心利益是如何做到永久统治的问题。于是乎，在文化政策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便是：选官制度的变化。从先秦时期的世袭制演变到汉朝的察举制，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者到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这无不是利益造成的政策变化。选拔人才制度的变化，一直是以持续统治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便是，统治者为持续在位实行统治，必须寻求政治支持。而最能够对其形成支持的便是利益相关者。顺下推之，扩大利益相关者的人数，便是扩大政治支持的最好方法。再观察中国封建社会选贤举能的任官制度变化，便是充分反映了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的利益需求。至于，科举制在各朝代考试科目的变化，也只是统治者为了满足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限制百姓思想的利益需求，而在文化政策上所做的改变而已。总的说来，科举制只是为扩大统治基础，维持社会稳定，麻痹被统治群体的，最终目的是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化统治工具。用一句李世明的话便可佐证：“天下人皆匡于我”！
再者除了统治思想的变化和科举制，从宗教的方面也可以看出利益才是一切的核心。在中国皇权至上，无论是宗教的兴衰，还是皇室兴起的尊佛崇道或灭僧灭道运动都是与统治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当然也有些完全是皇帝【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导致）。可以作为例证的便是隋文帝统一中国时期的文化政策与隋朝统治者对道教，佛教二者思想的利用。
隋文帝平定南北后，为实现巩固统治，稳定社会。鉴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盛行，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且二者思想与传统儒家已慢慢结合，有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文帝遂开始争取佛儒道三教对他以及隋朝统治的认同与支持。于是，文帝利用道教为其意识形态服务——
1.在其开皇年间，建玄都观，正式将道家归于中央政府管理；
2.承认老子在道家中的感召力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这表明文帝意识到了自东汉末期开始，道家已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来获得教众对其的支持；
3.基于道家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文帝利用道家符节，与道家玄学思想，为其统治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依据【合乎天道】
同对道教的利用相似，隋文帝也同样将佛家思想用于为其核心利益服务。正是由于杨坚看到北周武皇帝实行灭佛运动，激起民众不满。由此其意识到佛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地位。于是自其建隋开始，便一直努力寻求北方受迫害群体的支持。由此，无论是隋文帝兴建佛寺，挑选僧人入寺，都可见是为其寻求政治支持而使用的文化手段。其次，從文帝的下诏内容亦可看出，
贵生恶死，王道之基。佛教果报，虔信所本……举国一心，共求普度。——费长房《历代三宝记》
其目的是以佛家为辅，强化人们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的“大一统”，并体现隋朝取得天下是天命所归，再次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并以佛家之理，为自身所统治的社会服务——以“贵生恶死”之说，博取各方社会支持，以因果报应之理，让社会从动荡走向安定。
再看清朝，一边采取科举制取士为官，一边又在实行着惨无人道的“文字狱”。其实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其实这只是清朝统治者“两方下注”的做法。无论是哪一种政策其实都是清朝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手段。以科举制取士，目的无非是缓和民族矛盾。通过“汉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稳定性。而采取“文字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已——其实在本质上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什么区别。因为任何朝代所采取的文化政策都只为维护统治这一核心利益服务。
三、利益对天文学，历法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在中国这个专制体制中，一切皆是为核心利益服务。而政治是封建统治集体核心利益最直接的体现。亦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切都带有政治性，文化亦不例外。在中国，天文学的产生，发展，或者说天文仪器的发明创造，一切的目的不是在研究科学领域，而是一切都是在为政治服务——正如：天文学对天体的观测（观天象）是为王朝“气数”、“长治久安”服务；历法的编制亦不是为了农业发展服务，而是为了政治，掌权服务。自夏朝开始，中国历法不论是天干地支结合以六十年为周期，还是阴阳历结合，以及到后来的：根据五行之说改变历法，按照认为有象征意义的色调，数字，音律等标准来调整，制定历法，这些都无不体现了历法的制定目的并非是要促进经济基础发展，而是因统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公元前104年为界，汉代统治者为证明自己是周朝的继承者，以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坚持使用旧历。但公元前104年以后，当汉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应该是继秦而起才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改变历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改历法也有天文测量数据越发先进，发现原来历法有所误差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必须符合统治层的利益诉求，只有这样，历法才能被成功运用成为一种新的利益保护工具（统治工具）。在那个科学技术受限制的时代，历法和天文学已经被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象征王朝拥有神秘力量，或体现当代统治者统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工具。一旦这两者滿足不了统治者的利益诉求，那将会被抛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如做出改变来适应新的利益诉求两种结局（正如同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做出改变，兼采百家，以适应汉武帝统治利益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文化上的“大一统”来加强政治上的“大一统”】而让儒家成为正统思想）
四、利益对社会文化，风气，价值观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方面看，利益对社会文化有着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在中国封建时期这种专制社会中，社会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到统治者个人利益诉求的影响，以及社会百姓利益导向的影响。并且就很多方面看，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社会文化，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的形成都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着莫大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政策塑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促使了某种社会风气的兴起，甚至塑造了某种价值观。比如：“军功受勋”的任官制度促成了“尚武”的社会风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导致社会上出现“尚儒”之风；“科举制”的出现，促成了社会上“倡学”的风气，以及出现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但由我观之：社会文化，社会风气，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其中亦有利益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换言之，纠其社会文化，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形成的根本因素中包含利益因素。从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应该算：科举制度。从科举制的角度来说，科举制虽是选官制度，但是就其制度本身以及其内容方面所涵盖的利益因素而言，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就其制度创立来说，本就是统治者利益诉求的结果：其创立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削弱门阀贵族的力量，扩大统治基础，以巩固统治稳定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統治”作用。正是由于科举制的设立，才使得人们产生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认知。究其根本，是由于人们本就有进入官场的利益诉求，外加政府提供了渠道，人们才会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形成社会文化。否则若人们皆不想进入官场，即使有做官渠道，也不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文化。
若单从科举内容上分析，可能有些不妥。于是将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文化本身相结合起来看。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官方唯一认同思想。正如同前文所述，其出于文化专制的利益诉求，以文化上的“大一统”来加强政治上的“大一统”。于是，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无处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内容。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文化的形成，是受到统治者个人统治利益的影响。但就科举制度而言，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来源于人们对官职的利益诉求，以及其本身的内容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由于人们有进入官场的利益诉求，并且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为儒家典籍，让人们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学习，使儒家思想进一步成为人们共同认同的社会观念体系，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文化。并且从科举制在各个朝代所要求内容的不同，也会使人们与社会所认同的社会观念体系发生变化。如，当宋明理学成为科举要求的考试内容后，理学便从邪说一跃变成了人们所推崇的经典，并渗透进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对人们价值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宋明理学的地位变化决定性因素在政府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态度的转变是由宋明理学思想能否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为标准的。所以由上我们可看出社会文化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利益作用的结果。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文化，风气，价值观的形成受人们“进身仕途”的利益诉求影响。商鞅变法实行“军功受勋”；汉武帝重用儒生，民间遂儒学之风盛行；两晋时以“九品中正制”选官，“门阀之风”遂起。从根本上说，这都是受百姓想进入官场的利益诉求的影响。因为选官制度只是提供了进入官场的渠道，最终入仕与否还是取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所以说，无论是“尚武”的社会风气，还是门阀观念的形成以及“學而优则仕”的价值观的形成，不仅源于制度，政策的变化，还离不开利益因素的影响。
五、从史书看利益对历史的影响——历史永远是胜利者（既得利益者）的历史
中国二十四正史，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最好见证。但是，就史书而言一般情况皆是下一个朝代为上一个朝代编写史书。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的影响——为符合当朝统治者的利益，史书对于上一朝代的评价，描述便全需为当朝利益服务。而当朝史书，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利益诉求的影响。从历代皇帝统一组织编纂史书，亲自省稿便是证明。无论是宋朝编纂《宋太祖实录》还是清朝编纂《四库全书》都逃不开利益的影响。其实从史书中便可看出端倪。
1.史书中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史书中都被写成嗜好成性，卑鄙平庸的花花公子，但是另一方面李建成和李元吉又军功赫赫。特别是李建成助李渊起兵，率军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关，攻克长安。成为太子之后，又文可处理政事。武可率军打退突厥的入侵，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这无不说明李建成文武双全，上可安邦定国，下可戎马生涯。与史书记载格格不入。只可说明是李世民为使其玄武门之变“师出有名”而篡改了史书，将他的兄弟写成了平庸无耻之人，来维护自己“夺取”的统治权和既得利益。
2.宋朝史书中，最出名的便是“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宋史·太祖本纪》：“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其实，从其中便可知问题所在：黄袍不可能事先备好；赵匡胤出兵陈桥是由于传言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但是军队最终并未和敌国交战便回来发动政变。其实这也便是赵匡胤巩固权利后，为其篡权谋位套上伪装才修改的史书。通过这种方式来堵天下悠悠之口，以此维护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和既得利益。让周恭帝以禅让的方式将皇位“传”于他，便也是他为维护自己统治正当性的证明。
官方组织编订以《太祖实录》为代表的史书中，都是被官方审了又审，改了又改的。从官方组织编写史书，交由皇帝省阅，再按皇帝旨意修改。这些都可看出官方史书为维护统治者利益而不得不受到利益导向影响的事实。这也就是历史上很多诸如“斧声烛影”等未解之谜出现的原因之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以及后人对自己的评说，必须通过修改史书等一系列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这一切都包含着利益因素的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而塑造出为自身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并且根据统治现实利益的需要，在不同阶段将符合统治利益的思想奉为“官学”。并以此制定出相应的文化政策控制下层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思想“大一统”巩固政治“大一统”局面。
其次在统治者个人利益诉求的作用下，形成符合社会百姓利益导向的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选官制度，并由塑成了一个符合统治利益的文化环境。最终导致文化最终成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工具。
由此可见，利益因素在文化层面的重要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费正清。中国的思想与制度[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
[2]贾晓冬。贾谊政论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2010